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青少年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情绪调节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1128名中学生进行测查,结果表明：(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调节方式、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关系紧密;(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方式可显著预测主观幸福感;(3) 减弱调节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自我效能感和关系和谐的中介作用

对自我构念、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275名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回归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独立自我比互依自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更大;独立自我显著地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互依自我显著地正向预测积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的影响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分别在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工作场所中的主观幸福感干预研究

旨在探讨基于持续幸福理论的感恩、助人和追求目标的主观幸福感干预方法在国内工作场所中的有效性。采用随机分组安慰剂控制的方式,将3家企业的140名员工随机分为3个干预组、1个安慰剂控制组和1个空白对照组,进行持续一周的干预,并分别在干预前、干预结束时和干预结束2周后对被试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记录感恩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助人行为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且能降低消极情绪;追求目标能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和降低消极情绪。结果表明上述三种干预方法能有效提高工作场所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工作场所中的主观幸福感干预研究*

旨在探讨基于持续幸福理论的感恩、助人和追求目标的主观幸福感干预方法在国内工作场所中的有效性。采用随机分组安慰剂控制的方式,将3家企业的140名员工随机分为3个干预组、1个安慰剂控制组和1个空白对照组,进行持续一周的干预,并分别在干预前、干预结束时和干预结束2周后对被试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试。结果发现记录感恩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助人行为能够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且能降低消极情绪;追求目标能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和降低消极情绪。结果表明上述三种干预方法能有效提高工作场所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情绪调节策略对日常生活事件与情绪体验关系影响的多层分析

运用经验抽样法对154名大学生的日常情绪体验、生活事件进行为期14天的追踪调查,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LM）探讨日常生活事件与情绪体验的关系及情绪调节策略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生积极情绪体验多于消极情绪体验。在个体内和个体间水平,消极事件都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消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事件对积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积极事件对消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只在个体间水平显著。表达抑制这种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增强消极生活事件与消极情绪体验的关系。     

自我提升幽默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情绪幸福和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模型

基于幽默的释放理论、积极情绪的扩建功能理论和集体文化下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指标提出自我提升幽默通过情绪幸福和社会支持两个链式中介变量提升生活满意度的假设模型。采用幽默风格问卷中的自我提升幽默维度、主观幸福感量表中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维度、多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884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联合显著性检验和Bootstrap检验表明了多重中介效应显著,总中介效果量为63.6%,其中通过情绪幸福这一中介路径的中介效果量最大,达47.3%。未来研究可探讨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链式中介效应。     

幼儿对不同情境中的情绪认知及其归因

考察了90名3~5岁幼儿对4种与情绪关联程度不同的日常情境中,具有积极或是消极行为表现的故事主人公的情绪理解。结果表明：（1）绝大多数幼儿都能理解各情境中具有积极行为的主人公觉得高兴。（2）幼儿对相应的消极情绪认知要相对差一些,并在3~4岁之间获得了较显著的发展进而达到基本能全数理解的水平;尤其是在低关联情境中,幼儿对消极情绪的认知更差一些,且显著低于对高关联情境中的消极情绪认知。（3）60%左右的3岁幼儿能认识到同样情境中具有不同行为表现的个体具有不同的情绪体验,到4、5岁时,幼儿的这一情感观点采择能力获得较大发展并达到成熟水平。（4）幼儿的情绪归因与情绪的性质以及具体的情境有关     

情绪启动：一次阈上与阈下启动研究的实验报告

本文将情绪图片作为启动刺激,分别以阈上和阈下的方式呈现,采用主观情绪自我评定量表和投射问卷检验情绪启动效应.结果发现阈上情绪诱发以消极情绪明显且宜以自我评定方法检验,而阈下情绪启动积极情绪效应优于消极情绪启动且宜用投射检验.     

