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石中蟾蜍形象与长寿文化刍议

蟾蜍形象作为汉代画像石中显现与月亮最为常见的图像。嫦娥奔月与不死之药的传说赋予了蟾蜍与长寿的密切联系,蟾蜍作为长寿的象征不仅与汉代人们的月神崇拜有关,还与蟾蜍丑陋的外在形象、行动缓慢的行为特点、可以两脚直立并行的行为特性以及蟾蜍重要的药用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蟾蜍的这些特征丰满和深化了蟾蜍形象与长寿文化寓意的文化内涵。     

《易传》圣人形象初探

《易传》中的圣人形象有一个由原始儒家以品德、知识论圣人,到汉代儒家以得位、法治论圣人的发展过程。而圣人的形象,也由品德卓越的人,变为兼具完美人格与理想地位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对圣人之道的理解、对贤人的认识、对圣人作用的确认等思想因素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画像石中“鱼莲”图像研究

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民族形象的文化史诗,蕴含着丰富的汉代先民们的智慧。在这其中,有以"鱼"和"莲"图像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概括性地介绍了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汉画像石中的"鱼莲"相结合的图像的基本情况以及汉代先民崇尚鱼、莲的缘由,并分析了其背后蕴含的象征意义。     

洛阳汉代墓葬壁画中所表现的儒、道思想

洛阳汉代墓室壁画是中国的艺术瑰宝,是迄今发现的能够代表汉代绘画发展水平的杰作,其古拙的艺术风格和娴熟的绘画技法,对中国绘画艺术产生过积极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洛阳汉墓壁画中表现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儒道思想观念。在那些形象生动、奇形怪状的绘画艺术背后,蕴藏了汉代先民对天地自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表达了他们对生命世界的永恒追求,展现了中国神秘文化的博大精深。     

汉画像鹿图像研究

鹿自远古始,便与先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鹿在古人的生活、娱乐、信仰等活动中,通常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代之前,在岩画、漆器、玉器、青铜器等造型艺术中,形态各异的鹿形器具俨然已经成为各个门类的艺术形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艺术作品之中,不难看出古人的鹿崇拜信仰,他们将鹿作为一种充满神性的动物并用之于祭祀性活动。汉画像是汉代人的文化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进入汉代以来,以黄老之学与讖纬迷信思想为主导的观念体系,使得汉代至上而下形成一股求仙的狂潮。鹿具有的神性作用在这种儒道兼备的观念的推动下持续地发展着,并通过汉画像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     

汉墓中太一升仙图的母题溯源

陕西定边郝滩出土壁画与此前陕西靖边、陕西西安、山东微山、内蒙古鄂托克旗、江苏徐州的七块画像存在密切联系。从绘制格套与画师意图切入,可知郝滩壁画的母题符合汉代宴乐绘法的基本格套,注重通过"围观"绘法来凸显画面主体。定边、靖边壁画中太一等神非为图像强调的主体,而属于"边缘与陪衬",其作为迎接尸解登仙的核心神祇出现于宴乐格套中"围观"的主位。汉代宴乐图与升仙图的绘法、布局均存在沿袭。以往汉代壁画中被研究者判定为"宴乐图"主题的图像应为"升仙图",借此可证两汉时期本土宗教观念到宗教形象的逐步型塑过程。     

我国古代美术史中的汉代写实绘画研究

文章讲述了我国美术史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中国美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出了汉代绘画的特点和其在当时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研究了汉代写实绘画在物体形象上和绘画技法上的追求,以期能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角度来处理汉画的历史叙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美术学,感受我国传统美术中呈现出来的强烈感染力和创造力。     

略论先秦两汉民间的灶神崇拜

灶神崇拜是从原始社会火崇拜发展而来的，早在周代，灶神就已从火神的煊赫地位降至“居人间司察小过”的小神。汉代的灶神既能给人们带来富贵尊荣，同时又司察人过，上白于天，是上天派驻各家监视人们行为，并主一家祸福吉凶的特派员。汉代灶神的形象已脱离了先秦时期半人半兽的特征，不但以人的形状出现在神坛上，而且又从老妇演变为有名有姓、拖妻带子的男子，是一个人间气息十分浓郁，完全人格化的家庭神祗，已完全融入中国的世俗社会生活中，成为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神灵，相沿至今的腊月祭灶习俗即始于汉代。     

新美学史范式下的汉代美学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与书写中,汉代美学长期处于薄弱环节。依据美学史的研究范式,其原因有二:汉代艺术与非艺术界线的模糊、知识系统内容区分的含混,以及思想家理论抽象思维的不足,与美学作为艺术哲学的界定之间存在错位;汉代美学发展的非同一性,与美学史书写的启蒙史观之间存在错位。基于此,《中国美学经典·汉代卷》通过艺术哲学向文化哲学的位移,和从中国美学自身特征出发对启蒙史观的调整,得以形成新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范式并介入两汉历史,从而为还原汉代美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可能。该书运用新美学史范式重新建构了汉代美学史料体系,展现了汉代美学的多元性、丰富性与敞开性,凸显了汉代美学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独特价值。     

