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917年11月7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当时俄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     

青年马克思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文章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总是喜欢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与成年时期的马克思加以割裂,并且以青年马克思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言论来歪曲马克思,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本质的异化现象。但青年马克思在谈人道主义时,总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非人的生活状况为对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造世界和人的学说为基础的。文章说,早期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言论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当时提出人道主义思想是一种创举,表现了马克思的崭新的大胆精神。并说,列宁在后来发展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俄国工人阶级首先把这种思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思谈过“异化”问题,但这个“异化”概念是他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的概念。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说明在有剥削的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丧失人的特性,人的劳动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愿活动,而是强迫劳动。劳动者所创造下的东西成了劳动者的对象化,劳动者的产品剥夺了劳动者的族类生活。文章说,人的异化现象的消除只能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这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时代人类的基本任务。这就意味着必须改变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人人皆兄弟”。文章接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是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的制度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具体的人道主义口号。     

“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同资本主义总危机对比起来,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是分外明显的,这种发展不能不影响现代资产阶级的宣传,迫使它寻找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新工具。近来,社会主义的敌人提出的“民族共产主义”口号,就是这种新的思想工具之一。在这个口号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货色呢? 1.“民族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形式之一所谓“民族共产主义”号召每个民族按自己的方式,给自己建立“本民族的”社会主义,     

教权主义与异化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对教权理论家E·麦茨克等人歪曲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阐述了消灭异化的历史力量、道路和手段。作者首先指出,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对《经济学与哲学手稿》进行资产阶级的解释,是教权理论家同哲学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战场。他们把异化问题当成了他们认为的青年马克思一切思辨思想的中心,并诬蔑在德国永远扎下了根的马克思的思想是反人道主义的。作者认为,异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异化反映了一种情况: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作为这样一种力量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这种力量对人是陌生的,它驾驭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教权理论家否认异化的历史性,并力图首先抹杀异化的社会根源。为了这种目的,他们就使异化离开它的物质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即离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把异化的原因转移到人自己身上。教权理论家的代表人物麦茨克对马克思的异化观点进行了人本学的歪曲。他是从主观主义的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根据这种主观主义,异化似乎是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他的三段式:从经济事实出发,经过人的本性,而到“占有”和“占有欲望”,就体现了一种直言不讳的主观主义和人本主义。作者指出,与麦茨克的虚构相反,马克思是从人的行动的前提出发并把人放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中予以研究的。所以,人的异化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中,而不是植根于人之中。因此,完全不是人的“行动”产生异化,而是私有制使劳动异化并强使工人成为一种异化了的、非人的存在。教权理论家把“人类本性”说成是异化的根源,说什么为了摆脱异化,工人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本质。根据这种说法,工人不应该、而且也不可以采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的、革命的行动。最后作者说,消灭异化的决定性力量是用科学社会主义联合起来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工农国家政权是消灭异化的手段,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是消灭异化的道路。     

历史决定论和苏联共产主义中的政治命令

在这篇文章里,胡克主要借助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虚伪的人道主义与道德理论,来歪曲、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进而“论证”这种经验“驳倒”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一、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胡克首先用生产力论去曲解马克思所提出的“无     

社会主义与个人所有制

本文以头条位置刊载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7期上。文章共分三部分:一、个人所有制在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二、个人所有制的结构;三、个人所有制发展的趋势。作者妄图从理论上为苏共不断遭到失败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作辩护;竭力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为个人所有制的存在寻找根据,说什么列宁“屡次强调个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义”;企图用所谓社会全体成员有同等权力享用社会消费基金的美妙幻想来欺骗和安慰那些生活水平极低的劳动者,从而模糊新资产阶级分子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大力鼓吹“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说它是“顺利解决农业方面的什务的极为重要的刺激物”,批评“不久前曾无根据地对工人和职员的个人副业加以限制”的作法,并得出荒谬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所有制始终是满足劳动人民需要的主要形式”。     

