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多重逻辑——基于成都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改革的案例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制是一种具有社会合约性的产权,国家推行的集体土地确权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集体制。本文以2008-2012年成都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实证案例,讨论来自成都市政府、官僚组织、乡村社会多个制度领域的行动逻辑及其对中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制度改革的约束。一方面,揭示了农村土地产权的社会合约性及集体制的韧性;另一方面,展现了官僚体制运作中多重逻辑及其互动所带来的中国国家治理难题。     

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管制模式转型分析

本文以具有典型代表价值的美国政府管制模式改革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20世纪80年代政府管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管制模式改革运动,其本质绝不可以简单地用放松管制来进行概括,而是在新公共管理核心理念影响下的政府管制模式转型,其目的就是要用一整套市场导向、顾客导向、战略导向和绩效导向的新型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来重塑传统的以命令服从关系为基础的科层官僚制组织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机制。     

论中国古代官僚制的基本价值特征及其制度性缺陷

中国古代专制官僚制是建立在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形态,作为国家组织结构和形式,是人类社会在农业文明形态下最严密的统治和行政体制。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官僚阶层的“阶级伦理”,与此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所独具的基本价值特征：适应现世的世俗理性主义精神;合法化基础的价值一元倾向、“官本位”的价值追求。同时,也形成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缺陷：国家制度民主的荒漠、体制的形式合理性缺乏。     

建立完善官僚制是否可行

在当今中国建立所谓“完善官僚制”,既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解决不了中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弊端与问题。面对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挑战, 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     

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基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制度分析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是一个社会改革问题,涉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等领域的改革。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主要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巩固和强化,也就是说,在传统的社会管控逻辑和思维主导下,基层政府还处在不断的加强单中心行政权威治理和社会管控能力的实践中。这样的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与社会需求脱节,不具有从现行旧体制走向未来新体制的社会改革意义。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的现代转型,就是要明确当前基层治理的社会改革核心议题所在,亦即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涉及政府治理的公共性建构、改革社会组织体制、建构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论市场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

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的经济正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着。同时，市场经济对我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它们认识自身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自身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存在和发展方式。但有些人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却错误地认为社会各行各业都要市场化、商业化，都要“下海”经商去创收和获得盈利，甚至明确提出国家事业单位的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这类观念和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也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国家治理的技术场景:理论反思和话语重构

在行政场景中,技术理性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主体方面和生产力基础。公共管理在政治行政二分背景下,移植了管理工程的技术叙事,以技术效能实现既有格局的意志和利益,并通过科层组织基础、公共性粉饰和制度主义进一步强化和美化了技术的神话。公共管理对技术认知和实践有诸多偏差,应当从系统工程和复合时空的视野建构行政的技术理解框架。行政、政治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角力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外部格局,政治性、统治性、公共性、技术性、责任、秩序和治理方式等复合理性构成了内部格局。行政技术是国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是政治和公共性等价值的实现途径,是制度形式的文明基础和实践途径,也是国家事务的管理工具和公共事务的服务手段。总体说来,行政的技术是实现行政、政治和社会连接的作为空间,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实现途径。     

机构改革与现代国家建设:建国以来的中国

我国机构改革内含着深刻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意蕴。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是如何打造一个有为且有限的政府,其中有为指向国家能力建设,有限指向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新中国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前30年里,交织着革命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张力,且革命逻辑占有压倒性的优势。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重返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政治体制改革化约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落实为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承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构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以机构改革为载体,优化政治权力的内部配置,建设党政体制下的中国行政国家;厘清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建设中国监管国家;以央地关系的调整来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中国税收国家,这三者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维度。     

传统民事审判模式的八大弊端——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必要性的理性思考

传统民事审判模式的八大弊端——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必要性的理性思考李立权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我国传统的民事审判方式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根据地的审判工作经验为基础，以前苏联的民事...     

