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和阶级政治

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引起人们广泛争论的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曾断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就像煮冰块一样是意味深长的。M.弗里德曼认为,资本主义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在I.克里斯托尔和D.贝尔看来,社会主义对民主的遗弃则导致了社会主义的死亡。他们在这里不仅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能够提供民主和繁荣,而且还意指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甚至理想性信念的崩溃。 但是,社会主义者仍然执着地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有着非常牢固的密切联系。N.普兰查斯在他最后一部著作的末尾写道:“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民主的,或者它根本就不会是     

卡尔·马克思在林苞

本文为胡克《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这本论文集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胡克捏造了一个他自己在林苞会见马克思的荒唐神话,妄图借马克思本人之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最露骨地表现了他姿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并以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来和列宁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惯用伎俩。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人的社会的发展。”因此,他肯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社会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硬说马克思会“认为不可能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除非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并骇人听闻地蛊惑人们说: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就好比“用人的尸体来施肥,用血的河流来浇灌”,而硬使“沙漠里开满鲜花。”至于中国要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则他“预告”:“会比在苏联遭到更糟的失败”。而其所以会导致这种不惜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作法,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讲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并认为“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无视手段”,但是马克思“忘记了目的”,而马克思的“错误更严重。”最后,胡克终于赤裸裸地以资本主义辨护士的面目出现,竭力吹嘘西欧特别是美国工人有着比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并认为当今的“选择不在于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决定要更多还是更少的民主机会”,妄图根本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评析

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之主要观点及其错误、违害,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宣扬抽象的价值主体。认为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是具有共性的即不受任何社会关系决定的人。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是直接对立的。 2.歪曲价值关系的实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宣扬的价值关系则是抽象的人与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人道主义”的关系。比如萨特说,“人即自由”,认为人的本质即自由,人类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人的全部价值在于它是自由的。这种抽象的价值关系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关系。 3.宣扬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绝对平等是人类的价值目标。其中民主是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要求”和无穷无尽的“最     

再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写于 1 787年 ,它是康德针对该书首版后所引起的诸种批评和讨论的回应 ,与“第一版序言”相比它针对性更强 ,所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明确深入。可以说 ,“第二版序言”不仅是整本书的“序言” ,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整个康德哲学的总纲。康德从理性领域中的知识如何能够踏上一条可靠的道路的问题入手 ,借鉴了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提出在形而上学领域中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的重要性。从这篇序言中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康德所反对和批判的形而上学 ,以及他做出如是批判的理由 ,而且还能认识到…     

民主

在那位最敏锐的观察家和政治上的失败者De．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①看来，只有在锻造着一种新文化的新世界里，民主才是可接受的。在他自己的国家法国，在被称做“民众的春天”的1848年期间，托克维尔坚定地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既反对共和派，又反对波拿巴式的男性普选权。民主的每一种试验，不管是议会制的还是独裁制的，都威胁到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即威胁到在他看来是介于革命的群众或乌合之众与用刺刀维持统治的粗暴做法之间的“中庸状态”。18和19世纪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剧烈震动当然推进了民主的进程，但同时也增强了许多…     

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者遇到了双重任务:1、面对资本主义者的反对,为捍卫社会主义而斗争;2、以将能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之潜力的方式完成此项工作.谁若以为第一项任务很容易完成,那他一定是对当代历史一无所知.资本主义者摆脱了财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的束缚,但却又受到(有碍意义重大的慈善事业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确信,资本主义需要借助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才能运行.这样一种体制必定会使过多的人的抱负受挫,以致于无法指望每     

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资产阶级历来利用人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在最近几年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它们更把资产阶级人权观当作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发挥着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发动的这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攻势;另方面,它又以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我标榜,既批评资产阶级人权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状况,又给它自己     

