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还是本世纪的事。50—6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把意识形态研究推向了高潮。这场辩论持续了十几年,参与者主要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但吸引了各方学者的强烈关注,其影响之大,牵涉的茫围之广,为学术研究所罕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创始者曼海姆(Karl Mannheim、)预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中,他提出随着科学合理性和求实态度的流行,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因素。辩论的直接起因则应该归于美国社会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齐泽克：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

齐泽克根据拉康的幻象理论重构的“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继阿尔都塞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又一重要推进。他认为,在其基本层面上,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建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着眼点不应该只停留在对意识形态话语形式进行“症候分析”,以破除所谓“伪意识”的幻觉,而更应该聚焦于物质性现实的表面,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呈现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行“穿越”,“去体验为什么在它后面一无所有,幻象是如何巧妙地掩饰这‘空无’的”。     

"征兆":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初论

齐泽克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揭露了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在他看来,“征兆”作为沟通前符号界和现实界的桥梁,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看似完整的象征秩序中打开了缺口,挑战了意识形态的“真实”,因此“征兆”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点”。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力的自由”和“等价交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排犹主义”就是这种征兆。     

曼海姆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这三大类。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n 1893—1947)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其名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巨著。曼海姆在我国学术界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名字,虽偶尔有个别文章述及,但却是误解多于了解。 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首先是由四种意识形态概念表达出来的,即“个别的意识形态概念”、“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普遍的意识形态概念”。 所谓“个别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个人表达的观念或陈述,而且人们对这种观念或陈述表示怀疑。所谓“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指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其中特     

解放神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解放神学有关“穷人”、“行动者”、“解放”等要义的意识形态问题 ,提示宗教不仅是人从当下境遇生发的终极追求 ,也是人 (以团契方式践履 )的现实关怀 ;作为遭受殖民统治、反对独裁与“资本”奴役 ,争取民族国家权益 ,瞩意宗教革新之特定地区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社会思潮 ,解放神学在与各色各样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话之间 ,体现了基督宗教多元发展的文化—政治神学转向 ,其富有特色的释经原则、信仰理解和教会运动 ,别开生面地诠释了一些为无神论者所忽略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影响深远地透析出源于宗教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力量     

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新发展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形成后,在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得到充分展开,并在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另外,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在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具有独特魅力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围绕着意识形态的不同内涵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与对话,出现了拉克劳、墨菲…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历史主义解读——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他以及时而全面地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概括和评价[1],而成为当代西方学界著名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詹姆逊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分析的要旨。本文将其意识形态理论归结为"文化历史主义",即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     

“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

"中国梦"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转变:在话语立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和排斥性,中国梦适应全球化时代各国意识形态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趋势,显示出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话语内容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强调普遍性和一般性,中国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的中国化,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民族性。在话语重点上,中国梦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转换,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转变为强调实现梦想的"建设"话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内容上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视角下中国宗教问题之“本”“位”“术”CSSCI

宗教是一个古老复杂而又常新多变的社会现象,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宗教既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又具备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且具有意识形态的相关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有必要、有可能借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观点,对中国宗教问题进行理论探“本”,全面、客观认清宗教的本质、现状以及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应对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之要“位”,进而从旗帜、根本、主流和关键四方面探究应对、解决我国宗教问题之战“术”,攻坚克难、凝聚共识、团结力量,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去审视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发现任何真正的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的思想体系,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一个时代主导性的思想体系,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由此观之,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实质是其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出发,从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和把握各种意识形态,其本性是革命的、批判的,从而超越了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立场而将改变世界作为自身的根本使命,并借助于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统一而始终体现着当今时代的本质精神,从而成为当今时代主导性的意识形态。     

国外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关系之探讨

自从“现代意识形态科学的创立者”①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问世以来,意识形态和科学(认识、知识、真理)的关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涉及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这个问题的讨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人”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共同“本文”;③此外,讨论及其每一步发展都直接反映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实践运动的历史命运;因此,我们应格外地注意这一讨论的意义。下面分两个时期对讨论中的一些主要论点作一概述。     

症状、幻象与意识形态——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

齐泽克是斯洛文尼亚的拉康学派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坚持不懈地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人。他努力“缝合”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这种努力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有一定的启发。一症状和商品形式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症状(symptom)[1]。症状是一种潜在的可以观察到的疾病表现形式,通过对于症状的分析,寻找疾病的原因,然后进行治疗。比如梦就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所指称的症状。这个概念是基于表面与深层的分别,基…     

