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概念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康德之前,马基亚维里、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博丹、霍布斯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奠基人都对永久和平的理想不屑一顾.只有圣·皮埃尔神甫的《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和卢梭的和平观念构成了康德"永久和平"概念的直接源头.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并提出,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并给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给出了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哲学论证.这个思想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战争与和平”的政治哲学解读与马克思的范式革命

对于国家间“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阐释,伊拉斯谟的“绝对和平论”、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可被视为三种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范式。但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些理论仍然属于“解释世界”的叙事方式,都深陷唯心史观的窠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打破了以往哲学将社会历史看作思想注脚的传统,实现了本体性逻辑和方法论视角的双重变革。马克思完成的范式革命开辟了政治哲学的全新视域,解析了生产逻辑、资本-霸权逻辑和人类共同体逻辑,奠定了思想与现实辩证互动的有效方式。它既为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变局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也为实现持久和平、寻求人的解放提供了价值基础和现实路径。     

康德的永恒和平的思想──从200年的历史间隔来看

[原编者按]200年以前，康德发表了他的文章《论永恒和平》。对于康德来讲，永恒的和平是一种可以给世界公民的状态带来生动活力的理想。这样，康德就在权利理论中引入了第三个领域：在国家的权利之劳，在国际法的位置上，这就是富有成果的改革，也就是世界公民的权利。国内的权利状况应该在一种全球性的权利状况中加以规定，这种全球性的权利状况可以联合世界各个国家，消除战争。当然，康德是在理性权利的概念中，在他那个时代的经验范围内来阐发这个思想的。无论是概念性还是时间间隔，都把我们与康德分开了。后来人的知识是更多更准确了…     

自由、公意与社会契约——关于卢梭和康德的一个政治哲学的比较

康德将人在国家中的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在所有人的理性同意基础上。因此,他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不依赖于意志论,不依赖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诉求,也不依赖于个体的理性自律。借助于人的理性,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国家权力的服从是一种自然的义务。理性因而是自由公民之间达成的共识。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卢梭学说的简单延续,而是其光大与拓展。康德学说中不但有卢梭因素,同时蕴含着对于霍布斯与洛克学说主题的回应。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基于英国内战的一种思想实验假设——与陈建洪、姚大志二位教授商榷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从假设的自然状态出发,以自然状态必定是战争状态为由,对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做了论证。本文通过对陈建洪教授的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以美洲的原始部落为其"历史事实基础"的说法,和姚大志教授的霍布斯把"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时代"称为自然状态的说法的质疑,表明自然状态在霍布斯那里只是一种基于英国内战的思想实验假设。     

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许可性法则

康德对许可性法则的运用关乎他如何理解一种"临时授权"的行为是如何可能的,亦即该行为如何不与普遍的理性法权相悖。本文以《道德形而上学》和《论永久和平》为核心文本,力图证明许可性法则的这种授权在运用方式上都不可能是理性法权的一种例外状况,即并不与法权的理念相悖。在私人法权领域,它被理解为是实践理性的法权公设;在公共法权领域,它被表现为是一种对改革计划的推延可能。同时,许可性法则在两个领域中的目的指向是一致的:从自然状态到法权状态的过渡。     

两种人文主义——《政治哲学》中译本序言

<正>30多年前,我写这本书时——其中第一、二卷是我提交的国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是要为一种今天可称之为"第一种人文主义"的政治哲学提供辩护。也就是说,一种继承自启蒙传统、康德、伏尔泰以及法国大革命和人权理念的那种共和人文主义。那时,我觉得自己的立场和已经见面多次的哈贝马斯接近。和他的朋友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我觉得更为投契。我那时还邀请了阿佩尔参加我     

2005年《世界哲学》总目录

历史与现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英〕D.麦克莱伦(1)德里达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10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德里达逝世讣告的风波尚杰(1)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欲望与快感〔法〕G.德勒兹(1)什么是启蒙运动?〔法〕M.福柯(1)主体的释义学〔法〕M.福柯(1)主体性和真理〔法〕M.福柯(1)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意〕B.克罗齐(1)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现代意义王路(1)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愈追思,愈景仰———德国康德哲学研究的近况郭大为(1)纯粹道德学说与人类学———对康德先天有效的普遍实践法则的批判思考〔德〕M.弗尔施纳(1)论康德的…     

哲学退位——论康德哲学中哲学和政治的关系

V．格哈特从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来解读康德的《论永久和平》,从康德对“公共契约”中“秘密条款”的反讽论述中揭示出康德的真正意图是为人民提供权利、并实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变革。在康德之前,西方哲学传统和政治传统一直继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路线。按照柏拉图,哲学和政治应当合而为一,最高的理想是“国王从事哲学、或哲学家变成国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具有一种类比结构,“从事统治就像从事哲学”。在康德那里,哲学和政治相分离,哲学批判和政治实践隶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行动领域,“从事统治和从事哲学是互补的社会活动”;因而康德为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起一个新的范式模型。这个范式模型意味着：哲学退出政治。格哈特把康德对哲学和政治的分离归因于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之间的差异。过去的哲学家往往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同一化,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洞见;康德看到,理论知识是先天的,实践知识则与境遇性和经验性的事务状态相关,因而不能从理论知识来推导实践知识。     

从恐惧到羞耻:霍布斯和埃利亚斯的情感思想及其内在关联

霍布斯论证了从相互恐惧和死亡恐惧的自然状态如何进入到以主权者的至高威慑力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社会。受到霍布斯影响的埃利亚斯,虽然同样强调恐惧和国家的作用,但却以不同于自然法的过程社会学,论述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尤其是从中世纪的相互恐惧、对君主的恐惧到文明人的自我羞耻这一心理生成过程。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表明,现代人的核心感受从此前的外在恐惧转变为内在恐惧或自我羞耻,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变为"自我内心的冲突"或"自我对自我的斗争",这将促使我们重新反思现代国家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