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乘佛教对于“真如”的不同看法

一、大乘佛教的思想体系按照佛教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印度佛教可以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数、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在印度有中观、瑜伽、密教之分;传到中国又先后形成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密、净土、律八个宗派。我们要探讨“真如”一词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大乘佛教各派的思想体系。因为各派的思想体系不同,对“真如”的看法也就不一致。玄奘的及门弟子窥基(632—692)     

论本体功夫思想的理论渊源

本体功夫思想（包括本体功夫范畴和本体功夫理论）,是在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自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分不开。然而,它之所以能产生,又有它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其中,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小胜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注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此外,本体功夫思想还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是在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从体用范畴到本体功夫范畴本体功夫…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地位和影响北大核心

《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印度马鸣菩萨所造,现今流行的版本为南朝梁代真谛译。这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为发起大乘信根而作的一部大乘佛法概要的论书。《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佛教的根本经典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大乘佛教思想的建立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思想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国佛教整体思想体系的形成。     

智颉大师研究

智频大师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圆顿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个部分，总括起来，便是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境行果”。天台宗就是依靠这套理论创立的。他的佛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     

佛境菩萨行:欧阳渐晚年的教法思想体系

欧阳竟无先生晚年创立的教法思想体系,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教思想体系之一。本文首先从“佛境菩萨行”的教法纲领、“立教”及作为文字教法的“佛学四科”三个方面,精细地考察了欧阳这一教法思想体系的内涵;接着将欧阳的判教思想与近代以来另外两大判教体系（太虚及韩清净二人的判教体系）加以比较,阐述欧阳判教体系的特质。同时指出如何将欧阳偏向“佛教化”的判教思想体系与太虚偏向“中国化”的判教思想体系,在更高层次上加以整合,实现“佛教的真精神”与“当代中国机性” 的协调,当是近代佛学巨匠遗留给当代中国佛教的一大思想主题。     

江西佛教祖庭文化的特点与当代价值

<正>汉传佛教中“祖庭”概念的产生，受儒家尊祖敬宗观念的影响，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祖庭”一般用于指称宗派发源地，以及在宗派发展中有嗣法地位与影响的寺院或道场。“祖庭文化”是指以祖庭、祖师为核心衍生出的思想、典籍、制度、建筑、文艺等文化的综合体，具有显著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特征。江西佛教祖庭文化迄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是印度佛教与中华文明互鉴的成果，更是佛教中国化的见证。     

佛教常识答问

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 (二) 佛教各宗派的兴起问: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弘扬和传播,有哪些发展变化,又有哪些学术成就? 答: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问:中国佛教有哪些宗派,可否请简单介绍一下?     

唐代五台山佛教史(续四)

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占先成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山名,在浙江省天台县。因隋代智凯禅师于此习静修学,著书立说,融合三教,破斥南北,而创立了“五时八教”的判教说,确立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修行原则,揭示了“一念三千”、“三无差别”、“性具善恶”、“无情有性”等殊胜的佛教义理,发展了僧肇的“立处即真”、慧文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慧思的“诸法实相”等理论,从而奠定了一宗的哲学思想体系,故称智凯为天台大师,其创立的宗派为天台宗。天台九祖湛然曰:因其是“以《法华》为宗旨,《智论》为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     

荀子德论研究

“德”在荀子思想体系中不仅是一个反映人类社会行为规范的伦理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统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哲学范畴。荀子还在其思想体系中阐发了其系统的德治思想,因而“德”在荀子思想中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学范畴。系统考辨“德”在荀子思想体系中的三层含义。对于全面把握荀子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 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当代中国大陆的华严宗

华严宗在中国有着13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华严思想不仅作为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传,而且一些还被其他宗派吸收融合;华严宗的圆融思想也深受广大信徒的喜爱,并成为修行目标。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一个重要派别,其创宗依据的经典《华严经》,素有经中之王之称,自古即有不读华严,不知佛教之富贵     

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世界史与解经学的并重 当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新领域北大核心CSSCI

文献学与解经学的结合,将是佛教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代佛教学术的基本形态。在这场佛教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世界史”观念是决定性的思想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研究在我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大批重要学术成果。     

大石志磐与宋代天台佛教——第五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近年来,关于中国佛教宗派问题的讨论在国内学界掀起一股热潮,虽然出现了对宗派研究范式的怀疑、反思、批判、解构,试图打破宗派论述的固有框架,但新的研究范式的建立仍有待探索。不论肯定还是否定这种研究范式,这股思潮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佛教宗派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引发了对此问题的许多颇有价值的深度思考。例如,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其宗派意识的成立与祖统法脉的建构,与其说是从隋代开始的,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

正《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佛     

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

从总体上看，２０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