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易学与其人格

苏轼易学与其人格耿亮之今之论东坡者,多知其为文学家,不知其为易学家,多赞其文学成就之高,而不晓《东坡易传》之重。东坡于其《易》,一曰：“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一曰：“自有《易》以来,未有此书也。”《东坡易传》的易学思想...     

晏子治国三议

晏子是齐国与管子齐名的贤相,专门有《晏子春秋》一书记载了他治理齐国的政绩和各方面的思想主张。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说此书“世多有之”,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中也有《晏子春秋》,说明这部书在当时颇为流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名臣贤相为数不少,但能够象晏子这样有后学记载其言论事迹自成一书,并且广为流传的却为数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情能生文 文又生情

自古以来,人们都懂得,写诗著文必须怀有强烈的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正如袁枚《答蕺园论诗书》所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但是,“文生于情,世所恒晓,情生于文,则未易论。”(王世贞:《艺苑巵言》)文章虽是作者有感而发,但好的作品本身却又充满着浓郁的情感。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杂说》篇中说过:“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事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述一事     

《鬼谷子》述作考

一、今本《鬼谷子》非伪《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今本《鬼谷子》中有《阴符》篇及《揣》、《摩》二篇.可以知道这部《鬼谷子》应该还是司马迁所曾经见到,战国时代苏秦时候的旧物。     

《孙子》研究文献钩沉(八则)

一、注重思想阐发的王凌注《孙子》《隋书·经籍志》著录：“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此书已佚。王凌死于嘉平三年（２５２）,其成书当在此前。《通志·艺文略》亦有著录,似此书在南宋初尚存。此书内容大体如何？曹注《孙子》内容已众所周知,王凌注《孙子》则所知者甚少,今据所见资料试做一粗略勾勒。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说：疑《通典》“用曹公、王凌、孟氏诸古人注,故有‘王子曰’,即凌也。”笔者为此查阅了《通典》,发现其所引“王子”注虽如凤毛麟角,但仍可看出其注文较为通俗、注重思想阐发、善用比喻、语言也较洗…     

董仲舒“性三品”说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的: 例如:“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为前提而发。人性的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13—114页)     

探索孔子思想的真谛——六十年来对于孔子思想的体会

<正> 今年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孔子研究》编辑部同志约稿,希望谈谈数十年研究孔子的心得、体会和思想进程。我自二十来岁学习中国哲学史,对于孔子的思想有所钻研,到现在约六十年了,前后演进之迹,略有可言。我六七岁时在私塾读书,读的第一部书就是《论语》,但当时只是诵读而已,并不解其中义蕴。在中学读书时,开始对哲学感兴趣,读了宋儒的理学著作,才对于孔子的思想约略有所认识。周敦颐在所著《通书》中强调:“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又云:“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这些话给我以很深的印象,用这些话来印证《论语》     

道教义理与《韩非子》

《韩非子》,古题韩非撰。韩非是战国末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现存古籍中,记载有韩非生平事迹的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表》、《战国策·秦策》、《论衡·祸虚篇》、《论衡·案书篇》。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谓:“韩非者,韩(战国时诸侯国名,位于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之诸公子也。喜刑(通形)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善蒋书,“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有人传其书到秦国,秦始皇很欣赏韩非的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与韩非都曾是荀子的学生,李斯     

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从“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的断句谈起

《春秋繁露·玉杯第二》曰：“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耀而不可得革也。是放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如何理解这段话，涉及到对董仲舒人性思想的理解。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断读“人……有善善恶恶之性”这句话。《春秋繁露校释》（主编：钟肇鹏，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在正文中正确地将这段话断句为“人受命放天，有善善恶恶之性，……”，但是在校释中，却又作了另一种断读，《春秋繁露校释》第41页的校释［－］说：“董仲舒主性三品之说，以为圣人性善，斗育性恶…     

本迹论与魏晋士人理想人格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观念原型”在宗教神学、政治理念、人生追求方面均有表现。为了达到或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 ,古代哲学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方面。这促使中国古代哲学提倡“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的实践人格。先秦儒家站在人文主义立场上往往对“圣人”发出赞叹 ,孔子说 :“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惟天为大 ,惟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庸》用内在超越的方式将此归结为 :“诚者 ,天之道也 ,诚之者 ,人之道也。”孟子用心性说将人道与天道联系起来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 ,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     

孔子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的心理思想探讨

德育是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认为,人“无德不贵”,换言之,人之所以可贵则在于“德”。有德,不仅能使“天下亲之”,而且又可以“化育万物”.他说:圣人之为人所仰慕就因为他“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礼记·四代》),能够“以德服人”.所以他提出,政治家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以下引语,凡出此书者只注篇名),教育家要“道(导)之以德”,各行各业的人都要“树德”(《韩非子·外储》).这又是因为人对人所称道的不是“力”而是“德”,所谓“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所以说,道德教育不论在学校或在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末,如何才能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呢?在这方面,孔子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撮其要者有二:(一)道德意志的训练。对于这种品质的培     

