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尼布尔关于人性的阐释

本文主要是探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关于人性的阐释,尼布尔是以伦理思考为出发点来阐释人性这个问题的。他认为人同时具有自我超越性和有限的被造者两方面的属性。尼布尔对人性的看法主要表现在:1.上帝的形像和人的自我超越;2.人是被造的和有限的;3.罪的不可避免性。此外,尼布尔也提出人性"焦虑"的根源和道德意义范畴中的罪等问题。     

正义的两重性:互利与同情——休谟正义论难题之解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一方面坚持"互利原则",把功利视为正义的动机;另一方面,又主张"同情原则",认为同情是正义感的来源,正义来自人们对公益的关心.休谟正义理论中的这个矛盾,表明正义本身所包含的两层要素:正义既具有有利于当事双方的互利性,又要求当事双方有着互相认同的能力.     

论司马光的性情观

司马光认为性不是学者应当首先关注的内容,与新学、理学主张"性情一也"不同,司马光不认为性与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主张"性善恶混",而"情道一体"。由于性兼有善恶,因此若想为善去恶,就要学习和践行礼乐,礼乐能使人达到"中和",而中和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保持人之身心健康。司马光的思想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学的脉络,而新学、理学则开启了宋代心性之学的先河;司马光的学说代表了传统儒学的终结,而新学、理学则代表了新儒学的开始。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理解正义中的“人性” —— —兼论罗尔斯对密尔的批评

在当前自由主义关于正义和人权的讨论中,“人性”(humanity)是一个往往被忽略的核心要素.然而,正义的问题总是同“人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大部分理论家在思考或建构正义原则时,正是由于对“人性”的不同层面的强调导致了他们对正义社会的设想分殊各异.罗尔斯在提到密尔的理论时批评到,密尔的正义原则是建立在人性的某种“统合性”理解之上的,而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不能够作为正义制度的基础.     

论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关于分配正义的思想是我们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分配正义问题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前提.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分配"既具有经济学、社会学意涵,又具有哲学的形上意蕴.资产阶级以"劳动决定权"为前提,在分配中注重程序、忽视结果的"平等权利",其结果是造成分配的不正义.正义的分配应该超越"平等权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分配原则与价值目标,使人真正享有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     

论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

平等是一种理想，而平等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当代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一些学者坚持平等论，另一些学者主张足够论，还有一些学者则偏爱优先论。平等论以平等为原则，主张平等是好的，不平等是坏的。足够论以足够为原则，要求把人的生活水平从足够之下提高到足够之上，但对足够水平之上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则不给予关注。优先论主张，人的处境越差，使他们受益就越重要，因此处境更差者的利益具有优先性。虽然当代大多数平等主义者更倾向优先论，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难。对这些困难的分析表明，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更好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消极平等主义。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从义务论的角度看康德的正义思想

康德虽然没有正义论方面的专著,但具有丰富的正义思想。从义务论的角度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康德的义务论等同于正义论。但人们应该注意到:康德把义务分为可以外在强制的法权义务和只能自我强制的德性义务,因此其义务论有法权义务论和德性义务论之分。由于法权义务的履行可以通过外在强制的法律,因而属于"合法性"即正义的范围,法权义务论也就完全可以成为一种正义论。对康德而言,合法的即正当的,而正当的即正义的。相反,一切违背法律的行为都为不义。但是,德性义务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强制,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只能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去履行,这就决定了德性义务论不是正义论。康德背离了古代德性论的传统,把正义不再视为人的一种基本德性。     

由人性到成人——荀子人性论思想再解析

荀子从人的根源性出发来探索人性的特点,由一般生物人的自然性延伸到人之为人的社会性探讨,其成人的思路不但注重德性内修,而且也注重外在社会规范的约束限制作用,既主张学习和遵从礼仪法度,也注重外在社会环境和社会习俗的习染熏陶。荀子主张顺人性、尊人性,主张合理地节制人的欲望,引导人性向善,"化性起伪",通过学礼与积伪,成就道德人与理智人相结合的丰满人格。但基于时代的囿限,荀子总体上还是偏重于人的德行修养,关于知性知识的掌握对于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或实证与规范的两歧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假问题,因为这种两歧本来就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历史的两歧,二者统一于reality即现实、实在或真实,而现实本身就是实践活动即人类历史的产物。有一些学者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科学性质,把对实践经验的"实证"当成了对感觉经验的"实证",从而排除了辩证法的否定维度,陷入马克思批判过的抽象经验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正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首先是某种"事实"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实在或真实,其次才是某种"观念"。立足于实证和规范的对立,把"现实"即历史"事实"混同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事实",把马克思的正义观念视为超历史的价值判断,必然陷入"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从而排斥真正的"历史"即人类的实践活动。正如正义与非正义的划分标准本身就是历史地形成的从而也必然被历史地超越一样,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统一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因而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个批判性考察

