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佛学的精神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外来佛教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碰撞、冲突、交流、融合的产物,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文化在中国佛学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主要方面。圆融精神是佛教调和其内部思想学说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关系的产物,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调和、包容和融合态度以及圆融性的理论是其基本内涵;伦理精神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宗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中国佛学的精神对于今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当代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等均具有现实意义。     

我和中国佛学研究

编者按：方立天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佛教与传统文化关系诸方面有独到的研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之际，我们走访了方立天先生。他就自己与中国佛学研究的不解之缘及其经验体会娓...     

隋唐佛学研究的新突破

佛教发生在印度,但发展却是在中国。因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佛教理论。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了极盛,形成了各宗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要研究中国佛学思想,首先必须重点研究隋唐佛学思想,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佛教学所达成的共识。     

佛性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受中国的政治、经济及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步地走上中国化的道路。隋唐之后,佛教学说又反过来影响中国传统思想,并与传统思想相结合,进一步衍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佛学。然而,由于佛教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既长,传布的范围又广,加之典籍浩繁、宗门林立,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佛教修心思想与现代文明的互动

中国佛教思想文化是在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2000多年来相互融合、吸收中逐步形成的,是民族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弘扬佛教止恶扬善、和谐圆融的人文理念,推动当代社会文明,一直是佛教界和学术界十分重视的热点问题和研究课题。     

佛教“空有之争”的嬗变及哲学义涵

"空有之争"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为了呈现佛教缘起论的根本义,也是为了揭示佛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或世界的终极意义与本质,从而为佛教的解脱信仰提供理论基础。空有之争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成为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空有之争有其历史渊源,在印度佛教时期,它主要作为对佛教根本义的彰显与深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宗派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圆融思维的影响,通过调和空有之争,既拓展了传统佛教的缘起论,也在中国文化中挺立了佛教自身的特质,开出了与儒、道并列的哲学新路向,使空有之争具有了新的文化意义。到近现代,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背景下,对佛教空有之争研究的三种思路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论争,都具有通过探究佛教根本义以凸显佛教特有价值以参与社会文化转型的意义,并为近现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哲学理论、学术基础和研究范式。     

佛学奥理的哲学探究--读方立天教授新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本人有幸拜读了方立天教授的洋洋百万言的近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本书总结了我国解放后乃至近现代我国研究佛教义理的经验,从中国文化宏观的角度阐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和发扬了我国老一辈佛学研究家汤用彤、吕澂、陈垣、蒋维乔、任继愈等人的优良传统，从历史比较和实证的方法和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作了全新的解释，堪称我国佛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方教授的大作,落脚点在中国佛教哲学,因为印度虽然是佛教的创生地,但是它后来集大成还是在中国。中国的佛教与印度佛教有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论吕澂对印度佛学发展规律的系统探索

佛教的现代化是20世纪佛教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如何实现佛教的现代转换,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居士佛学中南京支那内学院的中坚人物吕澂,在1949年以后,自觉地把佛教的现代化方向指向了学术化。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明显地表现出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规律的自觉探讨。这种探讨同他对佛教思想的本质以及对中国佛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一起,共同构成了作者“佛教学术化”和“佛学学科化”的尝试,实际上也是他对佛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定位。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的总体扫描和理性总结——评《20世纪中国佛教》

百年来，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一起经历了沧桑巨变。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教义宗派，无论是社会功能还是文教事业，中国佛教在20世纪整整100年间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世纪之交，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佛教走过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就成为佛学研究者一项重要的使命。在我们刚刚跨人新世纪的时候，陈兵教授和邓子美教授出版了他     

论吕对印度佛学发展规律的系统探索

佛教的现代化是 2 0世纪佛教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如何实现佛教的现代转换 ,向来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居士佛学中南京支那内学院的中坚人物吕 ,在 1 94 9年以后 ,自觉地把佛教的现代化方向指向了学术化。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 ,明显地表现出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规律的自觉探讨。这种探讨同他对佛教思想的本质以及对中国佛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一起 ,共同构成了作者“佛教学术化”和“佛学学科化”的尝试 ,实际上也是他对佛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本定位。     

从“心性本净＂到“心性本觉＂

心性问题在印度佛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中国佛学中,更成为了核心问题。中国佛学相对于印度佛学的转折性发展,正是围绕一种新的心性说展开的。吕贗先生曾经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心性说的特质予以总结。他认为,印度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心性本寂”,即“性寂说”;而中国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心性本觉”,即“性觉说”犤１犦。在这样的区分下,吕先生本着印度佛学唯识学的立场,认为“性觉说”是对佛教的背离,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犤２犦。吕先生的观点,作为支那内学院对中国佛学进行反省的努力之一,对现代中国佛教界乃至思…     

