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哲学诠释的传统有密切关系,王弼和郭象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时期,自此以后,以较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阐发思想家的哲学体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朱熹、王夫之是古代哲学诠释传统的高峰,牟宗三则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代表.本文认为,西方诠释学从原则上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体系重构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和论证,但西方诠释学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哲学的诠释传统,中国的哲学诠释传统的典型形式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行哲学体系的建构或重构,打破了西方诠释学理论所说的"诠释的循环",从而构成了对西方诠释学的一种挑战,回答这种挑战就可以丰富和发展诠释学理论,并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理解和说明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     

超越理解:社会科学的当代哲学诠释学进路解析

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是一种与分析哲学相对立的社会科学分析进路。20世纪80年代随着哲学诠释学的兴起,围绕"社会科学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社会科学认知与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形成了实用主义"新诠释学"、先验诠释学、系谱学诠释学、激进诠释学、弱化诠释学等多种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它们的发展将决定哲学诠释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能否成为不同于分析哲学进路的新的研究范式。     

成中英教授再谈本体诠释学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是国内学术界知名的海外华人学者.自1956年赴美留学起,他就立志要“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重建中国哲学”.他创立了“本体诠释学”,致力于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1992年6月,成教授回大陆参加学术会议.6月19日,笔者应约随著名中国哲学史家方克立教授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访问了成先生,他集中谈了有关本体诠释学的几个问题.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即哲学史讲哲学——关于哲学与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哲学学科内部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事哲学创新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基本的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等。依托哲学史提供的哲学智慧,结合现实给哲学提出的理论问题从事哲学创新,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看轻哲学史的价值,进而看轻哲学史的课程与教学在哲学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类型是多元的,哲学创新的途径也是多元的,而"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     

框架诠释学:框架理论的诠释学与现代性批判意蕴

泰勒的"框架诠释学"既注重对现代性理解的前理解条件及其作用的探究,在理论品格上倾向于哲学诠释学;又特别注重通过诠释进行社会批判,其诠释学思想又表现出诠释哲学品格.他的框架理论兼具哲学诠释学与诠释哲学的维度,具有一种明显的居间性,这说明现代诠释学不仅可以在哲学存在论上被理解,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哲学研究之中.泰勒的...     

浅析阿道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哲学尽管一再被宣称死亡,但它从未真正死去,而是不断地再生,戴着变幻的面具。问题于是随之而来:那些变幻的哲学还是哲学吗?关于什么是哲学,从柏拉图到德勒兹,众说纷纭。而在哲学史家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看来,哲学乃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哲学史、尤其古代哲学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作为第一哲学的超越论现象学

胡塞尔将他的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称作"第一哲学",强调它是一种由最终根源奠立的普通科学的开端和基础,它正是要研究那些最初的、自身包含一切存在与真理之起源的东西,即超越论的主观性.一切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从这种科学中寻求它们的全部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它们的一切方法的、一切其他原则的最后来源.胡塞尔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表明,这一思想也是贯穿于数千年哲学史中的统一动机,并且已在历史上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就.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正是要揭示这种超越论主观性的领域.他称这种方法是一种全新的反思方法,是彻底的纯粹的对自身的思考,是完全不同于自然态度的"非自然的"态度.但是胡塞尔在这里提供的不仅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而且同时还提供了一种有关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即现象学还原的"理论".     

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解析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大陆和港台分别发展。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劳思光出版了《新编中国哲学史》一书,运用西方逻辑解析这个"思想上的显微镜"去探寻中国哲学的"基源问题",以"心性"等理论为设准阐释和评价中国哲学,尝试写出一部"有哲学"的中国哲学史。解析劳思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对于把握港台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推进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深入研究、继续探寻当下或未来的中国哲学史书写方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中国诠释学建构的两条路向

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源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中的意义焦虑,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国经典中所展现的思想文化传统。余敦康、景海峰、李清良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理论方法来建构中国诠释学,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将中国经典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揭示出来,以便更好地发挥其中国文化的建构作用。洪汉鼎、傅永军等学者则力图借助西方诠释学使中国经典中的传统思想经过哲学化后进入普遍的世界哲学,融入其所理解的现代性。二者对哲学普遍性的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从20世纪所流行的现代化思潮转向比较视野下的文明论是中国当代学术界的重要趋势。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诠释学本身不是思想表达的主要理论形式。中国话语的当代建构有赖于对文明结构的深刻把握,而诠释的技艺是促成此项思想创造的有力工具。因此,无论是弘扬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将中国传统经典作现代性转换,事关思想本身,而非诠释学理论所能负载的使命。中国经典诠释如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思其普遍性的文明意义,是现代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应有之义。     