从汉乐府民歌看汉代女性的家庭地位

乐府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新的诗体,它继承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汉乐府诗的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代社会现实的再现,在乐府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既有社会底层的女性,也有平民之家的女性,还有富贵之家的女性。她们身份各异,家庭地位也不相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政治、经济、礼教等方面对汉代女性的深刻影响。     

儒家思想下汉代女性服饰审美

汉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较为活跃,武帝之际,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确立了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各层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代服饰的审美取向,形成了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汉代女性服饰作为汉代服饰体系中的一大分支,其丰富的服饰类型承载了汉代深厚的文化哲理,是研究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的形成、标准与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汉代服饰的认识,以汉代女性服饰为研究点,探索汉代女性服饰审美取向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出汉代女性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特点。     

汉代民俗与巫风初探

巫风兴盛是汉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本文以宗教学、民俗学有关论著为依据，搜集了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相关材料，对汉代民俗中的巫风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汉代巫师活跃的经济诱因；并以巫医盛行、淫祀泛滥、解除与厌胜、数术为世人所崇信等方面，概括了汉代巫风的主要表现形式；还对汉代的各种禁忌进行了探讨。     

汉代陕北画像石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以人为本"的设计宗旨,"生活化"的内容描绘,形象刻画的具体写实,是汉代陕北画像石独有的艺术特色.陕北汉代画像石仅存在了40年,且数量较之河南、山东、江苏、四川都少,但其人性化的设计理念,使其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为之多了一层神韵.其特点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郑玄《尚书·金縢》注探微

郑玄对<尚书·金滕>的注解在有关史实上与<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汉代其它相关文献的记载有重大差异,导致经过郑玄解读和阐释的周公形象与其它文献中记录的周公形象大相径庭.郑玄<金滕>注刻意突出了周公谦恭礼让的品格,淡化了周公当仁不让、摄政平乱的刚毅果敢.郑玄的这种解读与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有关,寄寓了郑玄对当时政治问题所发表的...     

汉代的“谣”与社会批判意识

当我们考察汉代的社会与思想时,会发现汉代史籍中记载的大量的“谣”与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生活密切相联.这些“谣”往往以曲折的方式对后来出现的政治事态作出预言,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及一般社会民众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因而它们构成了汉代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对汉代作为预言的“谣”所表现的社会批判意识作一简要的说明.     

汉代有翼仙兽:从多样形像到新创典范

汉代画像石上有翼仙兽和无翼仙兽的形象意义基本一致,翅膀并非仙兽必需的特征。尽管有翼无翼的造型没有明确规律,但能带翅膀的神兽往往是被挑选过的。除了少量的他种翼兽造型之外,有翼造型基本限于本来就是先秦文化中地位等级最高的神兽:龙和虎。因为老虎属于保护天界西域的神兽,与牠接触后死者才能升天,故在汉墓画像上带翼老虎的资格比龙更高,构图数量远多于翼龙。且之后从翼虎、翼龙、翼狮等形象衍生出新的艺术主题——辟邪,并从汉代风靡至唐代。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汉镜、汉隶的美学内涵探析

汉代思想体系的形成,主要受到儒家、道家和阴阳五行等思想的影响。汉镜、汉隶的美学内涵是汉代思想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上的内在体现。汉镜的世界、汉隶的线条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儒"与"道"的沟通与融合。汉镜的图案、纹饰和铭文体现汉代人的阴阳五行观念和人生观。汉隶"水平线条"的稳重,表达了汉代人希望富足和乐地在人世中繁衍生息的美好愿望。汉隶的水平线条,不仅是书法里的线条也是汉代人日积月累的共同心理和情感的文化符号。     

汉代诸子学与汉代学术--兼评《汉代诸子与经学》

“合”是汉代诸子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合”不是“大杂烩”,而是指各家彼此渗透、相互吸收和融合。正是这种思想的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的发展,才形成了汉代诸子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两汉时期的政治社会因素不仅为诸子之学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土壤。还直接影响诸子学的发展方向,使汉代诸子与先秦诸子有截然不同的表象,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明显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川渝地区汉代石棺画像伏羲女娲交尾类型研究

川渝地区汉代石棺画像中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根据其交尾程度不同可分为未交尾、简单交尾和复杂交尾,每一种交尾类型的伏羲女娲形象的特征和寓意都不尽相同。通过对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交尾情况进行分析,基本可以得出该类图像在巴蜀范围内的传播路径和演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