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国家的道德力量

<正>宪政作为现代社会普遍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是表达人本、和谐和正义的道德理念的制度载体,用庞德的话来说,它承载了"人类的永恒不变的理想"。如果说,政治科学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侧重于描述和研究实有的宪政制度及其运行规律,那么,政治哲学的使命正是通过对宪政的人本、和谐和正义的价值理念的揭示,赋予人们一种反思和批判现有制度的理性精神,探求实现宪政价值的制度性安排,为国家治理提供良好的施政理念和现实途径。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野下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建构

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应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理论上借鉴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新公共服务理论,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伦理关怀;同时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出发,诠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行政话语指向;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的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竞争

从宪政经济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制度方面的差异,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就是制度竞争。就中国的实际来讲,地区之间也存在竞争,为使本地区经济更好发展,地方政府在制度方面也开展创新竞争。对此,我们以所有制结构调整中的制度创新和非正式制度创新为例进行了说明。     

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

中国的现代建国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静态地展现了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与宪政国家四个国家面相。而动态地呈现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三次结构性变迁的复杂过程。其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昙花一现,政党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20世纪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两个政党国家实体。但两个政党国家实体在不同处境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运作困难。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作形式———宪政国家,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实体既成的政治结局,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实体也以建构法治国家的形式,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宪政体。     

民初宪政对国民党早期政治发展的影响

民初宪政对国民党早期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是选择集权主义的政治路径,实现自由主义的宪政梦想.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推行以党建国,取消竞争性政党的存在;强化组织纪律,强调总理集权;立足知难行易,强调党义宣传.同时,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又使其集权主义路径中,暗含着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这种集权与自由共处的做法,使其政治主张经常处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国民党也就成了弱势的独裁政党.     

论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

民主的宪政观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将宪政视为民主的产物、立宪的原则和目的,在国家宪政制度架构中贯彻民主精神,在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毛泽东的宪政观对我国宪政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将宪政视同民主政治,导致宪政的重要内容--限政、法治受到忽视,宪政工具主义导致当民主与宪政发生冲突时为了民主而抛弃宪政.影响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的因素主要有人民主体论、工具主义宪政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     

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

政治的正当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解释范式,主要经历了从政治正当性的伦理学解释范式、政治正当性的社会学解释范式,到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正当性解释范式的演化历程.价值与制度安排相统一的政治正当性解释范式,是现代人类社会安排政治生活秩序的文明趋势与方向,其真正确立的根本标志是宪政制度的建立.因此,所谓现代政治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在现代宪政制度基础上的一整套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政治文化和制度安排的集成.究政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制度创制.     

论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的互补关系

伦理道德与制度是构成社会秩序的两个基本方面。人类要想过一种有意义、有秩序的理性生活,这两方面的建构工作缺一不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呈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即道德建设与制度安排分别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系统,互为补充,形成合力,各自以自身功能同时对社会母系统的进化产生推动,作出贡献。本文拟就这种互补作用发生、运作的内在机理作一初步探讨。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都市城郊佛教丛林组织模式的现代建构——基于昆明市宝华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重从成员构成、制度规范、经济支持和权力体系四个方面对昆明市城郊宝华寺个案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代丛林的成员模式呈开放性特征,丛林内形成了僧人群体与俗众群体共同构建的制度化共命关系;丛林组织在现代建构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形式、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但如果注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性,丛林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丛林权力体系的现代建构有科层化的特点。     

执政伦理的属性、主旨与基本论域

执政伦理关涉到执政党对执政正当性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对执政未来性的预期判断,具有宽容性、制衡性和有序性等伦理属性。执政党对公权力的遵循与服从不是出于阶级意志,而是受制于正义的约束,正义理应成为执政伦理的主旨。从学科的定位看,执政伦理属于政治伦理,但是它并不是着重研究政党伦理的道德构成及其培养的方式,而是对执政的制度构成、性质及其建构所依赖的伦理价值进行研究。因此,执政伦理还应是一种制度伦理和公共伦理。     

道德评判与制度设计

“老人跌倒扶还是不扶”的争论不应聚焦于国人道德是否滑坡的评判,其展现出的正面意义——法治的深入和理性的彰显——正是社会进步的坚强基石.对于道德追求和道德要求的混同让我们在道德问题上陷入了困境.问题在于:道德本身是无法从根本上拯救自己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表明,道德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制度.“扶还是不扶”的道德困境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加以解决.如果制度安排真正做到了人性化、科学化,那么,必将有效地推动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反之,如果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实施,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当前,促进法律义务的忠实履行,正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突破口.     

政治正当程序——阿克曼的政治宪法理论及其启示

阿克曼的二元民主理论构成了一种关于宪法的政治正当程序理论,其对美国宪政史关键时期的结构性解释及其概念/话语体系对中国宪法学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冲击。国内的政治宪法学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在阿克曼的启发下试图对中国自身的宪政史提供一种"整全主义"解释,从而在学术品格上与所谓的宪法教义学颇有差异。阿克曼政治宪法理论中关于宪法政治的程序理性、人民的政治价值、宪定机构的制度效用、司法审查的功能定位对我们更为"整全"地理解美国宪法及其运作体系提供了更接近"历史"因而更接近"真相"的宏观图景,回应了其自身建构美国特色宪法理论的总体学术意图。阿克曼的理论激励我们进一步思考拓展宪法时间观与政治类型,重构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基础。     

从诺斯意识形态理论看伦理道德的功能作用--诺斯意识形态理论探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C.诺斯明确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分析制度变迁的三块基石 ,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的产生、性质、功能、作用等。诺斯还认为 ,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为降低交易费用而设计的制度安排 ,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主要从探讨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 ,来认识作为“意识形态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伦理道德 ,从提高市场经济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以及管理成本上分析伦理道德对经济增长所起的影响作用。     

中国宪法学脉络中的政治宪法学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面向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进路应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摈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影响,侧重从成文宪法内部的转型政治和常规政治的脉络中寻求有关的理论与制度方案.政治宪政主义以“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为规范基础,并发展出具体的八项制度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论城市化的宪政意义

城市化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其宪政意义不容忽视。城市的集中性、流动性、专业化和异质性对法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城市制度是宪政的基础;城市的兴起导致宪政主体——市民社会的成长;城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是宪政生成和发展的源动力。     

国家中心主义原则中理性国家及其道德的女性主义批判

“国家中心主义”在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主流范式假定,世界秩序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理性国家——逐利行为的副产品.以“理性自主”的男人为原型,主流范式塑就了理性国家的身份特质,并就此割裂了性别要素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划清了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的界限.理性与道德对立导致了世界秩序范畴对道德和性别的排除,最终将国际关系塑造成真正的“无女人世界”.     

信仰与理性:罗光的生命哲学

文章以罗光的《生命哲学》为文本依据,侧重中西文化比较,探源传统经典价值和追溯宗教本质,试图解决宗教神学、传统哲学与信仰价值之间何以平衡的问题.罗光的生命哲学体系是从建构本体论说和逻辑结构两方面对中国哲学进行古典理性和创造性的诠释,把“存有”带人中国传统哲学的关注视野,通过理性自觉,在天主神学和儒家伦理的比较视阈下,对传统哲学范式进行逻辑建构,从理性路向探寻中国的形而上学和与现代接续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