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难民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产物,其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但同时又与政治密不可分,人道性和政治性带来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自我"与"他者"问题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难民问题的解决应当诉诸于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复杂路径,基于责任的援助义务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伦理出路,难民在道德上没有过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都应承担起援助难民的义务和责任。     

建言行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道德凭证机制的研究

基于道德许可理论的道德凭证机制以及道德一致性的理论线索,探究了在职场排斥调节作用下以及在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的抑制性调节作用下,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影响政治行为的过程。对555名员工及其上司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排斥作为边界条件影响下的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政治行为,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抑制性边界条件负向调节心理权利的这种中介关系。研究结果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职场排斥是激发建言行为通过心理权利产生道德凭证效应的边界条件,而感知的建设性变革责任作为边界条件能够抑制这种效应的发生。     

责任消费理念的伦理意蕴

责任消费是联合国确立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消费者除积极维护消费中的道德权利外,还应自觉承担消费中的道德责任。责任消费理念针对消费主义的弊端而兴起,显示出助推人的全面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进步、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伦理价值,内含人类美好生活所要求的新型消费模式的方向。应该通过理念阐释、制度安排、宣传教育及消费者行为自觉等多个路径,使责任消费这一"善"的理念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活的善"和广大消费者"个体的美德"。     

勒维:"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

我们的文化身分能够免除我们对某些行为所负的责任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涉及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假设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必须将道德责任同法律责任区别开来.出于何种缘由我们认为文化身分可以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文化身分能够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那么可以确信他们对其行为的错误性是无知的.因此,文化身分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可以参照其对相关行为无知的责任.我们通过以下与之相左观点的分析,验证该观点是否合理.     

主体道德观与社会道德观——俄罗斯伦理学两种道德概念之争

俄罗斯伦理学界近年来在对道德的理解上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道德的根本在于道德主体的个人行为,因此认为应当从"行为哲学"出发重新确立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道德主要是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认为对道德问题的研究不仅应当注重个人责任,还应当看到他者、他人、行为的社会条件等因素。因为现代社会中的道德不是通过动机表现出来的,而是从事件、活动、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该如何思考和表达

面对公共危机,伦理学应着力于两个根本问题的思考。第一,这个危机是否因人的行动而成,这直接决定着责任归属问题。如果是可证明其因果关系的,行动者必是责任者;若不能证明其因果关系,也要延迟或事后确定和确证责任归属。第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归属问题,在责任判断的类型上,可把相关行为分为出于责任、合乎责任和反乎责任的行为三种。由这样两个根本问题所决定,伦理学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理性的,对任何一种与道德责任有关的行为进行判断和推理时,必须给出正当性基础的论证,做到客观因果性和意义妥当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危机及危机管理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人格与稳定状态下的道德人格会有很大不同,要保持道德人格的同一性,就必须有稳定的、经得起正当性基础证明的观念体系、制度结构和伦理环境。公共危机具有两面性,它会把人性中的"向善"和"趋恶"的倾向集中表达出来,这就为后危机状态下的"扬善抑恶"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士的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是我国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作为有文化的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以弘道为己任,积极地参与政治,因而也就形成了独具士阶层特色的政治道德,对加强中国特色政治道德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德性"的内涵关乎某种目的论,而"道德"要在"服从命令"中理解,作为悖反的结果,道德论世界观下才有对于"个性"的强调。古典政治伦理观建立在德性论的基础上,是一种德性政治学,它有三个基本命题:以德而治、因德成制、为德而治。现代政治伦理观对"德性"进行祛魅化,将自身建立在道德论的基础上,并将政府视为功能性的,是一种功能政治学。古典政治伦理观认为城邦的目的在于成就德性,而在德性祛魅之后处于道德论世界观之下的现代政治伦理观,或者否认政府的道德角色,或者认为政府的道德责任在于宽容和培养人的个性。     

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1905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20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左"与"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伦理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21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历史的真理"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诸多变迁,这包括家庭伦理观念由"简单化一"向"多元共存"转变,家庭伦理关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变,家庭伦理责任由"严格责任"向"宽容责任"转变,家庭道德调控由"行政调控"向"德法兼控"转变等。文章对中国乡村家庭伦理变迁的轨迹和其中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入剖析,探析了引发变迁的深层社会原因。     

道德责任判断的三重根据

道德责任判断的直接目的在于找出可称赞或谴责的原因,对行为者做出合理、公正的道德判断,使其承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从而减少和消除不公,融洽社会关系,引导行为主体朝向更崇高的目标.道德责任判定涉及行为者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行为后果和价值标准等方面.实际后果是道德责任判断的现实根据;因果关系是道德责任判断的逻辑根据;社会历史理性是道德责任判断的最终价值根据.     

