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生机：现代生态伦理的诘问与反思

面对全球生态问题,现代生态伦理学者试图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流派。虽然不同的生态伦理理论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生态道德问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和道德框架,但各种理论流派之间始终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间的“范式之争”,以致陷入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现代生态伦理研究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形式,只有在消解“范式之争”中实现典范转移,以全新的世界观融通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才能引领构建新型生态伦理关系,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的发展带来生机。     

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与生态伦理重构

在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做的道德谋划失败以后,马克思关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既为重新确认生态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生态伦理以善恶为核心向道德权利以义务为核心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思想出发,生态伦理何以为善的根据不再是人的利益,也不再是自然本身的权利和内在价值,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这种物质变换决定了人类拥有向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物质资料以养育自身的道德权利,也规定了人类必须承担反馈自身的能量以养育自然环境的道德义务.     

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指的是引领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它是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体系的内核和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生态文明建设价值观基础的构建,从理论上说就是要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什么"这个带有全局性的根本问题。它的构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对立。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基础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幸福和环境正义三个方面。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

生态正义何以可能,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困境和实践缺失,使得它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个体或群体中心主义的短视和危害,使得它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回答生态正义何以可能。当代的全球化,使整个人类真正成为一个现实的主体性存在,使人类的共同利益获得了现实规定性,提出了当代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生态正义在坚持以人类整体、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经济活动中得以可能。     

生态平衡 心态平衡

·生态神学作为当代神学家对环境问题的反应,它并不孤立地考虑人与自然本身的危机和衰变,而是与人的政治、经济、科技、道德、文化、思想等结合,即看到生态问题与人类社会这些领域的复杂关联。 ·生态神学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神学只解决神人和好、人人和好的框框,进而扩展到人与自然复和的境界。为人类的行为活动提供一种全新角度的神圣参照。生态神学把救赎的范围扩大,意味着神、人、自然的最终和谐和一致。     

美德伦理学视角下的“大地伦理”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学.但是他的“大地伦理”思想却具有义务论的理论缺陷.为了规避其理论困境,比尔·肖从美德伦理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大地伦理”,提出了“大地美德”思想,希望通过对人的态度及其品质的关注,消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为致力于“大地伦理”的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核心、关于人对自然道德义务与责任的基本理论与观点，其产生与演变渗透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形成、发展、深化及完善的全过程。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构建了劳动使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具有道德合理性、实践是人与自然实现主客体统一的根本手段等重要逻辑思维。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为当代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破解生态难题提供了新范式，开辟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境界，指明了人类文明形态前行的正确方向，夯实了人类新发展理念的伦理基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创立奠定了生态价值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当代西方生态主义道德话语的演进、悖论和局限

西方思想家以一国之内人与人之间权利的扩展为思想基础,希望同样的过程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由此产生了生态主义道德理论。这一理论以动物的权利、有机生命体权利、敬畏生命和赋予生物以内在价值等言语作为意义表征,组成了西方生态主义道德话语体系。但是,这种话语从一开始就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保护自然之间的矛盾。资本具有全球性和扩张性,而人们对自然的爱则受领土边界和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限制。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民族国家背景下,环境问题与世界性不公问题紧密关联。     

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思考

生态文明建设蕴含着复杂多样的道德问题.从道德的视角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生存环境、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道德操作应遵循以人为本、公正、科学发展的原则.生态文明建设要注重道德价值,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提升主体的道德素质,更新道德实现的途径和方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中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建设的重要生力军,他们在批判现代性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毁灭性破坏的同时,倡导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符合生态伦理观的生态世界.探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建构的生态伦理观,重新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态文明,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可选择的“另一条道路”.     

人与自然互为存在--人与自然关系新解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片面化的理解。自然不仅为人而存在,人也应该为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是互为存在的。割裂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要么导致自然被人所奴役,要么导致人被自然所奴役。     

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以“人类是否对自然承担直接道德义务”的问题为根据,可以将西方环境伦理学划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环境伦理学存在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背后却具有理论基础、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从理论基础的一致性看,它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使得它们不去探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是如何断裂的,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从价值立场的一致性看,它们不仅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辩护的伦理学,而且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消除贫困追求生存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评介,由此形成借鉴或认同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上的缺陷的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界提出了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理论主张,这也使得学术界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西方环境伦理学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等问题的争论,对我国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都产生了影响,厘清这种影响不仅有利于促进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且有利于我们建构一种能够既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     

低碳生活的伦理解读

低碳生活方式的推进,表明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低碳生活意味着人类在协调人与自身的关系时以节约俭朴为德性要求,在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以生态正义为道德原则,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     

“道法自然”惠及美丽中国 访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

<正>如果说在过去,道家自然观的影响只限于中国,那么在人类文明交汇的今天,它便具有了世界性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前,生态文明这一时代主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反思,而在中国古代,老子最早提出了人在宇宙自然中的位置问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进行了深入思考,主张道法自然、物我为一。其生态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生态伦理对“现代性”道德的超越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探究中,生态伦理要么镶嵌在人类中心主义框架内成为个体主义环境伦理,遇到一些违背常识的困难;要么成为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被指责为个体牺牲自己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生态伦理只有超越"现代性"道德,才能使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互为补充,获得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及其深层意蕴.     

人未到场的生态伦理学研究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它们观点的不可公度性 ,表明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上学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 :在没有确立“人是什么”的前提下 ,就展开了人与价值的争论 ,致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人的空场。生态伦理的形上学基础 ,不是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 ,而是人之为人。人惟有首先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人 ,拥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性 ,他才能够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为何要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

本文分析了人与自然具有事实和价值的双重关系,并从生态学的理论背景进一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述了构建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必要伤害"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合理性

"必要伤害"是在对不伤害原则理论缺陷的反思、挖掘和借鉴西方生态伦理学有关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和冲突的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道德规范原则。它包括: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人类为了自然的完整和稳定不得不对自身的权利做出让步、节制而造成的损害。"必要伤害"原则的提出,既丰富和完善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体系,又为人们的生态道德实践提供了有效的行为指导。     

从对立走向统一——生态伦理学发展趋势研究

在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自然存在物有无道德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及其观点的不可公度性,意味着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而上学危机。如何摆脱这一危机,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黑格尔关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观点为走出这种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的思想亦为消解这种对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