《世界共产主义》一书引言

胡克的《世界共产主义:主要文件资料》一书,是摘录马列主义的某些经典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文件的片断编纂而成的,在每个问题的文件资料前面都加了按语,在全书的前面加了这篇引言。引言中他主要指出这一辑录的四个特点。其中提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曾有过的反对派和“官方”共产主义只是“战略和策略上”的区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从属于”苏联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苏联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虽有联系,但一方面的改变并不必然引起另一方面的改变;赫魯晓夫提出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论点“这一修正是对现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经典的贡献”,具有“头等重要性”,而这是中苏之间“发生裂缝的原因之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文件和后期文件有很大改变,而这种放弃原来的坦白语气、宣扬“和平共处”以及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的作法是为了欺骗那些“牺牲品”,满足为苏联安全的利益计、抵抗德国法西斯必须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对共产党人及其反对派“自称马克思恩格斯的嫡系合法继承人”的主张都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看”等等。最后胡克表示也不排除共产党“放弃统治全世界的纲领和建立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目标的可能性”,但如果真是这样就要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拿出证据来”,证明已放弃这些文件中所表达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结束语

全文共有三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中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给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指定这么一个“对象”,“即‘研究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的联系’。他所打算分析的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的人和人的关系,就其‘真实的和亲切的’内容来看的商品关系”。但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基本人类关系的这个真实内容,是纯粹的否定性”。这样,马克思就“从这种激进的批判里产生出来的计划,共本身也是激进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消灭任何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还消灭任何的商品关系、任何的生产或消费的特权和除了直接消费的财富之外的任何财产所有制”。在第二部分《经济人的两个成分》中,作者说:“这个激进的计划只掌握到经济现实的社会一面,‘类的’一面。它不知道经济现实还有个人的、个别的一面”。“个人关系直截了当地被社会关系所吞没”。接着,作者论证说:“经济过程”是“个人的”。“集体是中介者”。“集体主义”“不知道经济人有其个人成分”,而犯了“严重的错误”。同时,他还污蔑说:“集体主义不怕把由资本主义开始的集中工作推进到它的完成。它把劳动的自主权破坏得更彻底。它把资本主义使之从地下出现的庞大的金字塔一直提高到极限。在这种集权的和全面的计划化里,劳动者的自由比在资本主义的不完善的计划化里只有更小的地位”。又说:“更严重的是,集体主义不怕把消费者本身也吸收到一个分配制度里面去,使消费者受一个严格的计划化的支配”。在这一段最后,作者叫嚷说:要注意“工业财富和商业财富的‘你的’和‘我的’这个范畴的人类价值”。为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面,必须有一个关心个人经济权力的组织,以便有效地平衡这个国家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在第三部分《马克思著作里提到的人》中,作者说:“在马克思的价值论和资本论里”缺少“一门超验性的哲学”。因为“如果人们没有一个超验的历史观,那就不可能不自相矛盾而断定人对生产的第一性”。“马克思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没有认识人的真实座标”。他说:“‘人无限地超过人’。这就是人的神秘之所在。人只能把目光放到本身范围之外才能认明自己。当你把人归结为他本人时,你是把人阉割了。当你把人当作一个‘绝对者’时,你是使人降格了。唯有向着一个超验性开放的人道主义,唯有在这种人道主义启发之下的一门政治经济学,才能消灭金钱的唯物主义而确认出人来”。最后,作者妄想:马克思主义在“改变社会结构”之后,“也许会打算让自身去屈从精神力量,用人的名义向这种结构本身的改造提出一些正当要求”。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列昂·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的活思想》一书的前言

《列昂·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的活思想》一书最初发表于1939年,书的内容主要是托洛茨基所编选的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片断,前面有托洛茨基的长篇序言。1963年由美国福赛特出版公司把它重新印行,作为《活思想丛书》中的一种。在这重印版上,由胡克写了这篇前言。在这篇前言中,胡克除了重弹他那一套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论、美化资产阶级专政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滥调之外,还竭力给叛徒托洛茨基擦脂抹粉,不仅把他说成是一个超过列宁的“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且还说托洛茨基的那篇序言的“精神比马克思本人的著作还更加是马克思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及其批判

伯曼与马克思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虽然批判资本主义的虚无主义,但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虚无主义的克服,而是看作一种虚无主义的变种,从而提出"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一词。伯曼的主要问题在于,他过分强调马克思的现代主义者形象,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的方式想象共产主义,从而把共产主义错误地理解为比资产阶级先驱更具破坏性和激进的乌托邦。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使得人们摆脱了自身仅仅是生产-消费机器的异化状态和无意义感,摆脱虚假意识形态的束缚,摈弃超验的价值、意义和真理的理论预设,破除资本逻辑的统治和霸权,变革现存世界并实现人的解放,因而是破解虚无主义的密钥。     

