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神灵的中国人宗教性测量：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宗教性测量是一切宗教社会学定量分析的基础，但是有关中国人宗教性测量的研究还为数不多。本文提供了一个中国人宗教性测量的新方案：基于神灵的宗教测量。在西方社会，基于宗派归属进行分类一直是宗教测量的基础，也长期被中国的同行所借鉴。然而这种方式默认了宗教信仰在东西方社会的同质性，存在一定的缺陷。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我们通过轮换问题对两种测量方案进行了实验和比较。研究发现，基于神灵的测量方案优于基于宗派的测量方案。为了证明这一点，文章提供了测量混合信仰、佛教、基督教的三个例证。新方案有助于解决关于宗教的认知和敏感性问题，能够回应一些看似无解的争论，给宗教研究带来了新的洞见。     

外部宗教性干预与地区安全:以科索沃冲突为例

科索沃问题不仅面临北约、欧安组织、大国等政治军事干预,还受到外部国家、宗教组织、宗教领袖和宗教集团的宗教干预.冷战后发生在科索沃的外部宗教性干预是宗教作为国际关系中日益活跃的复兴型政治元素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例证.宗教信仰为特定干预力量提供了可以决定社会支持程度的公开理由.宗教不仅是外部干预的原生主义自变量,还表现为政治利益驱使下的博弈工具.外部宗教性干预本质上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其动力源演进为维护宗教势力的护教、发展宗教实力的传教以及打击竞争性力量的讨伐异端.一般情况下,外部宗教性干预是国际政治领域干预政策的补充和调适者.     

中国宗教性公益组织发展模式刍议

本文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回顾、梳理了宗教慈善公益组织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文献,探讨了中国宗教性公益组织的运作特点和发展方向,及其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文章指出,当代中国的宗教性公益组织不仅具备独立性、公益性、志愿性等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征,亦具有宗教性组织核心、参与性多元合作以及全球性项目开展等特殊的组织运作机制。这些组织特性不断地交织互动、彼此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宗教性公益组织独特的发展模式。     

拆墙搭桥 宗教对话在中国

<正>宗教对话向来就是宗教研究最持续、最热门和实践性最强的议题之一。宗教对话的含义非常广泛,因此界定宗教对话就与界定宗教本身一样困难。我对宗教对话作了宽泛地界定,即关于宗教议题的教内对话、教际对话,政教对话以及社会与宗教对话。一、在中国开展宗教对话的现实背景除了一般的动因外,中国宗教对话还有以下特殊的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信教人数的较快增长。总的来说,中国是一个"宗教性较弱"的国家,这主要指宗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以及国民宗教性较弱等。但中     

发挥佛教媒体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用——北大“首届佛教媒体编辑研讨会”发言(节选)

<正>佛教是我国第一大宗教,具有很强的文化性。据统计,我国13亿多总人口中自觉的佛教徒接近一亿,超过其他几大宗教信徒之和。最近,我正在思考可否用"宗教性"和"文化性"来分析我国五大宗教的特点,为提高宗教工作科学化水平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宗教性,就是指宗教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扩张性、渗透性和排他性,而文化性则是指宗教的民族性、哲学性、艺术性、民俗性和包容性。以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则中国五大宗教中宗教性最弱而文化性最强的首推道教,其次就是佛教。基督教、天主     

宗教性的常态与变态:一个解读儒学的新视角

儒学是否为宗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又无结果的问题。一些学者为扩大对话的平台,从“宗教性”这个“最大公约数”入手,探讨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笔者以为,仅仅停留在宗教性上仍然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追问:儒学作为一种封建社会官方“独尊”的信仰体系,其宗教性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异?这种变异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即试图从宗教角度探索中华文明由先行变为落后的文化原因。一、“宗教性”的常态与变态一般说,任何宗教都包含对某种超凡力量的信仰以及由此而来的崇拜。其中“超凡”是一个关键词,它就是宗教性的本质体现。在高级宗教…     