《管子》中的精气论及其历史贡献

《管子》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名为《管子》,却并非管仲一人所著,其思想内容十分庞杂,上自春秋,下迄战国的社会生活,书中都有反映。诚如南宋叶适所指出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五)但经历代学者     

王夫之的理势观

王夫之为学,通贯六经,尤擅长发挥经中义理.借经阐发己义,是他独特的经学诠释模式.其理势观则是这一思想模式的范例.一王夫之论理势首先重视对理势的界定.他论“理”,指出:“理者,固有也.”(《春秋家说》上卷)“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万物皆有固然之用,万事皆有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乃此理也,唯人之所可必知,所可必行,非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而别有理也.”(《四书训义》卷八》)“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之顺以趋者,理也.”(《尚书引义》卷四)“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天者,理而已矣;理     

苏轼《论语说》钩沉

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不只是文学大家,而且对儒家的经典有深刻研究。苏洵参与编撰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苏轼撰《易传》九卷、《书传》二十卷、《论语说》五卷,苏辙撰《诗集传》十九卷、《春秋集解》十二卷、《论语拾遗》一卷、《孟子解》一卷。明代焦竑很重视苏氏解经的成就,竭力搜求,编成《两苏经解》。有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和万历三十九年顾慥刻本,其间独缺苏轼《论语说》一种,甚感遗憾。清代朱彝尊撰《经义考》,也未见此书。《四库全书总目》说:“今未见传本”,“其说亦不可复考”(《论语拾遗》条)。可见明清以来,书已失传。我发现宋、金以来的某些书里,尚保存有此书的佚文和有关论述,可见一斑。朱熹说:“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苏轼也“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东坡续集·与滕达道书》)。不舍杯土,泰山得以成其高;不辞细流,黄河得以成其大。值此深入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之际,谨将苏轼有关《论语》的论述,钩稽排比,按《论语》篇次辑为一编,冀使苏轼《论语说》得以重见天日。虽不为完璧,而于百家争鸣中亦可窥见苏氏对孔子学说的研究心得。不当之处,识者指正。     

儒家“中”的概念之检讨

<正> 绍熙五年(1194)朱熹(1130—1200)罢免待制侍讲后,十一月归途至江西玉山县,邑宰请至县庠讲学。因学者所讲问而发明要道。程珙起而问曰:“三代以前,只是说‘中’说‘极’,至孔门答问,说著便是‘仁’,何也?”朱子答曰:“说‘中’说‘极’,令人多错会了他文义,今亦未暇一一详说。”以下从“仁”字发挥(《玉山讲义》《朱子文集》卷七十四)。可借朱子未详言“中”与“极”,然依程珙之问,可知三代以前“中”字为思想热烈讨论之点。《中说》序曰,“‘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     

《论语·述而》“不保其往”辨

《论语·述而》 :“互乡难与言 ,童子见 ,门人惑。子曰 :‘与其进也 ,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 ?人洁己以进 ,与其洁也 ,不保其往也。’”程树德《论语集释》所收古注都没有单独就“保”字作解释。郑玄说 :“往 ,犹去也。人虚己自洁而来 ,当与之进 ,亦何能保其去后之行也。”皇侃《论语义疏》(下简称皇疏 )引顾欢云 :“往 ,谓前日之行也。夫人之为行 ,未必可一 ,或有始无终 ,或先迷后得。故教诲之道 ,洁则与之 ,往日行非我所保也。”朱熹说 :“言人洁己而来 ,但许其能自洁耳 ,固不能保前日所为之善恶也。”朱、顾二家训“往”为“前日” ,与郑训…     

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

西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存在于周易一书里的阴阳说,另一个是存在于《尚书·洪范》里的五行说。前者代表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后者代表古代的原始的唯物论思想。 一、《周易》里的阴阳 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易·系辞传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本书内有“王用享于岐山”(《升卦·六四》)和“箕子之明夷”(《明夷卦·     

郭店楚简《语丛》丛释

<正> 1.《语丛》一云:“凡物由妄生。”整理者注释云:“裘按:此语又见一。四号简,妄作望,字在此疑读为亡(无)。”今按:字不应读为“亡”,当从一○四号简,读为“望”。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凡见者之谓物。”望、见义通,《广雅·释诂》一:“望,视也。”《说文》云:“见,视也。”“见”有“感知”之义,《淮南子·修务》云:“而明弗能见者何。”高注云:“见,犹知也。”《淮南子·览冥》云:“昔者雍门子以哭见于孟尝君。”高注云:“见,犹感也。”故简文云:“凡物由望生”者,言存在生于人之感知。     

卦变说探微

《周易》是一部讲变化的书。《易传》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即是说《易经》六十四卦本身是处于随时变动之中的状态。“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正是这种爻变而成卦象之变的基本思维,引导人们不断地寻求变化之道,并逐渐形成逻辑的理论体系,从而产生了卦变之说。虽然说卦变者言人人殊,但却都遵循一定的体例。历代言卦变者,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