罗尔斯的正义战争观,一是并未为其"民主的和平观"提供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明,同时,他在证成其民主的和平观的过程中,在经验层面的论证方法和规范层面的论证方法之间进行较为随意的取舍,取舍的标准在于哪种论证方法有利于自己的论证;二是所使用的"法外国家"这一概念不甚恰当,对法外国家提出的战争理由并不是充分的;三是非常关注开战正义和作战正义,但是并未给予战后正义应有的重视,这也是当今关于正义战争观研究的一个普遍缺陷。     

向秀《庄子注》主旨之蠡测——从向、郭人性观的差异切入

学界普遍认为,向秀《庄子注》的主旨与郭象《庄子注》的主旨一致,均为"名教即自然",这一看法值得商榷。考今本郭注,可知其中蕴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一种视"仁义"为普遍人性,另一种则仅将"仁"视为少数人的个性。种种迹象表明,这两种人性观的并存是今本郭注中混入向注所致,前者无疑是郭象的人性观,后者则应当是向秀的人性观。由向秀的人性观,可引申出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相类似的观点——伸张个性、顺任自然。这便是向注之主旨。将这一主旨以及向秀的人性观用于解释向秀之言行事迹,可以解释得圆满通透,这进一步印证了伸张个性、顺任自然才是向注主旨;学界以往认定向注主旨为"名教即自然"的论据则颇为牵强,殊难成立。     

理性慎思与正义的建构——基于休谟的分析

休谟主张从人性内在的情感欲望出发来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但这种解释走向了一种道德相对主义,无法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普遍的价值规范。正义不同于道德,正义作为一种公共性规范对所有愿意合作的人应具有普遍约束力。休谟在解释正义问题上特别强调理性慎思的作用,当然休谟的解释并不是重回理性主义的老路,不再是强调理性主导并支配情感,而是把情感作为行动的动机,凸显理性慎思对情感欲望的调整和引导作用。本文最终试图证明,休谟不是单纯靠情感来解释正义,而是基于情感与理性慎思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人类实践中正义原则的建构。正义的建构是人们综合情感和理性因素反思平衡的结果。     

论霍耐特的社会自由概念及其正义论构思

霍耐特认为,法律自由和道德自由在现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病理学特征。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现代政治决策的不民主现象,他主张在个人关系、市场经济和政治决策等领域中重建一种"社会自由",即平等互惠的相互承认机制,以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今日,重构一种多元平等的正义论。但这种正义论因其概念的模糊性、正义普遍性的难以建立及方法论上的悖论招致诸多质疑和批评之声。     

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三种阐释路径

"正义在于合乎人性",这是很多正义论者潜藏的理论范式或预设。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同解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作出三种不同的诠释:(1)正义在于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相适应;(2)正义在于与合乎人的生产以及与人的生产方式相适应;(3)正义在于与人的需要相适应。客观地说,这三种诠释都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观点,但相较而言,第一种失于抽象,未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第二种存在着还原论、机械决定论的痕迹;唯有第三种最富有理论前景,其潜藏的理论解释力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罗尔斯万民法理论之现实乌托邦的内涵和特征

约翰·罗尔斯认为,万民法是一种关于权利和正义的原则和准则,是用于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的世界正义,现实乌托邦学说则是一种走向世界正义的合理的政治总念。罗尔斯的现实乌托邦学说兼有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双重特征,始终飘摇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表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带有现实关怀的国际道义主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事实还是价值?

在马克思是否存在正义理念的问题上,国内外存在事实性解读和价值性解读两种倾向:前者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从而否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而后者则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包含道德诉求在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反映了马克思的正义主张,从而肯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两种倾向恰恰彰显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既具有积极意义,也存在严重不足。     

不安意识作为原意识——再论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是列维纳斯哲学的标志性主张。学界多从列维纳斯前期《总体与无限》的思路来理解这一主张。根据这一思路,列维纳斯是通过把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展示为一切客体化思想(包括存在论)的条件来论证伦理学为第一哲学。但在其哲学思想的最后阶段,列维纳斯深化了对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论证:他不再是通过将伦理学视为存在论的条件来证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而是通过展示出前意向性的或非意向性的原意识是一种伦理性的"不安意识",通过阐明哲学的首要问题不再是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是关于"存在之正义"的伦理问题,来证成伦理学才是第一哲学。这一证成深入到了原意识层次,而且严格说来已不是论证,而是通过对原意识之伦理性的现象学描述来表明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的这一新证成是对其前期伦理思想的深化与完善。探讨他的这一工作既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其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主张,也有益于推进列维纳斯伦理思想与儒家伦理思想的比较和会通。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