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义:重新反思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罗尔斯虽然认为密尔是一个伟大的功利主义者,但也指出他的功利主义像其他 形态的功利主义一样存在致命的缺陷:为了实现功利最大化而忽略分配正义,特别是为了实 现功利最大化而牺牲自由。实际上,作为密尔功利主义首要原则的功利原则蕴含着分配正义 的要素,即功利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或者说每个人对幸福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不仅 如此,作为其功利主义次级原则的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的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也非常相近 。密尔的功利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所不具备的优势:明显的历史性优 势以及有效处理相互冲突的自由的优势。     

自由与功利之间——密尔伦理思想的双重诉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功利原则与自由原则是密尔伦理思想中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功利原则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终极价值诉求,自由原则则赋予个体的自由权利以价值优先性.密尔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功利原则为哲学基础来证明个体自由,致力于论证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一致与契合,但实际上若要追求功利原则和自由原则的融合就决定了他既不能执守严格的功利主义,也无法坚持一般的自由主义.因此,功利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最好的哲学基础.     

对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苦乐原理、效果论和功利原则这样三个理论基点所构成。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困境的三原理。苦乐原理由于没有进行内在的质的区分,为密尔所修正,但密尔的修正突出了苦乐原理与效果论的内在不一致;同时,密尔以自我牺牲来补充功利主义,又暴露了功利主义原则的内在矛盾。还有,密尔以平等权利来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辩护,恰恰表明功利原则并非是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基础性原则或终极原则。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则进一步暴露了功利主义的非正义性特性。功利主义的这样三个典范表明仅仅诉诸功利原则无从走出内在逻辑困境。布兰特援引认知理论以及道义论原则,笔认为这才使功利主义从其困境中走出。     

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演进及其启示

经济正义一直是经济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我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之际,它再次成为我国现实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在辨析现代西方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公平和效率问题的研究。一、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古典功利主义主要包括自利选择原则和最大幸福原则,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幸福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每一个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幸福,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总和。功利主义在西方近代伦理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福利经济学的经济正义理论深受其影响。旧福利…     

荀子的广义功利主义伦理学及其知识论基础

学术界关于荀子的伦理学是功利主义还是德性伦理存在争议。荀子所说的"快乐"并不限于物质范畴,而是兼重情感方面的快乐,因此,荀子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是属于密尔类型的广义功利主义伦理学。荀子的伦理学在内在德性、道德人格两个要点上也符合德性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对于荀子而言,功利主义与德性伦理并非绝对不能兼容。二者之所以能够兼容,是基于其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糅合的知识论基础。     

论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

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从考察密尔的证明开始.他认为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存在一个漏洞,需要用合理仁爱去填补,进而考察了理性直觉中的公正、审慎和仁爱三个自明原则,最后论证常识道德与功利主义的关系,从而达到对功利主义的证明.但是对于这三个自明原则的内涵与关系,特别是从审慎到仁爱过渡的重要问题,西季威克没有给出应有的阐述.在对西季威克的证明给予梳理与评述之后,可以发现自尊心和名誉感是沟通审慎和仁爱的桥梁与中介,它们正是追求自我幸福的个体为何会追求普遍幸福的原因.同时,从考察西季威克对功利主义的证明可以看出,他的功利主义理论表现出一种准则论的倾向.     

密尔功利主义中的“人”——两种“人”的图景的接榫与断裂

密尔的功利主义包含了两种"人"的图景。在《功利主义》中,人以"有资格的人"的形象出现,他是社会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利他性;在《论自由》中,人以自由个体的形象出现,其特征是个性和自主。尽管这两种"人"都能纳入密尔的功利主义框架内,但两者形象并不完全一致,它们有接榫,但亦存在断裂。     

浅论功利主义幸福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功利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史中最重要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而"幸福"则是古典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功利主义幸福观是18世纪下半叶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宗旨,不仅关注行为结果和个人幸福的关系,更关注社会共同体的幸福。功利主义幸福观是功利主义学派以人类"趋乐避苦"的人性论为基础,对幸福展开的一种讨论。其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终极价值追求。     

密尔自由观的伦理辨析

约翰·密尔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伦理视角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自由就是由社会合法地对个体行施的那种权力的本性和限制.密尔坚持个人自由,主张张扬人的个性,提出自由要以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为其价值目标.尤其是密尔对自由的伦理道德诉求、对个性自由的伦理价值分析、给自由以限度、给自由以功利主义解释等伦理主张和理论建构,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推动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密尔幸福概念之于功利原则辩护的价值分析

