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     

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儒家再思考——兼评范瑞平《"以人为本"不是"以政为本"》一文

在对范瑞平文章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三个观点:富民教民是儒家的理想.保民济民也是儒家仁政的现实诉求,基于文化、历史与现实国情我国宜选择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现有制度框架并不妨碍家庭在医疗决策中的作用;"过犹不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由此,基本医疗的界限和范围,"保大"或"保小"的价值取向都是需要动态调整的.     

《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

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自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把它连同《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之后,便被儒家后学奉为“圣经”初选,童蒙必读之书。朱熹这样推崇《大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朱熹认为《大学》一篇是孔丘的弟子曾参所作,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不过,     

“存人”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礼记》“敬”“让”思想探析

“敬”、“让”是《礼记》这部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礼学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礼记》在关于为礼必须端肃、恭敬、谦让的大量记录和论述中,对“敬”和“让”的伦理意义作了独到的阐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次提出了“敬让之道”的概念,视“敬”“让”为君子必具之德,并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规范;也首次提出了“敬业乐群”这个职业道德的核心概念.《礼记》所阐扬的敬让思想,丰富了中国伦理学理论宝库,对中华民族敬让美德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语》中的“文”

《论语》中的“文”含义丰富，既反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重含义，更折射出诸子时代前后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由德礼体系向仁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西周春秋时期的思想史围绕且聚焦于“德”,并塑造了德礼体系；孔子则进一步突出“仁”的意义，在仁礼互动关系下重新阐发了“文”。孔子和儒家学派将六经作为经典之“文”的重要代表，亦通过天人之道来论说“斯文”,进一步深化“文”的哲学价值，由此建构出基于秩序性与神圣性的思想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世界和儒家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至今仍有重要的启发与意义。     

略论孔子及儒家“孝”的思想─—《论语》、《孟子》、《孝经》阅读札记

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中,“孝”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孔子用以规范父母和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原则。《论语》、《孟子》、《孝经》这三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对孔子及儒家“孝”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和阐释。深入研究这些材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本质、含义、作用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通人。究竟什么是“孝”呢？孔子本人虽然没有给“孝…     

儒家之“义”是“杀”吗——与庞朴同志商榷

<正> 最近,细读庞朴同志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深感庞朴同志治学严谨、见地独到,很受启发,受益非浅。不过,在细读之后,有一点问题尚未弄通,作为疑点提出,向庞朴同志请教。庞朴同志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认为:儒家仁义中的“义”字本作“宜”,“宜之本义为杀”,所以,儒家的“义”,“说到底,也就是宜即杀了”。进而认为,仁义并举,是孟子的发明,儒家的仁义也象德刑一样,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并认为董仲舒在解释仁义及其关系     

浅析《红楼梦》中“孝”的儒家味

儒家文化是我们得天独厚的精神财富,“以孝治天下”是儒家突出的特色。千古流传的圣贤教导,已经形成深厚的民族社会心理积淀,渗透到亿万炎黄子孙的骨髓。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巅峰的《红楼梦》,也深受儒家孝观念熏陶。这些孝道,有值得弘扬和继承的东西,也有必须加以抛弃的糟柏部分。本文把《红楼梦》中的孝分成真情之孝和封建之孝两类,并用儒家思想来解释这些“孝行”。希望通过这些分析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中独具儒家味的孝。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清华简”《保训》与“文武之政”

在孔子心目中,“文武之政”可谓理想的政治样板.孔子时代,周朝“方策”典章一定还有不少存留,新近问世的“清华简”可以旁证,“清华简”《保训》篇对认识“周政”和儒家思想意义重大,该篇关于“中”的论述,印证了儒家中道思想的源流及其对“周政”的极大影响,说明孔子儒家思想与“文武之政”的确一脉相承.     