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传统及其问题

哲学诠释学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上,中国哲学发展了不同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哲学诠释学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道与言,而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的问题则有四个：道、言、智、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具有逻辑的自足性与自洽性,它在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呈现为思想理论的圆环。     

当代西方“实践智慧”问题研究的四种进路

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积极地阐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并在当代的思想与实践语境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与解答,形成一股实践智慧复兴的潮流。在诸多关于实践智慧的哲学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四种研究进路:伦理学进路、存在论及诠释学进路、修辞学进路,以及后现代进路。本文旨在对这些进路分别进行扼要的分析和述评,为读者呈现出当代实践智慧研究的一个全景式的概观。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契先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杰出代表之一。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逻辑结构的开发、基本精神的新思两个方面简要展示冯先生的理论贡献。逻辑结构的开发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对子”结构上,整个中国哲学史几乎被描绘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突出强调了哲学中的党性原则以及哲学与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文革”之后,不少学者逐步摆脱“左”的思维方式的限定,他们以黑格尔、…     

诗酒中的美好生活与思想世界——哲学史“泛化”书写的一个尝试

长久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纯化"研究进路,即围绕纯哲学的问题、概念来展开研究。按照萧萐父先生的意见,中国哲学史的"泛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即从一般文化现象入手来展现人的智慧创造。在此意义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酒"的诗歌,也可以作为哲学史研究的思想资料来源。传统文人围绕"酒"进行的诗歌创作,从早期的礼仪生活和秩序精神的展现,演变成后来的文人个体心性、情怀、志向的反映。文人的诗酒意象,呈现他们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感性维度,也展示了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世界中的非理性气象。对于诗酒及其蕴含的思想维度的探究,是哲学史泛化书写的一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或可拓展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进路。     

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

当代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学界称之为"情感儒学"。他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情感是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儒家哲学是情感哲学"等一系列重要命题。他的哲学思想有"主体""心灵""超越""境界"与"自然"这几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并由"情感"观念贯通起来。他有一个重要命题即"情感可以上下其说":往下说,情感与生理心理相联系,就是主体心灵的感性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下的自然经验;往上说,情感与实践理性相联系,乃是主体心灵的超越层面,即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体验。情感儒学实可谓两千年来儒家主流哲学之大翻转,即颠覆了以宋明儒学为代表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的观念架构,回归孔孟的情感本源观念,由此引发了当代儒家哲学研究的"情感转向"。     

我与《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

正《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学术研究刊物。自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之后,即开始筹办《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以推动全国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于1980年刊出了第一期(创刊号),之后每年刊出四期,作为季刊出版。我有幸一开始即参加了这一杂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主编是辛冠洁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副主编是张绍良与丁冠之两同志。我们的杂志就挂靠在哲学所。我之所以被邀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当时大概是与张绍良同志有关。     

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

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1870-1945)批判欧洲哲学的心物、主客二元论,提出心物、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与"绝对无的场所"论述,为该学派哲学建基。而批判式继承西田哲学的田边元(Tanabe Hajime,1885-1962)于1922-1924年留德期间,从学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两者哲学的批判,成为田边哲学体系形成与转变(从战前的"种的逻辑"到战后的"忏悔道哲学"、"死的哲学")的其中一个参考点。田边在批判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即存在哲学)后,提出异于两者的新哲学形态,即"绝对无即爱"的实践哲学。此种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渉史,是审视近现代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轴。从这种交渉史的视野来阐明田边哲学的形成及发展,不仅能够对目前的田边哲学研究或日本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方向,而且能为当代现象学研究或对现象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比较的资源。     

道论诠释学的基本构成与理论特征——以林安梧先生诠释学的存在论为中心

作为当代儒学理论建构系统的典范之一,道论诠释学以"道"为核心,在创造性地综合儒道佛的基础上以"存在三态论"重构了中国哲学的古典存在论,阐明了与这样一种"道"之存在论密切相关、相互支援并且具有一定方法论特征的道之"诠释学"。这种道论诠释学蕴含着诸多富有独特意味和创造精神的理论特征与思想价值:以"诠释学"这一理论框架重新整合、安置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以"存在三态论"这一思想建构有机地综合了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儒道佛三大思想系统,厘清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与相应关系;高度重视社会历史生活总体视域下的意义诠释与生存实践活动,具有明确的实践哲学特征;适当地提升了语言在中国哲学中的存在论地位。     

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都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但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历史上考察,"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