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密尔“快乐”概念的亚里士多德式解读

密尔对边沁的最著名的背离是他关于高等快乐和低等快乐的区分。事实上,密尔并没有坚持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或者高等快乐必然地主宰低等快乐,并且这种区分与快乐主义是相互兼容的。关于"快乐"有两种解释:精神状态说和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后一种解读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密尔,而且可以使他回应一些有名的问题,如克里斯普的"海顿和牡蛎"问题以及诺齐克的"体验机"难题,而且与密尔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是一致的。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

欲望和信念的适应性方向的理论源于休谟对心灵状态的基础性划分,是当代哲学关于实践理性讨论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两种适应性方向之差别的说明,可以分为描述性解释和规范性解释。本文试图表明,规范性解释必然是诉诸问题的,描述性解释虽然有可能成功,但现有的主流理论都隐含地使用了一种诉诸态度的错误方式。在戴维森的认知主义方案的基础上,通过改造维勒曼的双层模型,我们可以为描述性解释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论迈克尔·史密斯对动机休谟主义的辩护

在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被认为提供了一种与康德主义截然相反的解释进路,其核心主张可被归纳为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动机休谟主义阵营的迈克尔·史密斯主张,不论在强的意义上还是弱的意义上,休谟主义都是对动机本质的唯一正确解释,对此他展开了三重激烈的辩护:一是区分了行动的激发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二是反驳了对欲望本质的现象学理解;三是澄清了激发性理由的目的论意蕴。在展开如上三重辩护的同时,史密斯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动机理论,进而对康德主义构成了极大的理论挑战。不过当史密斯将欲望作为核心要素去解释行动时,他对欲望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欲望要么是在解释行动上不可能的,要么是在与"无意"的概念区分上模糊的。而更为严重的是,广义欲望的策略并不必然能够得出欲望在动机中更基础的结论。对此,史密斯都未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思虑与实践三段论

"思虑"作为一种为实现目的而寻找手段的理智探索活动,它能否等同于一种实践的演绎推理形式,这个问题在学界有着广泛争论。本文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系统内部存在一种类似理论三段论的实践演绎形式,但这并不等同于思虑的表现形式。思虑具有的是理智探索功能,而实践三段论是用来解释和激发行动的。在某些情况下,如德性主体为实现其目的而付诸行动时,思虑与实践三段论二者的功能会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就容易产生混淆。     

徘徊在泛神论与虚无主义之间——普罗提诺对诺斯替派的驳斥

新柏拉图主义与诺斯替派之间的争论提出了恶与神意之调和以及理性与启示各自在宗教中的功能等永久性问题,给基督教哲学和神学,乃至整个西方思想留下深刻印记.本文通过解读普罗提诺的<驳诺斯替派>来清理两派之间的共同点与主要分歧,从而界定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立场.笔者认为,普罗提诺的哲学思想属于诺斯替主义的大范畴,在发展阶段上属于理性的神秘主义,在立场上介于泛神论与虚无主义之间.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欲望概念,并在其道德哲学研究中对这个概念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区分了一般而论的欲望和具体的欲望形式,前者通常被认为是灵魂中与理性相对的部分,后者则根据其目标以及追求方式的不同而区分为欲求、冲动和想望。其中,想望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本身便包含了对价值的敏感并且自然地与理性判断一致。本文试图指出,一般而论的欲望概念难以为人类行为的多重动机及其相互间的竞争关系给出恰当的说明,而一种经过区分的欲望概念则突破了理性与欲望对立的传统思路,不仅使我们对人性的复杂具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人类行为并对其作出恰当的道德评价。     

托马斯·斯坎伦的反休谟主义动机论辩护

在当代道德心理学关于动机问题的探讨中,休谟主义通常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经典解释,其核心主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在道德动机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它不可以被还原为任何认知性的状态,也不可以被任何认知性的考虑所取代。托马斯·斯坎伦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强的替代方案:行动的本质动机是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并且理由判断才是动机的唯一来源。斯坎伦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这一辩护:其一,他认为欲望不能成为动机的基础;其二,他认为动机也不需要欲望作为基础。斯坎伦这一激进的辩护主要存在四个大问题:其一,他对欲望过于狭窄的界定是可疑的;其二,他对欲望内在结构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他无法说明非认知性的欲望中如何包含着认知性的理由判断;其四,他强调理由判断是动机的唯一来源的主张无疑掩盖了动机中其他必要因素的辅助作用。斯坎伦对休谟主义动机论的挑战是无疑的,但并不是颠覆性的。     

《墨经》“利”之辨析

西方学者往往倾向于对《墨经》中说明"利"这个重要概念的文本"利,所得而喜也"作快乐主义式的解读,认为墨家在此是把"喜"或"快乐"等同于"利",或者作为"利"以及道德正当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墨家在此处只是对"利"进行了语义和元伦理学层面的说明,并非在表达快乐主义的规范性立场,甚至不是在表达任何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性立场。快乐主义式的解读对《墨经》甚至整个《墨子》文本包含的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层面加以区分的意图认识不足,与《墨子》其他地方明确表达的规范性立场不一致,其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将西方规范伦理学的框架套用于早期中国哲学的这一常见但却值得商榷的做法。     

