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伦理文化与临终关怀

文化就是人化,它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与发展,赋予临终关怀丰富的文化意义,深刻影响着临终关怀发展。中国伦理文化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它的血缘文化、情理文化以及孝文化的方向深刻影响我国社会公众对临终者的态度、观念和行为,阻碍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尤其父权制的解体、社会组织伦理的兴起以及民众权利意识增强,为消除伦理文化对临终关怀的影响提供机遇,也有力促进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高消费的伦理审视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高消费问题日渐突出,呈现出物质化、时尚化、符号化、超前化、利己化等群体性消费特征。新生代农民工高消费的伦理成因主要源于国家、社会、家庭三个层面,包括制度不平等、基于社会认同的意义建构以及家庭中消费利他主义的衰退与利己主义的兴起。解决高消费问题的可能性伦理路径在于年轻的农民工群体形成"绿色消费观",进行"绿色消费"。     

中西乌托邦观念:比较研究及文化启示

"乌托邦"是人类对现实中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社会理想的一种总体性构想或设计。通过对中西乌托邦观念的比较研究,以此作为理论契机折射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补充与对话,在"历史的终结"乐观主义背后的现代性之隐忧中,尤为凸显其意义。在文化领域引入乌托邦,从中发现和吸取社会进步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使人类的现代文明健康发展。     

《中国治理文化研究》评介

正由景枫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治理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做了有益的探索,通读一过,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和推介。第一,提纲举要,揭出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特点。本书在对中国治理文化进行一般性概括之后,从"道德治理文化"、"法律治理文化"、"民间治理文化"勾画全篇,最后对中国治理文化的当代意义进行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治理方式、渠道、手段多种多样。但就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文化层面而言,道德与法律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早在"中国轴心文化"奠基的先秦时期,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刑德"问题就是核心问题。秦汉以后的古代社会,"刑德"问题又转化成"儒法关系"问题,二者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长期斗争而又融通,成为中国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骨干和支柱,抓住这两个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治     

仪式与文化结构——云南建水祭孔仪式与地方文化内在关系研究

本文以云南建水县祭孔仪式为对象,讨论仪式和身体实践对于社会文化结构形成的作用。从该仪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仪式被赋予的意义体现在仪式操演中。这些意义通过人的身体实践外化而形成了与仪式相关联的特定文化结构,由此展现出从社会赋予仪式意义,再从仪式传承意义到个人的过程,这正是社会记忆的传承与更新过程。     

中国古代士文化与英国贵族文化比较研究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士”的出现,他们对于政治、生活、现实都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与情感体验,并由此形成一种士文化。他们向往着“达则兼济天下”,但更多时候处于“穷则独善其身”的境地。英国贵族文化是随着贵族阶层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直到今天它还无处不在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形态,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对社会责任感的注重,对思想自由与精神充盈的追求,对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独立的强调等。同时,作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分析比较这两种不同文化形态,对于把握中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技术的文化塑造与技术多样性的政治学

技术的文化塑造是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的具体化."文化塑造"一词具有多种意义,在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中,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具体而言,技术的文化塑造涉及到技术发展中的文化意义和技术政策的意义,它反对长期流行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即技术统治论式的技术政策.本文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技术的不确定性循环"这一概念,即认为新技术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特征,并构成了以后的系列问题.技术的这一循环特征包括了以多种方式相互交织的不确定性.而技术的不确定性循环,则必然要涉及到技术的多样性,以及技术创新体制和互动创新网络的构建,并最终关联到技术多样性的政治学的构建.     

三代巫文化范式转型刍议——以礼乐和占筮为中心

就三代文化而言,夏、商、周的文化模式虽有所不同,但却呈现出一种连续性的气质,这种连续性乃是由三代文化共同的源头——巫文化所决定的。在三代之际,巫文化范式的转型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第一,由祭祀发展而来的礼乐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延续了巫文化的宗教信仰成分,另一方面又凸显出人的自主性,这套制度使得巫文化的重心由天道向人事靠拢,由事天向治人转化。第二,以卜筮尤其是《周易》为代表的术数文化,以"数"与"象"为基础,构建了一整套对神明也起制约作用的宇宙法则,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为人类从宗教迷信走向理性思考提供了可能。     

农民工社会认知状况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以465名农民工为被试,采用有较高信、效度的自编农民工社会认知状况调查问卷,考查农民工打工生活和城市融入的社会认知状况.结果发现:(1)农民工的整体社会认知状况尚可,平均得分高于3分临界值;(2)不同年龄、婚姻、学历,打工次数、打工时间的农民工的社会认知差异显著.年龄较大的、已婚的、学历较低的、有过多次打工经历的和打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社会认知更好;新生代农民工较第一代农民工社会认知低,呈明显的代际特征;(3)收入较高和从事职业较好的农民工社会认知得分更高,即收入与职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认知.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机制