“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章太炎革命情怀的禅宗无神论思想底蕴

章太炎平生将其革命理想奠基于传统文化的思想根脉上，尤为偏重于佛学，历来论者多重视其所称之“法相之理，华严之行”,也就是佛教的唯识学与华严学。但实际上，章氏于《答铁铮》文中强调的“自贵其心”与“依自不依他”无神论精神信念，直接来源于中国禅宗思想，章太炎基于禅宗无神论的立场对正统唯识学思想产生了善意误读。“中国化佛教”禅宗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宗教信仰的思想枷锁，汲取了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性，实现了“祛魅”的认识论和人生观。但元明清以来，由于禅宗作为“制度化宗教”而存在，又逐渐失去了无神论的思想锋芒，此其局限。     

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始末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高僧,是佛教改革派的领袖,被誉为佛教界的马丁·路德。他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提出了人间佛教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佛教的转型。创办世界佛学苑是太虚大师进行世界佛教运动的重要实践之一,旨在将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通过佛教改造人类的思想,从而促进世界和平。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是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的远因;太虚环游欧美各国,使"创办世界佛学苑"从设想转化为实践;世界佛学苑的分支机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太虚提出中国佛学者应成为世界佛学苑的倡导人以及太虚与印度摩诃菩提会等佛教团体的交流合作;最后总结了世界佛学苑失败的原因和它对后世汉传佛教发展的深远影响。     

佛教“孝道”思想的践行

一、佛教"慈爱"与"孝道"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思想和内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佛教同样发挥的淋漓尽致,在很多方面更有甚之。     

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

佛日在《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中认为,佛教在饱经劫难后,又有了新的转机。在此百废待兴之际,青黄不接,沉滓泛起,佛教的一些老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解决诸多问题、振兴佛教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树立正确的主导思想。欲迭此目的,必须着力解决中国佛学的重建问题,提供一种既契合佛意,又与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相协调,适宜于现代人学修的现代佛学。文章分析了中国汉传佛学的成就及其缺欠,提出了重建中国佛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及目前应着力解决的四大重点问题。有理有据,论述精辟。     

论藕益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

藕益智旭是晚明时期的四大高僧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智旭的佛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圆融各家各派特色,对佛教与儒学的会通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心性论的会通,对儒学心性论中的许多范畴和命题都作了佛学化的诠释;二是修养论的会通,他继承了前人以佛教之五戒来解释儒家之五常的思想,并提出五戒高于五常;三是孝道观的会通,他统一了世间孝与出世间孝,并进一步将儒家的孝和佛教的戒与慈结合起来.智旭的儒佛会通思想不仅使得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契合高度,而且也表明晚明佛教摆脱衰落困境、走向复兴的迫切要求.     

智颉大师研究

智频大师不仅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而且是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他的佛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圆顿止观”、“一念三千”、“三谛圆融”三个部分，总括起来，便是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境行果”。天台宗就是依靠这套理论创立的。他的佛学思想对中国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智佛教心性论述评

释智(公元538—598年)。(依照传统的说法,智的生卒年代为公元538—597年。杨曾文先生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智卒时隋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应为西历598年1月7日。参见杨曾文《关于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一文,载《东南文化》1994年第2期。),史称天台智者大师,是中国陈、隋之际的著名佛教领袖和佛学思想家,被天台宗人尊为四祖(天台宗高推龙树为初祖,以慧文、慧思为二祖、三祖。)实则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 在创立天台宗的过程中,智构建了一套独具特色、气势恢宏的佛学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佛教心性论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知道,佛教的根本思想是讲成佛问题,众     

佛典阐释与构建和谐社会

荆三隆与邵之茜在2005年第3期《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上发表《谈佛典阐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文章说,佛学经典是佛教哲学、佛教文学与艺术、佛教建筑和佛教活动的文字载体和理论依据,是佛教思想文化联结社会生活的纽带。佛典阐释的研究工作不只是对佛教理念的阐发,也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佛典阐释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对佛学及其经典的阐释性研究,不局限于学术和文化研究的范围,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密切相关,与社会的和谐、进步相辅相成,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作者认为,佛典阐释在和谐社会构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