维特根斯坦论原始社会中的巫术与宗教

弗雷泽站在理智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原始社会中的巫术或宗教现象。在这一立场下,巫术及宗教仪式被看作人们为达成某一目的的工具性手段。维特根斯坦反对这一立场,在他看来,原始人们举行巫术或者宗教仪式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因此我们不应以更高级文明的心态简单地将它们归结为一种错误的世界观。     

新弗雷格主义对涵义的认知解释

对弗雷格式涵义的描述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克里普克和直接指称论者的深入批评。新弗雷格主义者坚持涵义的不可或缺性而建议放弃描述主义。新弗雷格主义者对弗雷格式涵义的实质内容的阐发可以解读成三种进路：一是把涵义解释成从物的思考方式或心理呈现模式;二是把涵义解释成证实性知识或作为证据的概念;三是把涵义解释成动态的信息体或文件系统。这三种理解都强调了弗雷格式涵义的认知功能,从而显示出涵义概念的语义解释和认知解释之间的紧张,以及涵义概念的内在不融贯性。二维语义学承接新弗雷格主义的立场把弗雷格式涵义拆分成认知内涵和真值条件内涵两个维度,涵义的认知层面是弗雷格式涵义的主要特征。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亚里士多德对快乐主义的颠覆与改造

快乐,是人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东西,实践哲学总是要对快乐有一个安置。然而,对快乐的评价总是处于快乐是善还是恶的争论之中,实践哲学也总是在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摇摆。亚里士多德全面回应了这个问题,他展示了,在实践生活中既有用理性战胜快乐以培养美德的面向,也有美德自身就有快乐且理性与快乐和谐的面向。为了让快乐的这两个面向相互协调,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快乐,即作为对欲望满足的过程的感觉的偶然快乐和作为成全的自然快乐;并且亚里士多德从运动（过程）和成全这两个方面澄清了这两种快乐的存在性质。欲望满足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运动,是较低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颠覆;成全式快乐的存在性质是成全,是较高的快乐,从而实现了对快乐主义的改造,拯救并高扬了快乐。     

情深而文明——舍勒爱欲观与佛教爱欲观的比较

为了对爱欲问题有深刻和丰富的认识,本文试图对舍勒的爱欲观和佛教的爱欲观进行比较,从爱的观念、爱和欲望、爱和理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舍勒认为人的精神人格的核心是爱而不是理性,佛教也认为爱欲是一切生命有情的核心。舍勒认为爱是发现新价值的一种精神位格的行为,因此把欲望和爱区分开。佛教认为爱和欲望是一回事,但区分了染污爱和非染污爱,或者强调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培养。舍勒认为爱优先于理性和认识,佛教认为理性或者智慧更重要,但也要智悲双运,不能偏废。     

康德的辩证法及其问题

康德试图调和两种明显不一致的人性图景:一是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之一部分的"机械论"图景;二是人类作为自由、自觉和理性的行为者的传统形上学图景.康德认为,由于这两种图景都有说服力,我们的理性便被引导进了一种"辩证法"或一种思维过程,其中,为一种立场提供理由的资源又引出相反立场的理由.康德处理这种"辩证法"的策略是证明实在中的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他相信,区分显现给我们的事物和真实所是的事物,便可化解在设想我们的行为既是被决定的又是自由的时所产生的矛盾.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抽象人的卢梭主义批判

本文阐述了卢梭视野中的"人类"主题,试图与卢梭一道对抽象人观念进行批判性研究。一方面,卢梭区分了两种东西:属于同人性不可分割的特征的东西与属于偶然可变的东西,另一方面,卢梭主义人类学解释的因素处于上述区分的延伸之中。至于卢梭主义人类学中具体人与抽象人的调和,文章区分了本体论或认识论角度与伦理学立场,进而主张站在伦理学立场来理解卢梭的抽象人观念。卢梭肯定"抽象人"的存在,期望达到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我们进一步指出,拉博埃西对卢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强调"自愿奴役"是意志能力丧失的根据。     

对康德的相容论内涵的再思考

康德断言,人的意志自由与其经验性活动的必然性是相容的。学界对康德的相容论作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争论双方分别站在本体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立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并不断有新的代表和观点出现,而主观主义的解释成为了更为流行的解释。本文首先对康德的理性、行为、品格、意向等相关性概念进行分析,说明它们的对象都有本体和现象两个层面,梳理了理知的品格与经验性的品格的微妙关系,继而介绍和讨论相关学界争论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证,最终说明,本体主义的理解,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理解,才真正契合康德的相容论。主观主义解释尤其难以说明,理知的品格和经验性的品格如何统一于同一个主体,而前者又构成了后者的根据。这种解释通过理性本体与理知的品格不能被用于解释行为,来说明理性与理知的品格并无规定行为的力量,这也是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