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册封的“圣人”劣迹录 典型教案（选登）

马赖神甫就是梵蒂冈册封的所谓“圣人”之一。1852年，马赖神甫违反清政府不得在内地传教的禁令，私自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并勾结官府，作恶多端，包庇教徒抢掳奸淫，激起民愤。据庾裕良著(广西人民反洋教斗争)记载，马奥斯汀(即马赖)的入境，既未经有关部门同意，也未经地方当局办理入境登记，因而是不合法的行为；他披着神父劝人行善的外衣，在西林一带做了许多坏事。1856年2月29日，     

晚清时期法国天主教对华传教政策述评

鸦片战争前,1723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禁止外国人在华传教和中国人信教的“禁教令”,在此后一百多年期间,仅有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在华秘密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44年法国利用《中法黄埔条约》,强迫清政府废止“禁教令”,使得外国的对华传教活动便由秘密转为公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同时向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施压,顺利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保护”各国在华传教利益的特权(史称“保教权”)。19世纪末,因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法国又不得不放弃它的所谓“保教权”。     

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在这个不平等的条约里,规定了天津应辟为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来往居住和“传教自由”,并得派兵船停泊海口驻守。从此,帝国主义者向天津输入大批洋货,严重地破坏了天津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他们经营的轮船运输,也使天津的航运事业,频于破产,大批工人     

英国公使威妥玛与中外教案的处理(1871—1882)

作为英国公使,威妥玛在华期间处理的近三十项教案代表了英国政府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的一贯态度,这与同时期法国公使的做法大相径庭。在教案的处理上,威妥玛惯于立足《天津条约》第八款,要求清政府对传教士予以保护、惩罚肇事者和问责官员。但乌石山教案的处理显示了其对传教问题的保守和对中国文化和风俗的了解,此案在英国在华高等法院裁判的基础上结案,与天津教案以来形成的坚持对官员问责的惯例区别开来,也说明威妥玛在处理教案时并非持守单一的原则。此外,威妥玛过问法国教案也表明,作为英国外交官,他倾向于将外国人在华利益作为一体来看待,这也是当时列强所倡导的"合作政策"的产物。     

法国传教士与中法黄埔条约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扩充市场、寻找殖民地而向古老的封建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英国对中国威逼的结果,不但使清政府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也替美国和法国侵略者开辟了乘机勒索的道路,使清政府被迫先后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脖颈上一层紧一层的枷锁。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从1663年创立之日起,除了传扬天主圣     

清末法国传教士在四川教案中的处境及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成都教案到义和团运动

天主教弛禁之后,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大量传教士入川,四川天主教教务大幅发展。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侵略的加深,民众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且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事物,其教义教规又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有许多相违背的地方,这些因素导致清末四川教案不断。本文着重描写法国传教士在成都教案、大足教案及义和团运动中的处境。处理教案过程中法国传教士与四川官员频繁互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令人瞩目。此外,传教士眼中的四川官员形象以及传教士如何处理与四川官员的关系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记略——纪念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三十周年

天主教是1640年传入四川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309年,其中就有253年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控制着。这个“传教会”完全采用新老殖民主义统治殖民地的方法来控制当地的教会,一切事务大权由法国人掌握,而中国人竟成了他们的附庸。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中国140多个教区实行“圣统制”,意思是:中国天主教已从幼年走向成年,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了。全国神长教友莫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可是事实上竟不是那么一回事。“圣统制”颁布前,在全国140多个教区主教中,中国主教仅有20多位;“圣统制”颁布后,外国     

国内动态

第五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在香港举行4月26—28日,“自西徂东——马礼逊牧师来华二百周年纪念暨第五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执行副秘书长梅康钧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阚保平牧师应邀参加会议,并分别作了题为“浅思中国教会的传教背景及传教观”和“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的演讲。     

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活动考述

法国传教士倪德隆在四川藏区生活60余年,先后在巴塘(Batang)、磨西面(Mosymien)、打箭炉(Tatsienlou)传教,担任西藏教区代牧主教达35年之久,为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做了很多工作。他在传教生涯中历经多次教案,在藏区举办了文化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历史影响。     