本研究考察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集体主义倾向和权力距离感）与当前社会信任危机引发的各类受骗事件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感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来自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12家制造企业的676名农民工参加了调研。研究结果显示,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分别有直接的抑制和促进作用;集体主义倾向、权力距离感和受骗事件通过组织公正感的中介作用,对农民工心理契约违背的感知有着间接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社会阅历、生活期望、外出动因、行为方式等方面较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差异,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城市文明更深刻的冲击和振荡,因此呈现出矛盾的整体特征,这种价值观现状与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自体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社会应该从制度变革、组织引导、培养提升三方面入手,缓解并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矛盾现状,引导他们完成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渐近和归依.     

文化的差异、错位与冲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再读

谢和耐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揭示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和基督宗教"首次真正的交流"的意义。谢氏强调的"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彼此互动的态度和期待的错位,而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方式以及交流在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结果。今日再读谢氏的著作,重温其理解现状"不能完全回避过去"的论述,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和研究仍有借鉴价值。     

齐文化法治思想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研究

本文从"齐文化法治思想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齐文化法治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应借鉴齐文化优秀法治思想"等三个方面来论述齐文化中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法治思想不但对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优秀成分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走出文化危机的困境——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思考

面对当代文化危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英国的本土哲学和文化研究传统,对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运用"从下到上"的分析方法和改造文化主体的致思理路,形成了一条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独具特色的分析路线。     

行进中的现代性: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政治”

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是中国从现代化中期向现代化后期转变进程中的"行进中的现代性"的影子,有着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因为具有农村户籍居民和城市务工人员的双重身份,新生代农民工在权益焦点、表达方式及其实践效能等方面,既有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密切关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之中呈现的私力救济困境,既反映出农民工的城市市民化和乡村农业产业工人化之制度容纳的迫切需要,更折射出农民工自身之公民主体性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习得养成的重大意义。制度与文化是促进"身份政治"改造并最终促成其向"公民政治"转变的两大推动力。     

论审美文化与社会时尚

当审美文化与社会时尚相遇合时就形成审美时尚。审美时尚的背后往往有某种社会文化心理与之相伴随。审美时尚以社会时尚为背景,以社会文化思潮为情感动力。审美时尚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审美时尚直接影响到个体审美观念的形成,影响到个体审美趣味的取向。不同年龄、性别的审美个体受审美时尚的影响各有差异。审美时尚还体现为审美欣赏与审美创造实践中的一种趋势、潮流。审美时尚,作为一种渠道或方式,有效地实现着社会心理对时代审美意识的影响。     

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

在社会革命的压力下,文化会产生一种应激性的变形与复原,它有一种自在的逻辑,当它与外在的社会逻辑相叠加,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基于这种思路,本文考察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逻辑、文化的逻辑,以及二者的重叠——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包含了:革命的情感化与审美的理想主义,形式感与美感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要素的"意识形态";文化的机制化与意识形态的"审美化";传统在革命中的"变形"与"坚持",以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风格而被接受等。     

文化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文化认知理论的解释

文化认知理论旨在从个体层面研究与文化因素相关的个体风险感知差异。它以"格-群"维度划分文化世界观,"格"维度衡量社会的制度化程度,"群"维度衡量社会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程度,由此编制文化认知量表以测量个体文化理念差异。目前已验证认同保护认知、偏见同化与群体极化、文化易得性、文化可信性、文化认同确认五种作用机制,并在情感启发式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文化冲突模因作为中介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后续研究可推进文化认知测量工具的跨文化检验与本土化修订,并在具体风险主题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公共风险管理对策。     

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入阐释了文化自信的现实根基、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指导。文化自信的内涵呈现为实践维度、理论维度、民族维度、时代维度和价值维度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前两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性";民族维度和时代维度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身份"属性,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位";价值维度则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定向"。理论与实践的"定性"、民族与时代的"定位"与价值的"定向",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系统结构体系,同时也在根本意义上构成了文化自信的中国表达。     

论泰国佛教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渊源

泰国佛教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是两国社会文化的综合表现,也是人们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直接反映。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中国与泰国所呈现的建筑文化也有所不同,泰民族在吸收中华文化精华的同时,保留自己本土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相互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国佛教建筑文化景观。由此可见,泰国佛教建筑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虽然有着深远的历史关系,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各具本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