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洛石经文化

果洛石经文化,是指近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发现的石刻藏文大藏经。是用金属等工具将号称藏传佛教大百科全书的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镌刻在石头上的一种特殊的经书形式,也可俗称石头书。这种形式在金石学上一般都被称为“石经”。果洛石经是用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板两面镌刻佛经后,按一定规则或顺序重叠而成,远处望去,犹如一堵城墙,当地藏族群众形象地称其为“多卡”(R do K ha)或“多让”(R do R ing),意为“石经墙”。果洛石经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任何一种文化的出现,主要受制于人的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因素。果洛地区…     

功德今圆 还归故土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称“房山石经”,是我国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文化珍品。它是公元七世纪初隋代高僧静琬吸取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废佛灭法的惨痛教训,同时也是秉承其师南岳慧思大师付嘱,发愿镌造石经并秘藏洞穴中,以便再遭法难、经书焚毁时可用作经本。静琬刻经的动机和目的,在他本人的武德八年、贞观二年、贞观八年和涅堂题记中都叙述得十分清楚。从房山石经全部镌造事业的历史沿革来看,静琬最初只是选刻一些重要大乘经典,并非预先编制目录刊刻一部全藏。贞观十三年静琬示寂后,他的弟子代代相传、不断续刻,…     

儒家“石经”之史考论——从“石经”之史看经学体系化之路向与特征

考察儒家"石经"之史,不难发现,儒家"石经"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儒家"石经"以官方形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儒家经学与时代、政治达到了一种新的融合,满足了当时的时代诉求、政治诉求与文化诉求。从历史维度看,"石经"之史是渐次形成的,其经数与经目也是由少至多、由经至子,以及由子入经的,同时,在此演进过程中还呈现出体系化、经典化与圣典化的基本趋势。从客观层面看,"石经"作为客观存在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政治意涵、文化意涵与历史意涵。     

国之瑰宝—房山石经

房山石经是公元七世纪初叶隋代高僧静琬吸取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废佛灭法的惨痛教训;同时也是秉承其师南岳慧思大师的遗愿,发心镌造石经,并闷藏洞穴中以备一旦再遭法难经书焚毁时,可充经本。静琬刻经的动机和目的,在他本人的武德八年、贞观二年、贞观八年和涅槃经堂题记中都叙述得十分清楚。从房山石经全部镌造的历史沿革来看,最初静琬只是选刻一些重要大乘经典,并非予先编校目录刊刻一部全藏。贞观十三年静琬示寂后,他的弟子代代相传,不断续刻,历唐、辽、金、元、明、绵续千余年,几经兴衰隆替,可以说。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敦煌壁画文化初探

敦煌壁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瑰宝,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从商周、春秋一直到民国,有"墙上博物馆"之称。鉴于敦煌壁画具有极高的艺术被代表性,拟有所侧重地研究两个方面:一是敦煌壁画所展现的佛学文化,对佛学文化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敦煌佛像画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佛像画的绘画技巧和造型变化;二是敦煌壁画的装饰图案文化,集中在对人物妆容和植物纹样的研究方面。     

唐玄宗与《一切道经》——以敦煌道教写经为例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崇奉道教的著名帝王,崇道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动道教经书的编纂、缮写和颁布。唐代道教经书总集《一切道经》的编纂和缮写,是唐玄宗对道教经书发展的重要贡献。崇奉道教道经、宣扬老子为远祖,是李唐王朝基本的文化策略之一,从根本上讲是为巩固统治基础服务的。这也使以《一切道经》为标志的道教写本经书发展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敦煌道教写经,为我们研究唐玄宗与道教写本经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瑶族经书民间传承的考察研究

瑶族经书是瑶族社会传承的民间文献,是瑶族先民宗教信仰的记录。本文对瑶族经书的分类及书写传承、瑶族收藏经书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收集保护问题进行详细考察,认为瑶族人有收藏、传写经书的民间智慧,瑶族经书是瑶族接受道教的符号象征。大量留存在村寨民间的瑶族经书,是民族学、宗教学研究者田野考察中值得关注的文本。而对瑶族经书宗教思想内涵的深度分析,将是瑶族文化研究中长期努力的方向。     

潮州开元寺石经幢考述

幢,原是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是由丝绸做成的伞盖状制品,顶上装着宝珠,又称幢幡。由于印度佛教的传入,特别是唐代中期佛教密宗的传入,将经或佛像起先书写在丝织的幢幡上。为保持经久不毁,后来改为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因此称为石经幢。[1]石经幢是指刻有经文之多角形石柱,又名石幢,是汉化佛教一种最重要的刻石,属密宗系统。经     

《房山石经》即将隆重出版

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保存在座落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这部石经始刻于公元七世纪初叶的隋代,历经唐、辽、元、明各代,绵廷一千余年,镌刻不断,共有大小经版１４２７８块,刻佛经１１２２部、３５７２卷。像这样大规模地刻造佛经,历时如此之长久,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上都可称得上一件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因而房山石经被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誉为“北京的敦煌”。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特别是研究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资料,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     

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地区有"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山东、河北等地有几处规模较大,而且多数是佛像残件。从造像纪年和碑刻记载分析,这种集中埋藏造像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北宋时期。这种行为是当时寺院普遍流行的一种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山东,还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份。这种行为不是"三武灭佛"时所为,而是一种护法之举,残损不齐的佛像被等同为舍利集中埋葬。从当时舍利瘗埋葬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方式的发生。     