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

国际保护责任,以其深刻的伦理意蕴为国际政治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国际保护责任在实践上陷入价值选择的两难情景:为实现一种善而采取的道德行为,必然损害另一种善。这种道德行为的悖论构成了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它在本质上是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系因国际社会"康德型伦理文化"和"黑格尔型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而生成。两种国际伦理文化都植根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要消解这一伦理困境,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是渐进路径,即国际伦理文化的涵化;二是激进路径,现有世界秩序的重构。就短时期而言,国际保护责任的伦理困境很难得到实质性的消解。     

道德与政治之间——古典儒学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境遇

古典儒学以“德治”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原则与最终目的 ,期望通过由内而外的道德转化 ,将这个世界变为道德世界。先秦儒家致力于政治的道德化 ,以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但是 ,历史的事实却是儒家道德的政治化。道德与政治的不分 ,是儒家思想的特色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 ,而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境遇 ,却值得面临着现代化的今人深省。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行政问责的伦理价值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监督和追究机制,不仅具有政治、行政和法律等方面的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它们主要体现在:促进政府履行责任伦理构建责任政府,规范权力运行助推权力向善,尊重"民意"实现公共利益和弘扬道德责任塑造伦理人格等方面.     

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责任

谁应该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从个人自主的排放行为来看,责任归咎原则要求个人应该为出于自愿选择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道德责任。从个体行为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来看,单个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聚集在一起就会引起宏观上的气候变化,因而个体需要承担因果责任,也应承担道德责任。全球气候治理要求那些排放得越多的国家,应该向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引起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也要求那些过错更大的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集体责任的一般要求不会消除个人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     

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之关系：班级氛围的调节效应*

采用调查法,随机选取上海市3所普通中小学四、六、八、十年级的755名学生为被试,探讨班级氛围在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男生的外化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女生,其感知的班级氛围显著低于女生。而男、女生集体道德情绪与集体责任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学生感知的班级氛围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再上升,八年级时最低;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随着年级的增高而呈下降趋势,小学生(四、六年级)的集体道德情绪和集体责任行为得分均比中学生(八、十年级)高,高一(十年级)学生的得分处于最低水平;(3)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关系受班级氛围的调节。与消极的班级氛围相比,积极的班级氛围能够弱化外化行为问题与集体道德情绪、集体责任行为的负向关联。结果揭示了积极的班级氛围对外化行为问题学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有助于改善这些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论公共道德研究的理论维度

公共道德简单说来就是指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由于中西文化在公私问题上都曾存在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混合问题,因而对公共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的理解和研究也就变得异常困难.制度伦理研究制度的正义问题,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一个基本理论维度;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公民道德则包括日常生活中公民对制度规则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以及对他者(陌生人)应有的态度、行为两个基本的层面,是我们研究公共道德的第二个基本理论维度.道德理论研究的这两个维度,也是我们推进伴随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道德文化建设的两条基本路径.我们有必要把道德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公共道德的培育上来.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7～9岁儿童对群体内成员间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探究

以往研究对儿童持有的群体内成员间的道德责任进行了探讨,但仅局限于伤害这一消极交互行为上。然而,社会交互还包括积极的交互行为,如帮助,故本研究对7～9岁儿童是否持有群体内成员间应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进行探讨。通过比较外在规则存在与否,被试对群体成员间互相伤害或互不帮助行为的合适度评价是否发生变化,来推测群体内道德责任的存在性。若相较群体间条件,外在规则不存在时被试认为对群体内成员的伤害或不帮助行为更不合适,则说明被试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应持有相应的道德责任。结果发现：(1)相较于群体间条件,7～9岁儿童认为外在规则存在与否对群体内互不帮助行为合适性的评价影响更小,即外在规则不存在时,儿童依然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应互相帮助;(2)针对群体内的不帮助行为,13～15岁青少年也表现出与7～9岁儿童相同的结果模式。结果表明,7～9岁儿童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存在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且该现象具有跨年龄(至少是13～15岁的青少年)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