论林希逸对《庄子》“异端”之名的辩解

在儒、道的抗衡当中,道家经典《庄子》被儒学正统捍卫者冠以“异端”之名,宋代理学家批之尤甚。理学家林希逸则一反宋儒辟《庄子》为“异端”的主流,从情感与义理两方面为《庄子》辩护。在情感上,林希逸力图调和庄儒言语中的对抗,缓释儒学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偏见。他认为《庄子》书中讥讽儒家的言论,是庄子言词“怪”“偏”、作文“鼓舞”“过当”导致,庄子“愤世疾邪”本非戏侮儒家,庄子亦非不敬孔子。在义理上,林希逸认为《庄子》“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并以此为基点,论证了庄子理会世事、知精粗本末为一、性地融通、正心修身,一一反驳了以往的儒家正统捍卫者对庄子的批判。     

《海岳名言》“贵形”“贵和”辨

《海岳名言》是米芾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一句更是对后世学书者影响深远。而清代学者倪涛编撰的《六艺之一录》中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即“贵形”与“贵和”。通过借助对《六艺之一录》编纂过程的考辨,证明两种不同表述存在的可能原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贵形”与“贵和”各自的合理之处,以期对米芾的创作思想、以味论书、儒家的中和观有进一步的理解。     

“大同”之道与“大学”之道——论先秦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与“具体设定”

<正> 重视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探究,是儒家思想的一贯特色。尽管先秦儒家就已经逐步形成从“终极关怀”到“具体设定”的人生哲学理论,并统名之曰“道”。但是,直到《礼记》成书之后,才在其《礼运》篇和《大学》篇中得到系统、完整和集中的表述。《礼记》成书时代虽晚,反映的思想却是先秦的。其中关于“大同”之道和“大学”之道的论述,不仅为古代士大夫们所熟知,直至今天,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们对其虽不能背诵如流却也并不会陌生,可谓影响深远。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放到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和“具体设定”的视角来观察,就不难看出儒家原本十分美好的理想原则,是怎样通过“具体”的操作方案的“设定”而逐渐扭曲变形,从“作人之学”变为“治人之学”,即由“人学”变为“治学”。当然,这些都是从宏观思致趋向的角度,以长时期历史阶段的尺度来考察衡量,支流、细节和例外都予舍弃。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道”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 :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始于情 ,情出于性。”此处之“道”即儒家所说的“礼” ,文献中儒家常常将礼乐制度称为“道”。《管子·心术》亦云 :“礼者 ,因人之情 ,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道”亦同于“易” ,《礼记·中庸》云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即《周易·系辞》云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易、变同义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云 :“变谓之情。”此与简文云 :“道始于情”相应。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 :“道四术。”此即《冠子·博选》中的“道凡四稽。”亦即《老子》中的“四大” ,相似议论还见于《管子·山权数》。     

“诚”析

“诚”这个概念是儒家学说的基本范畴之一.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内在超越性的宗教意义,在“诚”的境界中有着完满的体现.为此,把握“诚”的观念,对理解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伦理学说,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帮助.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儒学大师关于“诚”之阐述,对“诚”这个概念进行初步的诠释.     

王船山于程朱对《正蒙》“清虚一大”诘难之驳正

二程以“清虚一大”批判张载《正蒙》之天道观,朱子承接并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程朱范式下对“清虚一大”之批判主要有三个向度：认为道体须赅括清浊、虚实,而张载以“清虚一大”言道体则多有偏滞;作为形而上的道体不应以具体性状而言之,因此“清虚一大”是形而下者;“清虚一大”有堕入异端的危险。船山对此一一回应：“清虚一大”是通过清浊、虚实之对立以言道体,因而是圆满自足的;形而上者并非程朱所言的无形之物,而是实有其体,又是实有其用;张载之言是对《周易》的阐发,并未脱离儒家传统,不可以异端言之。程朱与船山处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对“清虚一大”之判释看似截然不同,实则都是在为儒学正本清源,程朱之批判是基于撇清儒学与异端之界限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则基于将儒学重新拉回到关注现实的立场,船山的回应具有鲜明的实学倾向。     

“分”视野下伦理多元属性的深度剖析 ——评《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陈继红教授新作《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一书,以先秦儒家“分”为视野,透析了“分”如何拓展社会关系,“分”之后的社会关系为何需要伦理维系;“分”以后的社会关系,通过伦理维系,何以能够被整合、被凝聚、达到“群”与“和”的社会功效.在深度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时,全书彰显了以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