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以陈栎为中心管窥元儒的《四书》《六经》观

随着《四书》在儒家经典谱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元代儒学面临着如何摆正《四书》与《六经》两套经典系统关系的新问题。陈栎通过寻找《尚书》与《四书》文本间的关联,挖掘两者在性、理、敬、知、行等核心范畴上的相通性,提出“《四书》之宗祖,往往出于《书》”说,主张“看《四书》,穷一经”的《四书》与《六经》并重观,强调《尚书》作为《四书》之源的统摄意义。对此,王祎以“同一理也”沟通《四书》与《六经》,史伯璿则提出针对性的“《四书》为《六经》本原”,两者与陈栎之说共同体现了元儒安顿《四书》《六经》新旧两套经典系统的努力,显示了这一新课题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先王之道斯为美”试解

一、问题的提出“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对这段话的解说，一般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说法为准。朱熹认为，礼有体有用，“体”指的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四书》伦理精神与民族道德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本文采用元点考察的方法,把《四书》作为民族伦理精神的元点和本体,旨在通过对《四书》伦理精神的剖析,探索民族道德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本文对《四书》伦理考察的层面是伦理精神,而侧重点是其内在结构与理论形态。伦理精神反映民族人际关系的设计、组织和结构方式,体现人们社会生活的价值趋向及调节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与性格特征。《四书》伦理精神具有四方面的结构:第一,伦理人。这是《四书》伦理的为人之道。伦理人具有辩证的精神结构。(1)人的确立:“二人”。即在“二人”关系中准确地说是在五伦关系中确立道德主体。“五伦”是《四书》对民族伦理实体的规定,其自在状态就是所谓“礼”。“礼”是以血缘为基础、等级为特征的社     

从洛学到闽学——以“南剑三先生”与朱熹为考察对象

二程洛学经“南剑三先生”的续传和阐发，形成了早期福建理学，为朱熹的闽学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洛学闽化中，朱熹与“南剑三先生”开展学术创造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发展了周敦颐“太极”和二程“理”本论思想，二是丰富了程颐提出的“理一分殊”说，三是发展了二程“格物致知”思想，四是丰富了“默坐澄心”的修养论。此外，“南剑三先生”重视“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注释“四书”提供了理论思想依据。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标志着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杨时、罗从彦和李侗为此作出了极大的理论贡献。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     

《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

《四书》西行推动了汉语在近代西方的传播。十六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利用《四书》自学汉语;十七世纪,为更广泛地普及汉语,在华传教士完成了中拉双语《四书》节本的刊刻;十八世纪,《四书》成为欧洲学者研究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材料;十九世纪,一方面《四书》被化整为零应用于辞书的编撰,一方面随着汉学专业化,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教会学校都将《四书》教学纳入到汉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 ,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 ,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 :先达之言→圣人之意→天地之理 ,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 ,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 ,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耶稣会士与儒家经典:翻译者,抑或叛逆者?

耶稣会士在十七世纪翻译的"四书",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为底本,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做补充。他们声称,《四书直解》更符合先秦儒家的思想,也更符合真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四书直解》与《四书章句集注》有何不同?他们赞成《四书直解》什么样的观念?耶稣会士有没有正确地把握《四书直解》的某些观念?他们有没有正确地翻译,或者背离原文?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明教契嵩与儒家四书

北宋高僧明教契嵩对儒家四书极为重视,透露出在理学酝酿和兴起之际儒佛关系的某些新动向。契嵩著《中庸解》五篇,将“中庸”解释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品格、一种高妙的人生境界,着重探讨了中庸与礼及人性的关系。契嵩研读儒家的经典和义理,主要是为了辅助佛教的弘扬和传播,从而促使儒家的学者理解和信仰佛教。其以儒家四书辅助佛教的思想特色在《辅教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反驳那些以韩愈为首的排佛学者,契嵩著《非韩子》三十篇,大量引用四书的话,对韩愈的名作“排佛论”进行了驳斥。契嵩的博学和智慧为佛教争得了一定的思想空间。其广引四书,对儒家四书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

朱熹的哲学与方法虽集中反映在倾其毕生精力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但欲真正了解《集注》的哲学与方法,则必须与《论孟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四书或问》(以下简称《或问》)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的相关部分对照着研读。本文试图通过此四种诠释,探讨其中所呈现的理念、标准和方法。然《四书》体大思精,难窥全豹。《论语集注·学而》题注:“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67页。下引只注册数与页码)《语类》则讲:“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