改革中的社会稳定机制探析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以其初期阶段的巨大成就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赞誉，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将一系列的难题留在了后面。进入改革中期，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将越来越触及传统体制遗留的实质性难题，社会的转型实际上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这时，保持社会稳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重要。本文拟就改革中后期社会稳定的性质和机制进行粗浅的分析。一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以权力、观念、地位及财产占有程度为标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描述为：行政权力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社会地位主要是由权力大小和政治意识…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在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弊端。一五计划之后,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毛泽东进行了持续而多方面的改革。毛泽东的改革探索既包括对计划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也包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与社会后果的改革。相比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的改革探索使得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了自身的特点。从历史延续性来看,毛泽东的改革探索塑造了改革开放独特的初始条件。只有深入中国革命的历史传统,才能够准确理解毛泽东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源和价值。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论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的伦理控制

在我国,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行政裁量权的控制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容易被人们忽视,即使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其研究也总是遵循立法—执法—司法的"法制主义"思路,使得研究具有明显的"单点注入"特点。对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对其实施有效而合理的伦理限制与伦理控制,应当是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之合理行使的根本。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及其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呈现出诸多弊端,亟待改革。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医疗保障制度在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应根据科学行政的要求对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分析,以便顺利实施改革的各项方案。分析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所涉及的各方面的价值观及其对改革的影响,希望唤起政策制定者对不同群体利益的关注,从而保证政策体系的稳定。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贫困,国家与托克维尔悖论:《济贫法报告》中的社会政策思想

本文拟从社会政策学角度考察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探讨托克维尔有关英国即将爆发革命的预测失败之原因。通过解读《济贫法报告》等著作,本文发现托克维尔考察英国济贫制度时,在实地调查、文献梳理、文档收集等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他全面接受了当时功利主义的观点,误解了英国社会权利的来源和影响。此外,他受到国家理论的局限,过于重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遗漏地方社区政府的重要角色,从而忽视了地方自治政府在横向和纵向上在提供社会福利时的高效率和巨大作用。     

从"管制"到"平衡"--政府与公众理想关系模式的构建及其制度化

论文从行政民主的角度探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理想关系模式及其制度化构建过程 ,将我国在改革之前的政府与公众模式概括为管制模式。论文指出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这一模式日益受到挑战。而在新的制度环境下 ,我国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模式应该是平衡模式。这一模式的制度化措施包括培育自主的市民社会 ,赋予公众以独立的活动空间 ;促进行政公开 ,建立一个开放负责的政府 ;推进行政法建设 ,抑制行政恣意     

理解科层组织中的副职：一项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新命题

副职是官僚体制运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制定和执行等全过程。然而,中西方科层组织构建逻辑与运作方式存在的本质差别,决定了副职研究议题的显著性程度。西方国家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分,其科层体系中的副职多处于从属地位,承担辅助性的角色,重要性相对而言并不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科层体系中的副职在组织运作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需要从多重维度理解科层组织中的副职。首先,副职的配置是行政事务适配与政治晋升激励双重驱动作用的结果;其次,结合中国治理情境,本文提出副职具有参谋辅助、制约监督、领导执行、凝聚共识、问题纠偏等五项功能,初步厘清了副职的功能边界;最后,进一步建构出影响中国副职运作过程的整体性框架,包括体制结构的刚性规制(组织类型、层级架构、管理幅度)、组织环境的柔性调适(与正职领导、其他副职、分管部门领导的关系)和个体特质的偏好适配(自身性格、专业匹配)等因素。未来需要从中国制度情境和治理实践出发,持续跟进更多有关副职的实证研究,回应与副职相关联的复杂场景和问题,致力于探索此项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性命题。     

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及其优化策略

我国当前的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一是国家力量进场虽然强化了科层治理能力,但是深层的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二是由于缺乏完备高效的制度激励,市场行动者的参与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三是农村空心化和自治组织软体化趋势,造成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水平不高。基于此,乡村环境治理模式转型,必须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行动者网络之中,通过重构和优化行动者关系结构,将科层、市场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结合起来,构建乡村环境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级别弥散与官本位体制的成熟：对唐宋官僚制级别管理的考察

本文以唐宋时期的级别管理为研究对象,以级别弥散为理论命题,分析唐宋官僚制走向成熟官本位的过程和机理。唐宋官本位体制的成熟从逻辑上可以分为如下步骤：首先是级别的结构性扩张,包括职位级别的品位化和品位级别的扩充,二者融为一炉,官僚制的重心向品位级别不断倾斜;其次是级别的功能性融合,品位级别不断向社会扩散,以精英吸纳的方式使大量“官人”散布在社会各领域和各层面;与此同时,官方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进行社会汲取,级别管理和社会水乳交融,崇“官”尚“官”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不断向社会扩散,官本位体制成为传统社会中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官本位体制成熟的过程,就是级别管理实现弥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