密尔的幸福概念由于具备具体性、多样性、复合性、目的性和等级性特征,克服了边沁以快乐作为功利(幸福)概念内涵的唯一构成成分所导致的功利概念的单一性、抽象性和功利计算困难的缺陷,使得功利原则所遭受的很多指责可以从根本上得以消解掉,因此,密尔的幸福概念对于功利原则合理性的辩护具有重要的价值。然而,密尔的幸福概念仍然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难以成为人们行动的具体而明确的标准,因而对于规范人的行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适应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即幸福.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功利主义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就是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公德和私德分别是道德系统的规范组织和自组织的两种状态.系统功利主义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最终体现于对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     

伤害、利益与权利——理解密尔伤害原则的新视角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伤害原则是《论自由》一书的核心原则,但由于他对"伤害"一词界定不清,所以这一原则一直饱受批评。密尔笔下的"伤害"实际上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权利的基础在于安全,安全包含生命、自由、财产、合理期望、公平方面得到保证等要素。密尔的伤害原则在现实应用中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在竞争与自由贸易中,这一原则的应用受到限定。另外,伤害原则也不适用于儿童以及野蛮社会。     

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

密尔对边沁的最著名的背离是他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的区分。事实上,密尔并没有坚持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或者高等快乐必然地主宰低等快乐,并且这种区分与快乐主义是相互兼容的。关于"快乐"有两种解释:精神状态说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后一种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而且可以使他回应一些有名的问题,如克里斯普的"海顿和牡蛎"问题以及诺齐克的"体验机"难题,而且与密尔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论自由》

十九世纪功利主义伦理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著,全书共分五章,11万余字。在本书中他提出功利主义自由观,集中讨论了个人与社会的道德     

通过美德来获得幸福——约翰·密尔的美德伦理学

古典功利主义者(classical utilitarians)一般把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归结为该行为是否能实现最大化幸福,并同时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但同为古典功利主义者之一的密尔并没有直接将快乐最大化看作是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他非常强调各种美德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模仿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审慎。他认为美德不仅有助于增进幸福,而且认为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密尔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美德与道德混同起来,而且他是通过其联想主义道德心理学(associationist moral psychology)来解释美德如何从一个工具性的善转变成为幸福的一部分的。     

情绪救助方略

任何人都向往幸福快乐的生活。有人说,高智商的人更有可能获得瞩目成就,生活也就更幸福;有人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视野更开阔,生活会更快乐;也有人说,别的都不重要,有了钱就有了幸福、快乐的资本……当然,这种种观点都有其立论的依据和存在的理由。但是,从人的心理层面上来讲,高智商、良好的教育和百万家产都不能保证人们的幸福快乐生活。如果人们不能适当地控制自己不良的情绪,快乐人生往往还是“镜中花,水中月。”     

密尔的自由原则与道德权利概念

对于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所捍卫的自由原则,传统的解释一般以第一章为重点,这个解释方案被称为"伤害原则",即社会或国家权威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正当理由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但这个基于伤害概念的解释方案并非没有问题。密尔在《论自由》的后半部分为自由原则提出了与第一章不同的表述,其文本上的不一致为我们深入理解密尔的自由原则与功利主义框架内的权利概念提供了很多的解释空间。     

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

在哲学伦理学史上,道义论与功利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流派,说“道德功利主义”似乎是矛盾的。然而奇妙的是,这似乎矛盾的两者在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中却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其内在运行机制。揭示并阐发这种机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现象与特点获得新的认知,同时,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文化国情与国民性也不无启发。西方典型的功利主义理论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追求功利或利益是人的行为的目的,道德不过是“求得最大幸福之术”,一切能够增进功利和效益的行动都是道德的。这种理论不管其正确与否,它是坦率的,直言道…     

“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重思约翰·密尔对功利原则的证明

许多批评者指出,约翰·密尔在《功利主义》第四章中对功利原则的证明明显地犯有许多"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他们认为这些谬误主要包括两类:模糊性谬误/自然主义谬误和合成性谬误/划分性谬误。批评者们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批评密尔,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密尔证明背后所预设的一些假定,或者是因为他们未将密尔证明功利主义的论点与他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如果人们怀着同情的心态来对待密尔的证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密尔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犯有"声名狼藉"的逻辑性谬误。     

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公元前一世纪有一座大理石的石碑上,刻着表述伊壁鸠鲁伦理思想的铭言:“死没有什么可怕,神没有什么可怕。能够忍受痛苦,就能得到幸福。”这几句铭言确实概括了伊壁鸠鲁的伦理思想。 伊壁鸠鲁继承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伦理思想,认为伦理学的目的是在理性指引下,求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安宁。在伊壁鸠鲁看来,幸福或快乐则是伦理学的出发点。他说:“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7页)因为伊壁鸠鲁从幸福的角度去考察道德,把快乐作为最高的善和判断道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