法共刊物《新评论》上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他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和“人道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苏联共产党纲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最完全的人道主义”(加罗迪),有的人把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叫做“人的哲学”(沙夫)。但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关于“人道主义”的“理论”谈得越多,也就越左右支绌,他们内部的意见越来越分歧混乱。今年法共刊物《新评论》上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论争,暴露了这种情况。正如M·西蒙所说,许多参加讨论的人虽然用的是同样的词句,引证的是同一文献,所参加的是同一运动,而说的却不是共同语言,实际上也没有站在共同立场上。这场论争是由阿尔杜赛尔所引起的。阿尔杜赛尔在意共刊物《马克思主义评论》196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文(这是他准备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论文集中的一篇)。《新评论》杂志于今年三月号重新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时发表了J·桑普伦和F·戈昂的文章,在四月号上又发表了M·西蒙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论争。阿尔杜赛尔的主要论点是: 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词中的两个概念在理论上是严重地不相称的,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人道主义”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非科学的)概念。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以“人的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时期,这又可以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由自由派的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第二个是由费尔巴哈的“共性的人道主义”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但是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就与“人的哲学”彻底决裂,批判了任何哲学上的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把人道主义规定为“意识形态”。三、从严格的理论观点来看,1845年以后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里面,可以看出关于人的世界本身及其实际变革的(肯定的)认识所必须的(否定的)绝对可能性的条件,只有在把哲学上(理论上)关于人的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才能认识与人有关的某些事情。但是马克思的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不取消任何人道主义的历史“存在”,并且承认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必然性。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只在一种“阶级的人道主义”的形式下存在,现在则有了两种形式:一种是“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如中国等)的“人道主义”形式;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个人人道主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的国家(苏联)的“人道主义”形式。它们是适应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阶段的两种形式。“阶级的人道主义”必将发展到“个人的人道主义”。阿尔杜赛尔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滥川”、“非人道的东西”——恐怖、镇压、教条主义等联系起来。现在苏联虽然已经进人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时期,本来应当直接从新的意识形态上提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苏联的哲学家们却纠缠在“人的哲学”的那些概念上,求助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些概念(如“异化”概念)。他认为这是过去的“理论条件”(包括“斯大村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的遗产所造成的。他认为现在应当以严格的科学概念去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的策略意义。桑普伦的文章根本反对阿尔杜赛尔的意见,逐条予以驳斥。他对所谓“斯大林主义”时期进行了更恶毒的攻击而为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辩护。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从1843年以后就一直贯彻着“现实的人道主义”。戈昂的文章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的总体中去把握社会主义。他对“个人迷信”时期的具体分析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反对把这个时期的一切全盘否定,他肯定了那个时期的促使人类进步的方面,并认为当时的消极现象有它的经济基础上的原因,他反对有一种本来就有,后来丧失而终于被“恢复”的人性。西蒙的文章,大量地引经据典,论证了阿尔杜赛尔所提出的各个问题,他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上的“人道主义”,但又认为“人道主义”所表示的某种事实对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实践的共产主义都是主要的东西。这几篇文章翻译时都作了删节,西蒙的文章只译出了两个片段。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1]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意识形态论[2],为马克思的意识     

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的三种意见

虽然西方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家们对“意识形态”达不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完整定义,但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在定义中应该包括意识形态具有实践的功能这一点.对于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归纳一下,大体上分为三种,即“革命论”、“合法论”和“终结论”.一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中主要关心的是社会革命,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理解为意识形态的革命功能.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葛兰西和卢卡奇.     

意识形态概念的源流

1 “意识形态”是当今世界被使用得最多的概念之一。从记者们敏锐的评论到政治家庄重的宣言,从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到措词谨慎的外交文件,无不频繁地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意识形态”概念的广泛流行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但马克思并不是它的最早使用者。意识形态的历史可以回溯几千年,然而这个词的诞生还不到二百年。18世纪末,一群被称为“意识形态学家”(jdeologue)的法国哲学家杜撰出了“意识形态”(jdeologie)这个词。这些人追随洛克和孔迪亚克,拒绝传统哲学中用本体论统一一切的做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复杂内涵的理解的角度考量,甄别和辨析“马克思一恩格斯思想关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国内学界存在的过于宏观和笼统的毛病,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化水准,另一方面有助于矫正西方学界有的学者过于纠缠细节和个案而出现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形,注重实证,但又不“唯实证论”。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看,马克思是其核心思想的主导者和首创者,恩格斯参与了这项理论建构工作,是绝大多数文稿的誊写者、修改者,二人在思想的容量、视野的扩展、思维的推进、逻辑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刻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但又有一定的差别。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评析

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包括很多内容,其中意识形态理论占据着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他是少有的精密而系统地研究意识形态的理论家。本文简要剖析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阐述了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探究了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对其理论局限性进行了客观反思。     

论“在线”与“在世”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互联网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互联网除了承担技术的基本工具化作用之外,更为人类建构了一个可能世界。其中,“在线”(online)就是互联网的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所谓“在线”,就是人在由互联网架构的可能世界中利用数字化中介手段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是人类在信息时代呈现出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线生存的出现,意味着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具有了两种存在方式,即“在线”的存在和“在世”的存在。①由此可见,信息时代的生存哲学不仅要将研究的视角引向“在线”生存,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