古典儒学宗教性的不同解读

杜维明与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分别强调儒学中的超越性和共同创造性 ,代表了诉诸超越和非超越话语两种诠释方向。成中英从比较神学的角度对古代中国神性观念的讨论则突显了儒学中的神性问题。本文选取杜维明、安乐哲与成中英三者为研究个案 ,来看他们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以及在他们的理解中儒学的宗教思想有何特质。论文第一部分以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的研究为主 ,阐述分析“内在超越”理论 ;第二部分介绍分析安乐哲对古典儒学宗教性的诠释 ,重点阐述“共同创造”观念和“礼”的宗教维度 ;第三部分介绍成中英“无神学的神性”观念 ,展开古典儒家对神性的理解。这些研究表明 ,在扩展了的宗教观念的基础上来认识儒学时 ,可以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有争议的仍然是儒学的“超越性” ,而这对一部分学者来说 ,仍是儒学宗教性的问题。     

1999年的儒教研究

1999年的儒教研究,有以下几点：第一,儒教（学）是不是宗教,甚至儒教（学）是否具有宗教性,仍然处在争论之中,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第二,有关论著并不多。第三,有一些论著并未涉及儒教（学）是否宗教、但从儒学宗教性或从宗教角度研究。第四,出版了儒教专著。下面就重点问题进行介绍：一、儒学的宗教性1．郭齐勇认为：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照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宗教”在中国近乎成了贬词,与“迷信”…     

关于儒家传统的思考——读彭国翔的《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

彭国翔先生著《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于2007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汇集了作者十年间研究儒家传统宗教性问题的重要论文。书中将儒家传统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宗教性的人文主义,基于西方晚近拓展的宗教观念诠释了儒家传统的宗教性,并讨论了儒家传统的多     

缪勒比较宗教学与伊利亚德宗教现象学方法之比较研究——宗教研究的方法论及学科旨归

缪勒的比较宗教学借助比较语言学进路,试图对宗教现象作出科学的归纳与解释,并赋予宗教研究以独立学科地位.但其方法论中充斥着自然科学的客体化、实在化特征,化约了宗教作为人类存在活动的主体性本质,将宗教学研究的最终旨归确立为内涵含混的客观真理,宗教学术活动从而成了对宗教信仰或宗教性的化约,宗教研究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对立在缪勒的体系中凸显出来.伊利亚德的宗教现象学方法则倡导"非化约主义",在宗教研究中使宗教近乎其所是的显现自身,"神圣"因素成为宗教最终不可化约的特质和宗教学的学科母体,而体验"神圣"、以宗教性方式生存的"宗教人"则成为宗教活动中的主体.     

网络宗教生活对基督徒的宗教性的影响——以长沙市在线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为实证研究基础

本文立足于长沙市网络基督徒的宗教生活现实,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法,试图考察网络宗教生活对于基督徒的宗教性的实际影响状况.结果表明,网络宗教生活不仅没有削弱信徒的宗教性水平,反而加强了信徒的宗教性水平.在对于结果的进一步讨论中,我们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信徒宗教性的不降反升.一,在网络化逻辑下宗教所实现的电子物质化过程;二,宗教性作为人所潜藏的天性,当遇到适宜的社会环境时,它就有可能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人的"第二伦理语系".     

信仰与教化之间: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刍议

通过探析制度框架下之孔教运动,以及现代视域下之新儒家"宗教问题",经由历史向度之比较以求了解儒学宗教性之历史性格,意在揭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宗教性之原义,乃是一类不同于基于对神"信仰"的,而是基于对民"教化"的宗教意识。简言之,信仰与教化之间不容忽视的契合性,是儒学在其宗教性维度应有之历史性格。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问题(下)

四、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的超越论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当代儒者有关儒家思想之宗教性问题的认识有一转向,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明确肯定儒家思想中包含了宗教的层面;二是,不是从功能方面,而是从思想内涵本身特别是从对宗教性的超越存在的肯定方面,说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其中尤以牟宗三先生的有关论述最具代表性。（一）性与天道：儒家对于宗教性存有的认识及牟宗三有关思想的演变牟宗三指出：“在西方,宗教问题,当然是指自古犹太思想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基督教而说的;印度,则是印度教和佛教。中国以前虽然没有产生像…     

格洛克，查尔斯

格洛克,查尔斯（ＣｈａｒｌｓＹ．Ｇｌｏｃｋ,１９１９一）美国社会学家,长期担任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领导人。自５０年代末起,格洛克开始探讨关于宗教性的经验研究方法论问题。他根据这种研究划分出对宗教性的五种测定法：（１）宗教经验（...     

