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韩非法律思想中的"法、势、术"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韩非者,韩之诸公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使于秦,遭李斯、姚贾陷害,被迫服毒自杀。韩非的法律思想以“法治”为核心,提出了法、势、术相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为了实行“法治”,韩非认为首先必须有“法”。如果不重视“法”,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韩非子     

儒法学说的比较——兼论商鞅变法中的斗争并非儒法斗争

<正> 一、儒家并未否定“法治”,法家亦并未否定“人治”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法制并不完备。所谓“法”不过仅限于刑法,另外,还包括一些“政令”在内。从现代法学意义上来说政令不是法律。而现代法律所包     

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论争的法伦理启示

19世纪以来西方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围绕德法关系的论争可以成为当下中国法治建设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法伦理启示.这种启示具体表现在:“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之争将有利于法律伦理基础的确立;德法有无联系相辩的必然逻辑是对法律运行的伦理规制;道德是否应该影响法律之歧见将使法律功能得以正确定位;对法律“形”“神”问题的不同关注将有利于法之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获得.     

《管子》“以法治国”思想辨析

《管子》的“以法治国”思想不是将法治绝对化,而是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与农业经济、德治以及法律实施的辩证关系,认为发展农业经济是法治的基础,主张“富民”是法治的前提;同时认为法治是实现德治的保证和手段,二者并不排斥;还强调公开、严格、公平地实施法律是实现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从“以法统治”到“以法主治”——略论中国传统法治精神及其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法律思想传统中的基本法治理念是“以法统治”,力图通过君臣上下的普遍守法来确立一种合乎理性与公道正义的稳定社会秩序,这种法治理念把法律作为专制君权的统治工具,因而不可能对君主、政府及其官员设置实质性的有效法律限制,也使其与“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理念相异质.然而,“以法统治”的传统法治理念也包含一些与“以法主治”的现代法治理念相通的因素或精神,对于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来讲,仍然具有可资借鉴的基础性意义,我们深信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在吸取和借鉴这些因素或精神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走向“以法主治”的新境界.     

凡法律不都是定罪量刑的

《法律业务形式逻辑》第四页(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中写道:“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是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绳。”这个判断从法律的功用出发,给“法律”下了两个并列的定义。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一定义,无可非议;法律“是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绳”这一定义,则违反了定义项外延与被定义项外延必须全同的原则,犯了定义过窄的错误。“法律”包括宪法、刑法、民法、经     

论“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

“以德去刑”与“以刑去刑”作为儒法之争的焦点,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这种传统的“德治”与“法治”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涵,应当辩证吸收。鉴古知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实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略谈《古兰经》中有关立法的特点

伊斯兰教法源于《古兰经》,为穆斯林确定了宗教仪规、生活准则和处事原则,旨在引导穆斯林敬主顺圣,趋善避恶,立身处事。教法学家归纳伊斯兰教法的定义是:真主的召唤,通过命令、选择或声明而与民众的行为息息相关。从该定义可以看出,伊斯兰教的法律本质与世俗法律截然不同,它的基调是宗教伦理性质的,因而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立法。所以,单就伊斯兰法学界所通用的法律术语“沙里亚法”()亦语出《古兰经》,并通过该词明确提出,这部法律系真主所定,称之为常道:“然后,我使你遵循关于此事的常道,你应当遵守那常道,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45∶18);…     

王船山论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

船山学研究史上,关于船山是“人治论者”还是“法治论者”一直聚讼不已,其中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理解船山法治思想的钥匙,即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船山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在于船山认识到了法治与政治权威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山声称“任人任法,皆言治”,揭示了政治权威与法治的辩证联接;第二,船山主张“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强调了政治权威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船山宣扬“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凸显了良法对于制约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正确理解船山的法治思想的关键,而不应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法律信仰转型中人的主体性

在西方法律传统的演变中,法律信仰的转型是伴随着人的主体性的凸显而发生的。基督教理论承认人的有限自由意志,在上帝之下,君主必须服从神法和以神法为依据的法律,个人意志可以高于君权,由此形成了神权保护民权、对抗王权的局面。在自然法理论中,自由意志被理性所取代,人依赖理性就可以制定出符合神法和自然法的世俗法。理性主义则认为,人不再需要神的帮助,仅凭理性的命令就可以制定出符合理性本身的法律,获得对法律的信仰。西方法律信仰的转型经历了从自由意志到理性主义的演变历程。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基础是理性主义,将“公平”、“正义”等法治观念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对处于目前文化境遇中的中国人来说是必然的选择。     

法治一元与中国法律传统

法治是一元的,法律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法律形式多样,不乏善法的存在,但是缺乏法的统治,所具有的善法只是人治的l工具,中国法律传统中更多的是非法治因素。法治多元理论偏离对法治正确认识,引起理论混乱。抛弃法治多元理论,正确认识中国的法律传统,对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实施好《民法典》对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作用

<正>发挥《民法典》基础性法律作用，挖掘其公法价值，是新形势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宗教事务的一个重要命题。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宗教法人制度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宗教法治体系从公法主导型管理规范逐步向公私法融合型治理规范发展。在“民法典时代”，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宗教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     

道德建设是构建法制社会的重要基础

“法治”对“德治”的前提和规范作用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而“德治”对“法治”的基础和制约作用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本文试图通过论证道德对法律的基础和制约作用,指出道德建设不足是当前我国遭遇法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构建法制社会的具体措施。     

集多方之力 做有益尝试——全国宗教院校《法律基础》教材问世

领导关心、众人期盼的《法律基础》教材,终于付梓印刷了!望着明湛新晰的书样,夙愿终成,禧禧释负;想着墨香缕缕的书本,面世临人,惶惶待评。在为这一局领导亲自指导、各方面大力支持、编审人员共同努力的成果而兴奋之余,还想就课程的定位和教材的内容、体例等情况,作些说明和介绍。一、课程的定位　　党的十六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法治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一大批法律专门家的努力,需要包括立法者、司法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律人群体运用法律专门…     

法治社会的德治理论——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时，有人担心这一方略是否会带来人治的后果，也有一些法学家则对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好的治理方式是法治，因为法治实质是法律家之治，而且我们也可以培养充分而全面的法律人才，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简而言之，法治具有极大的可操作性，相反，德治却不具有。所以“在法治正在全面推行的社会里，德治应该缓行”。面对这一质疑，伦理学工作必须做出解答，当然这     

法与义之辨--亚里士多德与荀子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和荀子都关注群体生存的秩序问题，也都强调运用法律以抑制人性中的恶，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完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的根本性，人治只是法治的补充，旨在通过对法律的严格遵守以实现正义。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更多强调了超越于法律层面的，更丰富的对“义”的追寻。对两位哲人法律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凸显法与义的彼此补充与内在张力。     

试论管仲法治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仲是法家的先驱者，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本文对管仲法治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作出理性探析，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法律之治优于智慧之治，法应当符合事物客观性及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法应是公平、正义之法，君主、官吏应同样守法的思想，体现或隐含着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对现代法治具有借鉴意义。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