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和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初是以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中介经由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来完成的。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有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泽东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邓小平哲学思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它要求我们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关系,本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各流派的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更新其内容改变其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共相”与“殊相”的全面展示——《世界佛教通史》书评北大核心CSSCI

佛教的产生、发展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特点。这是佛教的特殊性表现或“殊相”。除此之外,佛教还有佛教之为佛教的本质性规定,也就是佛教的普遍性内涵。这是佛教的“共相”。“共相”与“殊相”,是西方哲学中的术语,中国古代哲学中通常用“一”与“多”来表示。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汉语翻译中则通常用“普遍性”与“特殊性”来概括。     

冯友兰中国哲学视域中的《大乘起信论》研究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视域中,中国佛教哲学特色鲜明,义理深刻。在梳理中国佛教"格义""教门""宗门"三个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他重点分析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在他看来,印度主流佛教及其传入中国后衍化而成的三论宗、唯识宗乃至神秀禅宗,其哲学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具有鲜明中国化特征且为中国佛教发展主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慧能禅宗等,其哲学思想则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之核心,几乎都奠基于《大乘起信论》之"众生心"即"宇宙的心"概念及其思辨结构。这一"宇宙的心"的哲学思想及其展开对后来宋代理学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哲学大辞典》简介

中国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我们弘扬祖国文化,还是外国研究中国文明,都需要把握和探讨中国哲学。目前,讲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或工具书也有一些,但是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论”的整体,以论为主、史论结合地全方位展现其总面貌的大型工具书,国内尚还没有。这部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并初步发展。从中西交流和互动的视角看,此时的中国哲学史大致存在四种研究模式: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西方化研究模式,以钟泰为代表的中国化研究模式,以梁启超、张岱年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和以李石岑、范寿康为代表的初级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而这种研究模式的多元化情境在其后并没有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倡导它在当今的再现。西方化研究模式强调近现代转型的“世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历史的变异性;中国化研究模式则重视“还原”传统民族性征,从而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该是在“世界化”和“还原化”的互动中前进的。所以,西方化和中国化的研究模式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二者都失之偏颇,因此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将会处于主导地位。     

“经典时代”还是“子学时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开端与“中国文明的主体性”问题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     

略论新理学─—关于接着新理学讲的几点思考

引言：接着讲与创造的诠释新理学一开始就标明是“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那么,从方法的意义上,此接着讲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冯友兰对于其接着讲的思路,有一个逻辑的说明。冯认为,哲学是形式的释义,只是“以。心观大全”,只讲事物各有其理,而不研究各个理的具体内容（属于科学）,因而古今哲学不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哲学不可能超出前人的“大致轮廓”,只能更“完备精密”而已,此所谓“完备精密”,即在于思之能力即逻辑的进步。所以,冯友兰说：“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     

冯友兰“普遍性哲学”思想探析

冯友兰的一生不仅属于哲学,而且也属于中华民族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他一生的哲学探索,始终在为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亦即现代化事业寻找理论依据。从冯友兰早期哲学著作《天人损益论》对三种哲学的区分,发展到三史六书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探索,乃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于洪秀全、曾国藩的独特评价,以及最后第八十一章对于仇必和而解之客观辩证法的强     

简评《解读冯友兰》丛书

冯友兰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及哲学史家。他用“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努力,中外学术界也普遍认同他的这种努力并誉之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理程碑性质的贡献。三史者,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者,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研读“三史”可以想见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研读“六书”则可体会到冯友兰作为哲学家的思想扭力。冯友兰先生逝世后,哲学界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研讨会或纪念…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泽东做了开篇。本文拟主要结合毛泽东的几篇论著来简析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五四学人论佛教与中国文化传统

五四一代学人如何看待佛教与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本文打破了既往西化派和传统派的分析框架,通过对钱穆、梁启超、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熊十力、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具有代表性的学人观点的剖析,揭示他们在佛教中国化、佛教的历史贡献、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异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五四以来的各种思潮对与佛...     

中国人民大学批判馮友兰的哲学思想

在全民大跃进的高潮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的全体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写出了批判冯友兰哲学思想的论文八篇,共计约十万字。这些文章比较全面地批判了冯友兰在解放前后所发表的主要哲学著作和文章,而且批判冯友兰以前的哲学思想都联系到他解放后所散布的修正主义哲学思想,批判他解放后的哲学观点也都追溯到他过去的哲学体系。其中有些文章质量还是较好的。如:杨宪邦同志的“冯友兰的新理学——封建买办王朝的御用哲学”一文,着重揭露和批判“新理学”的阶级根源,揭露冯友兰全部哲学的政治内容是为蒋介石王朝的反动的政治纲领服务的,文章并且深刻地分析了冯友兰如何以他的哲学唯心主义、不可知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来为他的反动     

从榜样到边缘--"佛教范式"在中国宗教中的地位变迁

从宗教范式而不是宗教势力的角度看,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其范式由榜样到边缘的过程。在中国古代宗教格局中,自从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后,“佛教范式”便成为各种宗教纷纷仿效的榜样;但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宗教格局中,由于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和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佛教范式”便被边缘化了,而“基督教范式”则取而代之成为各种宗教纷纷仿效的榜样。“佛教范式”在中国宗教史中的这一地位变迁折射出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没有西方式宗教对立的“不排异”的宗教文化氛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回顾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回顾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毛泽东、艾思奇在３０年代后半期提出的。问题的提出及探讨的规模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结合实际应用和发展的新时期,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使之进入一个更加自觉自为的新阶段。回顾这段历史,一是借此纪念毛泽东的百年诞辰;二是为人们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一点启迪。一、问题的提出１９３８年４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并作了详细论证。“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称为新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必然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四前后开始传入中国,经历初步翻译介绍（１９２７年以前）和比较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１９３４年以前）之后,于３０年代中期进入通俗化（即大众化）传播时期。由艾思奇首倡并形成一定声势、产生一定影响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打破了哲学的神秘外壳,使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成为人们思想行动的指南。新哲学大众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很有意义。但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由于其整个并     

“仇必仇到底”究竟是谁家之哲学?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说：“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方克立先生认为,冯先生这个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至少是一种误解”。（参见《哲学研究）1987年第12期《全面评价冯友兰）一文）蔡仲德先生则认为,冯先生此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既非误解,更非歪曲…     

僧肇辩证思维研究北大核心SSCI

张彤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213千字本书尝试在中印思维方式融摄的视域下,立足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以辩证思维为研究对象,以僧肇“中道思维”“即体即用”思维为切入点,从辩证思维方法论层面探讨僧肇对中国古代哲学辩证思维、大乘空宗般若学辩证思维的融汇与转换,阐释了僧肇佛学思想的特质,并一定程度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特点和复杂性。     

从“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毛泽东提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中,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深刻揭示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及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内容、实质、途径和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因为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     

“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本文通过梳理分析“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分析了“两个结合”的意义、判准与演变中的不同理解模式，探索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所确定的历史方位，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所确定的，就是明确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品格和中华文化主体性。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开头就说 :此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 ,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又说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 ,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 ,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9年版 ,第 2 0 0页 )张立文教授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0 0 0年第 2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 :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文章。笔者受冯、张两先生的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