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的二重性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

如何正确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是经济改革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广泛注意。但是,国家的职能只是国家性质的外部表现;我们只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特征等基本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后,才能对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概念。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丰富内涵和科学定位。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纲领性文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次阐发中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前提是“走自己的路”,其发展进程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和整体性，结构要素体现为一条基本路线、一个总体布局、一个发展战略目标。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善的回答。     

剥削阶级国家职能就不包括组织社会经济建设吗?

在一般哲学教材中,对剥削阶级国家职能组织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都避而不谈,或持否定态度,而在叙述无产阶级国家职能时,却十分强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条。我认为,不承认剥削阶级国家职能对组织社会经济建设的作用是片面的,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难以使人信服。     

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

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推动国家治理趋向现代化,由此可以从政治学的三重逻辑来理解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这三重逻辑分别是历史—价值逻辑、工具逻辑和动力逻辑。从历史—价值逻辑看,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和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社会发展从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这一历史逻辑展开的关键节点;从工具逻辑看,改革开放意味着内敛型发展模式向开放型发展模式的转变;从动力逻辑看,党是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的领导者,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扎实推进陕西新时代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

<正>党的二十大从战略全局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进军号角。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谈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机关是办事部门,是国家、政党和群团等单位整体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承办某项、某个行业、某个方面或某条战线的工作任务。各项工作的运转、任务的完成,要靠机关综合职能的充分发挥。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党和国家的机关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 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同样也是党和国家机关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义探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和根本价值取向,具有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为借鉴,反思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并观照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和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愿景和价值追求,具有整体性。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     

走向适应性监管：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

2023年公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政府监管职能相关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尤其以金融监管最具典型性。本文基于监管型国家建设的维度，选择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适应性监管理论分析视角，并将其与中国监管改革的独特情境因素相结合，从整合性、权威性、抗干扰性和事权集中层面对此次改革的历史背景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并结合外部因素中的监管压力、市场结构，以及内部因素中的路径依赖、交易成本和资源优化等角度，来理解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的适应性监管的治理逻辑，最后总结了中国监管型国家建设中的三大观察结论以及未来改革所需要平衡的三大重要问题。     

形式合理性视域中的良法之应然

社会主义法治应该是良法之治.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是良法的基本表征.形式合理性视域内的良法应符合以下要件:植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契合社会的价值期待;对公民的合理情感予以法律的确认;在体系上具有明确性与完整和谐性.只有当法律符合这一系列要件时,才能从形式上确保自身成为良法,并实现由法定之法向现实之法的有效转换.     

论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

在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中,如何看待并处理好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是一个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大问题。从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关系看,民族道德统一于国家道德,民族利己主义是为国家道德所不容的,民族道德与国家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并认识这一问题,因为它事关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对构建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人际信任的传统资源——《论语》《老子》中的“信任”思想略论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人际信任资源,如果能够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可贵精神财富。部分现代西方社会学家将中国列入低信任度的国家的学术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不同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信任模式,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里有高度的人际信任。中国当代社会的人际信任危机,是由于社会转型造成的,不能依此而断定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论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生态基础

为了使公民道德能在我国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获得稳定的、可持续的快速发展,必须深入考察、全面审视和正确把握我国现今的文化生态系统,努力探寻使系统保持良性循环并不断优化的最佳途径,从而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一个健康、坚实的客观文化基础。     

公德建设要超越伦理本位传统

公德是公共行为的道德规范.公德建设能够推动法治建设.在中国,由于长期伦理本位传统的影响,公德建设滞后,影响了中国道德建设,也遏制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动中国公德建设必须超越伦理本位传统,将公德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Why do young people engage in some civic actions and not other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ivic efficacy

Civic actions are behaviours intended to improve conditions for others or help shape a community's future. Such actions vary widely from voting to voluntary helping, from canvassing to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categorize the array of civic actions.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why young adults engage in some types of civic actions versus other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Using data from 598 White, cisgender, heterosexual young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civic efficacy, collective civic efficacy, and seven actions: writing social media posts, voting, buycotting, volunteering, participating in an organization, supporting political candidates, and protesting. We hypothesized that individual efficacy would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ll seven actions, but collective efficacy would be more strongly related to collective or political actions, compared to the individual or civil on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individual efficacy positively predicted engagement in all seven civic actions.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had a complex curvilinear relation with buycotting and supporting political candidat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imed at promoting civic engagement amongst young adults are discussed. Please refer to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 section to find this article's Community and Social Impact Statement .     

社会服务实践对中学生公民行动意向的影响——社会服务观念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6203名参与过不同形式的社会服务实践的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了中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实践的现状及其对公民行动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我国中学社会服务实践的质量各维度差异较大,内外调控、深化与拓展、课程关联和自主性得分依次显著降低。(2)中学生参与的社会服务实践在城乡、学校类型、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学校类型和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城市、示范学校、低年级的学生参与的社会服务实践的质量较好,示范学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低年级阶段。(3)中学生的社会服务实践经历影响其公民行动意向,而社会服务观念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实践经历有助于改进中学生的社会服务观念,进而增强其公民行动意向。     

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公民伦理——兼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力图把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置于其历史理性的理论框架之中来思考其限度及趋向。在康德历史理性的言说中,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康德对于用“有限理性存在者”来对其公民伦理思想进行限定,一方面基于康德公民伦理思想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践理性理论,另一方面出于他对卢梭的法权哲学原则的呼应。从价值趋向、交往结构、制度规范、内在德性、权利属性、外在环境等方面对康德的公民伦理思想展开分析,可以察知康德公民伦理思想的趋向也体现为世界公民状态。     

当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价值观的重构

在市场经济促成市民社会的条件下,价值冲突是必然的现象,其对现代文化格局的影响是双重的,必须辩证地认识和处理。     

关于伦理道德与智慧

伦理道德与智慧的关系是一个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伦理、道德与智慧都有联系,但本身都不是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相通,但两者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智慧。伦理智慧与道德智慧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提倡伦理智慧和道德智慧有助于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全面进步,为此需要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