近代东南天主教

近代天主教在我国东南地区发展很快，主要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1842年8月，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迫使清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另有“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的规定。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尤，在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都加上有关传教的特权。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     

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东正教经书汉译与刊印活动述略

东正教经书的翻译和刊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715年首届传教士团来华到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为第一时期。俄国传教士团并不重视东正教经籍的翻译,只有个别成员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第二时期从1858年到1900年。传教士团配合《中俄天津条约》中有关允许俄国人自由传教的规定以及《中俄北京条约》对传教士团职能的调整,着手翻译经书,为大规模传教进行准备。1900年到1917年为第三时期。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遭受重创之后,1902年俄国在中国设立主教区,传教士团利用庚子赔款大力发展东正教势力,经书翻译和刊印达到高潮。     

西方教会内地置产条款作伪考辨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内增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考察诸说,排除讹误,认定是担任谈判翻译的法国人美理登和神父德拉马擅自所为。奕等人对置产条款作伪得逞则应承担失察之责。     

披羊皮的狼

帝国主义传教士过去在教徒中间经常散布这样一种谎言,说他们到中国来是“传教救灵”的,他们办的“慈善事业”是“救中国人”的,还说“传教经费”都是从外国来的,说他们自己是“弃绝世俗”、“神贫克苦”的,等等。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传教士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对中国人民包括天主教徒在内,进行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思     

关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几个问题——清廷百年禁教杂谈

一、传教目的,宗教政治因素难以区分 天主教在华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总结了天主教的“罪状”:第一,修订历法,不合天道;第二,反对祭祖,破坏孝道;第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且财源来路不明;第四,召聚信徒,结交士大夫,图谋危害国家。他的上疏,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第一起教案——南京教案。清康熙初,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传教士“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指责天主教是邪教,由此引发“历狱”。沈、杨二人的言论,代表了反对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那么,早期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究竟有何目的呢?     

海外教会短讯三则

意大利罗马教区准备动员全体教士参与2000大赦年的工作。据报道：教区打算在300个堂口里分发100万本圣经，组织10000名志愿者走访所有家庭。欧洲主教团“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大会揭露欧洲日益增长的种族主义。大会要求把反贫穷和失业的斗争写进马斯特里赫条约里。法国前总理、现     

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对明代天主教传教行动的影响

过往学界在论及明代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缘何发生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东西二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政治压力。虽然这两次教案有着极其相似的过程,但导致二者发生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就南京教案来说,主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集权政治的危机感,从而促使集权政治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进行打压;福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耶稣会士本身传教策略的失误,而这一策略导致下层百姓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疏离感,也造成了下层百姓对于耶稣会士的排斥。     

伊斯兰教在泉州

伊斯兰教于唐初传入泉州。明何乔远《闽书》载：“吗喊叭德(穆罕默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618—626年)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明代《闽书抄)载,三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此两人往泉,自营北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于是有了一座闻名遐迩的灵山圣墓,墓室由10根石柱支撑,石柱两头稍小,著名建筑学家杨鸿勋、     

“神圣”与“世俗”——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在中国教会所选定的神学思想建设研讨的具体命题中,有些命题,如信与不信的问题,教会与国家的问题,教会与社会的问题等等,都同如何处理“神圣”与“世俗”的关系这一问题有关。一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教方法:一种是间接的传教方法,走上层路线,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一种是直接的传教方法,走下层路线,采取直接布道的方式。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这两种传教方法对中国信徒传福音的方法、中国信徒理解神圣与世俗、教会与社会、福音与文化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处理神圣和世俗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以来…     

广西京族教友话今昔

京族自十五世纪以后陆续从越南涂山等地迁到中国,发展至今,人口已达11995人(1982年),主要分布在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区的(氵万)尾、山心、巫头、潭吉、竹山等地。历史上,京族大多信仰佛、道等教,也有少数人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是怎样传入京族地区的呢?据防城县恒望村天主教会负责人黎永佑教友说,京族的祖先曾信奉过多种宗教。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神父进入京族地区传教,据说当时发生了“异端教”的师父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