多元视域下的宗教观念评析

在西方语境下,宗教因其组织化的结构而成为教会的代名词。与此相对照,宗教这一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未一神化、体制化,因而各种宗教呈现出"多元通和"的局面。中国的传统宗教存在方式是世界宗教的一种常态。近年来,西方社会制度性宗教呈衰落之势,追求灵性的人数则持续上升,反映出"宗教性"或"个体化宗教"这一宗教观念意识的增强。     

宗法人文主义:沟通孔学人文主义与宗教性的理论尝试

在西方,人文主义并不与宗教截然对立,而往往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所谓人文主义与宗教相互对立的观念本身是一种误解。孔子和儒家学说无疑是一种人文主义,同样,这种人文主义与原始宗教性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孔学和儒家的人文主义主要来自于宗法文化背景,即亲情关系和血缘伦理,其原始宗教性正是将这种人情、世俗内容上升为宗教态度和情感,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这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人文与宗教相融合的独特的人文主义,可称之为宗法人文主义。     

17世纪佛兰德斯绘画中的宗教性分析——以鲁本斯《下十字架》为例

在西方艺术史中,宗教与艺术时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于在中世纪时期,一切艺术都只为宗教服务,宗教对艺术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分析艺术中的宗教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在17世纪佛兰德斯地区的绘画中表现出鲜明的宗教性特征。以当时的杰出画家鲁本斯的代表性作品《下十字架》,就从文化、政治、经济等角度反映出这一时期佛兰德斯绘画中独特的宗教性及整个演变过程。     

华北乡居民众的宗教偏好:对河北蠡县弘阳教三派的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运用人类学的宗教认知研究视角,尤其是目前影响较大的"宗教性分歧模式",来尝试解读华北乡居民众的宗教偏好。作者以在当前河北蠡县城郊地区观察到的弘阳教三个流派为例,分析了它们分别在"教条型"和"法术型"二元分歧宗教原型分类框架中的位置,接着讨论它们的兴衰如何反映出当地民众的宗教偏好。在结论处,作者主张华北乡居民众的宗教偏好本就呈二元分歧状态,教条型新教派的快速崛起是因为它填补了当地这类型宗教的真空,这并不意味法术型宗教的消亡。最后,作者以此案例批判了"宗教性分歧模式"的缺失。     

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视角:宗教组织研究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宗教在此过程中宗教性、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已成为当前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论是从社会现实情况要求,还是从完善现有研究路径来看,对于推进我国宗教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宗教组织研究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视角切入点;此外,我们还可借助"通过组织来研究宗教,通过宗教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宗教"的分析思路来整合宗教组织研究中的不同思路.     

民族文化中宗教和谐与整合的隐喻——以四川硗碛嘉绒藏族乡为研究个案

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贡献着有力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着多维精神资源。这种资源为促进社会整合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具体表现在民族的宗教性整合和宗教的民族性整合关系中。本文以四川硗碛藏族乡为研究个案,考察了硗碛藏族锅庄舞、丧葬仪式中蕴含的和谐宗教思想。文章得出结论:宗教的和谐思想是促进社会整合的有利资源,这种整合是在宗教与民族两方面同步进行的:一方面,宗教作为和谐资源,被当成社会资本促进了民族的整合,这是宗教的民族性整合;另一方面,从社会资本在族群中建构与生产时,宗教和谐思想无疑成了族群认同与凝聚的资源,在此意义上的整合是民族的宗教性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