我对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

(一)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词句,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却看到了那里反复写着: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时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从“我们说到就做到”谈起——学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文件的一点体会

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常常地看到有这样的词句:“我们说到就能做到”,“说到那做到那”。古今中外的历史有无数的事实证明:的确是“说到就能做到”,“说到那就做到那”。同时,也有不少的历史事实证明:不但说到没有做到,而且适得其反。关于“我们说到就能做到”的例子,如马克思说过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这在苏联已经做到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兄弟国家在不要很久的将来也一定能做到;列宁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胜利,这个论断在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做到了;斯大林说过在一个国家中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在苏联也已经做到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愚公移山”为题的闭幕词中说过:“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本来意义

一近代市民社会,从它的整个历史来看,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从1830年前后几乎同时在西欧各国兴起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个资本主义的形成原理。从那时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约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这个运动在空间上也有了巨大的扩展。在世界上相当一大部分地区,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今天,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地位,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显然,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这种方向性和历史潮流的倾向性,资本主义既没有力量去阻止,在思想上和道德上也不占优势了。     

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

马克思作为生活在现代性盛期的思想家,对现代性做了深入的诊断和批判。作者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狭隘的对资本主义进行功能主义批判的制度分析论者,而是一个现代性的辩证的批判者。首先,他继承了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代性规范理想;其次,他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把现代性理想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并从这一批判中揭示现代性的新的出路,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方案虽然在现实中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但仍然构成我们今天现代性话语不可超越的视域。     

形而上学的解构与面向未来的承诺:德里达解读马克思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出版,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来说,可以算是一个事件。这是因为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西方学者高呼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带来“历史的终结”时,他挑了一个很好的时间向马克思致敬,这种致敬是对一种学说的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完全认同了马克思的思想:他以自己的解构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解构,并以被解构了的马克思哲学中所蕴含的批判精神,同他对形而上学批判所要表达的面向未来的承诺,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接,以此作为批判全球资本的理论基础。这种解释虽然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     

“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论述的理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思格斯谈到将要用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深刻论断,时常引来歧义的解释。有的人以此作为说明必须优先发展个人利益的依据,其理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资产阶级历来利用人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在最近几年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它们更把资产阶级人权观当作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发挥着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发动的这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攻势;另方面,它又以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我标榜,既批评资产阶级人权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状况,又给它自己     

马克思主义旧内容的新发现

作者企图以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的“新发现”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真正地位和真正光彩”,说明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问题乃是“研究个人问题并为个人幸福而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新的“发展”已经使“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形象愈来愈发出光彩而使作为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马克思“黯然失色”。作者认为,不知道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的著作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考茨基到列宁都因为不知道这些著作而“只能学到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则由于一种“传统的固定看法”,在发现了这些著作之后也加以排斥,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了。作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实,特别是悬在人类头上的那把达莫克里斯的“原子剑”,使人的问题、个人幸福问题、人怎样摆脱异化而成为自由的人的问题空前地尖锐化了,因此各阶级、各流派的哲学家都讨论起这个主要问题来。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是最有启发性的。作者大大吹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旧内容的新发现”上的“功绩”,他说只有这些人才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作“正统派解释”的人们却长期不能“领会”这些思想。作者说,不能认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是两个对立的马克思;既不能认为只有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看。他说马克思的前后著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马克思的思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主题不同、用的术语不同,但是根本立场是统一的,那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或“战斗的人道主义”,也就是一种“幸福论”。作者说,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所发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人的“异化”问题,他的目的是要克服种种异化。但是因为当时造成人的各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表现出来的经济异化,所以马克思进而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以便找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克服异化,而达到实现人道主义的目的。作者说,马克思后期的著作虽然愈来愈强调阶级斗争问题,然而个人问题仍占主要地位,而且使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内容”。作者认为,在工人运动摧毁了旧生活转而建设新生活的时候,关于个人的全部问题必然会“爆发”;“生和死、生活和幸福等微妙的哲学问题必定愈来愈明显地和顽强地开始出现”。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给个人问题“恢复名誉”,也就是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实际恢复名誉”。本文在翻译时有所删节,但是保留了作者引述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言论,以便让读者看到这些思想家是怎样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也可以看到沙夫本人是怎样向这些思想家“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