评鲍波尔对马克思的批判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人们曾以种种口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其所以值得认真加以理智的研究,仅仅是把它当作一种使自由社会感到危险的社会学现象。鲍波尔颇为深奥微妙地发挥了这一见解。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是“历史决定论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误解之上的。尽管鲍波尔同情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许多批判,但他仍然声称马克思代表着“迄今以来最纯粹、充分发展了的和最危险的历史决定论”。     

谈副词“最”的重叠使用

认为副词不能重迭使用,特别是表示同类事物相比较而达到顶点极端的副词“最”.更不能重迭使用.这似乎早已成了语言学界的定论。1 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一伙把“最”的重迭使用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充斥报章杂志,成为极时髦的用法。由于“最”有了这样一段被污染了的经历,人们对它的重迭使用持否定态度,就不仅是从语言规律出发,而且是从政治因素出发了。然而,副词“最”果真不能重迭使用吗?否!从事实上看,重迭使用“最”的现象却是“青山依旧、绿水长流”。请看:     

論民族民主国家

作者不顾近年来一些民族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惨痛教训,美化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民主国家,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好像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散布关于“和平过渡”的幻想。文章一开头就说,社会主义体系对于民族解放革命本身发展的速度、形式和途径起“决定性的作用”。其次,作者还谈到在反帝、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关系,片面地夸大客观因素的作用,抹煞民族民主国家实行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说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时起,就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又说,任何一国,不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只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和支持,一般都能不经过资本主义,或者不必通过其所有阶段而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还说,非资本主义道路之所以可能,并非因为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有了主观条件就已足够,而是因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足够高的水平对非资本主义发展起着客观条件的作用。作者把世界上的民族民主国家分为两类。他认为:在第一类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已得到一定发展,存在着或多或少发达的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共产党。在另一类国家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微弱到还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已经形成的阶级来谈论。因此,在这里,劳动农民、手工业者、萌芽的工人阶级、民主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阶层结成联盟,而民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领导这一联盟,领导这一政府。在这类条件下,民族民主国家也将是人民的政权,而且,“人民”这一范畴本身“可能还不具有明显的阶级色彩”。接着,作者断章取义地引证列宁的话:绝不能以关于这个或那个政府的成分问题来顶替阶级专政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民族民主国家的政府成员中,工人和共产党人不一定占多数,只要在第一阶段主要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保证对这一政府从下面施加充分的压力就行了。作者把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采取“和平方式”的。总之,他力图把民族民主国家说成是当代“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形式,暗示民族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等革命力量不必准备在必要时推翻现存政权并进行武装斗争,实质上是要从思想上解除它们的武装。     

现代社会发展的辯証法

费多谢耶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五年《苏联科学院通报》第九期上,这是他在今年四月全苏唯物辩证法讨论会(有六百多人参加)所做的报告的压缩。费多谢耶夫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只不过在论证问题时耍了一套更狡猾更虚伪的手段而已。根据《哲学问题》杂志今年第十期有关唯物辩证法问题讨论会的长篇报道,他这个报告共分五部分:(1)辩证法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发展;(2)过渡时代的辩证法;(3)现代历史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国际关系的辩证法;(4)发展的上升路线与下降路线;(5)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费多谢耶夫在本篇文章中把那篇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合在一起(第一部分有删节),这样便只有四部分了。原报告的第五部分,费多谢耶夫把它加以扩充,单独写成一文,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十四期上,这篇文章的译文排作这一组文章的第二篇。我们在译本文时,把原报告第五部分(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略掉。作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除了重弹苏共关于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等老调之外,还提出一个“新”论点,即“就世界发展的范围而言,时代的基本矛盾则是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对个别国家来说是“外部矛盾”,其间的辩证法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时代的基本特点的发展和变化、世界发展的方向”,“决定两种对立体系竞赛和斗争的进程和结局”。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大肆宣传热核战争恐怖,说什么“如果说热核战争将会废除资本主义,那末它不但不会提前反而会大大推迟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可能提出人类本身存在的问题”;说什么“社会主义不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战争也能够得到胜利,在和平条件下也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他并且再次荒谬地宣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和平形式的革命飞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谈到社会发展的上升路线(社会主义)和下降路线(资本主义)之间的所谓“辩证法”。这里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说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基本矛盾的运动”。他给“非资本主义发展”下了一个定义:“这是从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渡是“或多或少和平地”实现的。作者在这里实质上是在宣传外因决定论,企图麻痹资本主义国家中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革命力量,束缚他们的手脚,反对他们进行反帝的斗争,从而让苏美两大国来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     