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就阿富汗塔利班毁掉佛像发表谈话

据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决定毁掉包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大佛在内的阿境内佛像等文化遗产，对此我们感到震惊和痛心。　　佛教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佛教界对这种伤害佛教感情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能立即停止这种行为。　　　　　　　　　　　　　　　　　　　 　 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就阿富汗塔利班毁掉佛像发表谈话$中国佛教协会     

触地印装饰佛像在中国的形成与传播

"菩提伽耶佛像"先于七世纪中叶时,经由高僧玄奘和使者王玄策等人介绍到唐都,其表现是作触地式手印的单体坐佛。这一佛像类型刚传入中国时,被认作是菩提伽耶大菩提寺中圣像的摹本。七世纪末首见"菩提瑞像"的名称,并且在各地广为流传。然而,中国地区的触地印佛像中,很大一部分都装饰有耳环、项链、手镯或王冠,具"装饰佛"或"宝冠佛"的特征。本文认为中国唐代的"触地印装饰佛像",是由"菩提伽耶佛像"与"装饰佛"两种不同的佛教图像融合而成的新图像,并分析它在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及其后的流传。     

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云南民间道书

<正>历史上的云南民间道书已经不单单是指一种由文字构成的纸质经书,而是成为文化内核的一种载体和传播媒介,是一种具有传播可能性和动力性的文化存在形态。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云南民间道书的活态传播,不仅体现为文化传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铸造了对“道”的文化认同。     

佛像与铜镜

佛像与铜镜,初看起来似乎并不相关,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佛像却出现在铜镜这种日用器皿兼工艺美术品上。铜镜在中国出现得很早,齐家文化的出土器物中已有铜镜,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铜镜背面出现了美丽的纹饰并在演变过程中纷呈多彩的面貌。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中就有当时的贵族妇女使用铜镜梳妆的场景。而佛像铜镜则出现在三国中期到西晋之时。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汉末年已出现最早的佛教遗迹。特别在四川发现了铜摇钱树枝干和陶座佛像以及崖墓石刻佛像等。而佛像铜镜出现以前已有画纹带神兽镜和四叶     

房山石经武德八年题记残石考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历经二、三个世纪的传播，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历史上也遭受过几次重大灭佛灾难，如北魏太武帝的“魏武之厄”、北周武帝“周武之厄”，使佛教蒙受沉重打击和损失。隋统一天下后，佛教又复兴起来，静魂深深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遂秉承师父南岳慧思大师的遗愿，发心镌造石经藏洞穴，以备一旦再遭法难经书焚毁后可充经本之用。他镌造石经的动机和目的，在他刻造的石经题记中叙述得十分清楚。在石经山的碑刻题记中，一般都认为《静琬贞观二年题记》是最早的刻经年代。但残缺不全，只提到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     

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从造像标准到祝圣仪轨的考察

佛像的神圣性,是其宗教性的本质体现。佛像的神圣性建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造像标准所体现的神圣性,即理论上,只有造作标准、相好的佛像才具备神圣性;另一方面,对造像施行祝圣仪轨,是佛像获得神圣性的重要条件之一。造像标准的依据主要来自《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造像量度经解》等经典文献;而佛像祝圣仪轨主要包括"装藏"、"开光明"、"择吉"、"诵咒"、"贴符"等等多种样式。客观上讲,佛像的宗教神圣性建构涉及的因素很多,就本文而言,则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是"初筮吉",还是"初筮告"——《周易》蒙卦卦辞异文辨析

通行本和<集解>本蒙卦卦辞"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中的"告",帛书本和汉石经皆作"吉".自帛书<周易>出土以来,有许多学者开始脱离传统的看法,而越来越倾向于以帛书本和汉石经的"吉"字作为正解.然而.从蒙卦卦辞的文意来看,还是以作"告"字是;从赞同以帛书作"吉"为长的各种观点来看.他们其实也并没有提出可以站得住脚的论据.虽然帛书<缪和>的确已将蒙卦卦辞的"告"解作"吉"字,但这种解法实际上是对蒙卦卦辞的篡改、曲解或误读;就笔者有限所见,在各种主要传世文献中,至少从西汉时代起,就基本上是将蒙卦卦辞解作"告",而非解作"吉"的.说明作"青"解读的帛书本和汉石经本并非主流版本.     

影响佛教行像美术形式的因素研究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在公元5世纪初,高僧法显就记有西域北传佛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的佛像行游的活动,佛教史籍中称为"行像"。但"行像"的本意在佛经典籍之中源于佛教徒的禅修实践中"像观"的禅法。由于《高僧法显传》将西域竭叉国无遮大会迎送佛像过程记为"行像"的缘故,这种称谓便在以后的典籍中沿用下来。这种佛教仪式表现了世俗信众在法会上对佛陀的供养仪式,呈现出盛大的供佛场面,所以造像庄严,仪式隆重,气氛热烈,之后行像活动逐渐传入我国。     

藏传佛教密宗神像赏析

密宗神像(也称“秘密佛像”)是藏传佛教佛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种类众多,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一、藏传佛教密宗的主要神像藏传佛教密宗神像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