技术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按照舆论界的看法,社会主义灭亡了.而资本主义则取得了胜利.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灭亡,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诞生,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资本主义在经济繁荣和精神健康方面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剥削在那里四处蔓延,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得它步履维艰.正如凯恩斯勋爵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问题就是;设法组成一种尽可能发挥其效力并且不会与我们有关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的思想相抵触的社会组织.”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917年11月7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当时俄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     

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民主主义

在这篇文章里,胡克在批评历史哲学中的狭隘经验主义和超经验的“形而上学”这两种倾向的掩饰下,集中火力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旨在调和阶级矛盾的所谓民主主义历史哲学来同它相对抗。一、他依据皮耳士的实用主义意义论,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惯常的表述和应用”,“把命题变换成为一个非经验的表述”;二、他攻击“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个命题是“虚假的”,因为美国的“华格纳劳工关系法案是说明国家在某些时候是反对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的证据”,“那个迫着要国家让步的力量,在实际上乃是控制国家的力量”;三、他说“随着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产生,经济上的考虑就成为次要的,而政治上的考虑则成为主要的了”,例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就西方而论,它是为了保卫它的民主制度而战的”,再如,“民主国家的国内经济,是服从于为了政治目的而实行的控制的”,四、他认为“我们时代的基本冲突”,“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而是存在于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这个冲突的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解决,“取决于一个对核能的一切资源的国际控制和视察的”“计划的命运”;五、他说“技术的进程,却远远地走在社会化进程的前头”,“科学的进步已经把我们抛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自由王国;六、他提出了一套“民主主义的哲学”,这种哲学:(一)、“把政治民主的价值看作是主要的东西”;(二)、“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从人们所共有的东西出发,探究满足人们的共同需要的可能性,而又保持一切可以和使他们的冲突获得和平的良好的结局相容的人类区别”;(三)、它“既不需要一种官方的形而上学,也不需要一种官方的认识论,而只需要一套同我们在任何经验的探究中解决真理的争端时所认识到的规则相类似的可行规则”。     

“新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经过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复杂整合 ,社会主义面临重重困难。相反 ,资本主义在 2 0世纪末期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新态势。进入新世纪 ,认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与“新经济”现象 ,对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新经济”与美国的经济“奇迹”2 0世纪 90年代 ,美国经历了长达 1 1 8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 ,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景气周期。① 与以往历次景气周期相比 ,这次景气周期伴随着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同时 ,通…     

激进的民主:合理的重建

激进的民主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它废除一切现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关系,并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为个人和群体的充分自决创造条件.现存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声称它们具有历史的合法性或者说合法的历史地位,因为它们创造出一种加速的工业化,而且达到了一种比在传统资本主义的框架中可能有的更高水平的社会公正.但是,无论在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中,都还不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实力.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已使其社会制度适应了所处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并学习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列昂·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的活思想》一书的前言

《列昂·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的活思想》一书最初发表于1939年,书的内容主要是托洛茨基所编选的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片断,前面有托洛茨基的长篇序言。1963年由美国福赛特出版公司把它重新印行,作为《活思想丛书》中的一种。在这重印版上,由胡克写了这篇前言。在这篇前言中,胡克除了重弹他那一套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论、美化资产阶级专政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滥调之外,还竭力给叛徒托洛茨基擦脂抹粉,不仅把他说成是一个超过列宁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还说托洛茨基的那篇序言的“精神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还更加是马克思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