自我同情和睡眠质量的关系：积极和消极情绪与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积极和消极情绪与自我控制在自我同情与睡眠质量间的中介机制,采用问卷法对477名成人进行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自我同情、积极情绪、自我控制和睡眠质量两两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而上述变量与消极情绪均为显著负相关;（2）自我同情可分别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自我控制为中介来预测睡眠质量;还可依靠消极情绪与自我控制的链式中介效应来间接预测睡眠质量,但自我同情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该研究结果为改善睡眠质量提供了新的干预视角。     

积极情绪的干预:记录愉快事件和感激的作用

研究以82名大学生为被试,设置控制组,考察了记录愉快事件、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四周后发现,记录愉快事件显著提高了被试的积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降低了消极情绪;感激训练显著增加了积极情绪体验,但并没有改变主观幸福感.这些结果说明,愉快事件记录和感激训练均能增强积极情绪,但是记录愉快事件的干预效果要好于感激训练.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上行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成分——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采用问卷法对116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上行社会比较和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与积极情绪以及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上行社会比较与积极情绪以及生活满意度都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积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2)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情绪和生活满意度都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能通过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预测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3)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还可以通过两条链式中介作用预测生活满意度: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和消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能为网络时代个体维护和提升主观幸福感提供有益启示。     

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的关系研究

使用自编的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刘贤臣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294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初步探讨了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自编的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经检验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中等程度以上,体验到的正性情感较多,对家庭、自我、学习、同伴交往、教师及生活条件各方面比较满意。男女生在总体幸福感、家庭满意感、自我满意感、同伴交往满意感和生活条件满意感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3）初中生总体幸福感与生活事件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与不喜欢上学、学习负担重、与老师关系紧张、遭父母打骂这四项生活事件显著负相关。不喜欢上学和与老师关系紧张对初中生总体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情绪的相容性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为探讨具身内隐情绪和外显情绪之间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实验采用情绪视频启动范式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同时采用面部表情操纵技术诱导其具身积极情绪或具身消极情绪,然后要求被试完成创造性思维测验中的替代使用任务（AUT）与顿悟字谜测验。结果发现：在积极情绪下,情绪相容组的AUT流畅性得分显著高于情绪不相容组;而在消极情绪下,情绪相容组的AUT原创性得分与顿悟字谜得分显著高于情绪不相容组;灵活性在两种情绪条件下的差异均不显著。结果表明,面部表情和外显情绪的相容性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表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下的情绪相容性分别影响着创造性思维的不同成分。     

动机在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

本研究基于调节定向理论,以476名有效被试的测量数据,从动机的作用与影响来解释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争议。结果发现：尽管（1）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但（2）两者间,促进动机有部分中介作用,预防动机无显著中介作用;故（3）高自我控制者也未必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动机是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重要中介因素,不同动机导向的作用是造成特质自我控制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争议的重要原因。     

3～6岁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发展及其与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

个体的情绪伪装能力是其情绪社会化发展极为重要的方面,选取某幼儿园123名3～6岁儿童为被试,通过“区分外表-真实情绪”任务和“错误信念”任务考察3～6岁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的发展特点,进而探讨情绪伪装认知与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结果表明：（1）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提高,3～5岁为儿童情绪伪装认知能力的快速发展期;（2）儿童在消极情境下区分内外情绪的能力显著高于在积极情境中的表现;同时,对两种情绪伪装动机（社会适应、自我保护）的认知能力无显著差异;（3）儿童情绪伪装认知和错误信念理解能力显著相关,两种错误信念（意外内容、意外地点）理解都能很好地预测情绪伪装认知能力.     

日常情绪体验对自我控制的影响——意识努力的调节作用

沉迷于电子产品所诱发的积极情绪体验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两项研究考察日常情绪体验与意识努力程度对自我控制的影响,并探讨其背后的内在机制。研究1采用问卷调查随机抽样300名大学生发现,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差异显著,且以积极情绪体验为主,同时低意识努力的情绪刺激源显著多于高意识努力的情绪刺激源;研究2在研究1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意识努力”介入的方式对136名被试进行干预,结果表明大学生日常情绪体验对自我控制无显著预测效应,意识努力显著正向预测其自我控制,且高水平的意识努力在日常情绪体验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无聊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作用

以409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无聊倾向负向预测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及愤怒情绪调节效能感;无聊倾向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和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职前教师情绪觉察能力对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采用修订的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AS）对315名职前教师进行调查,并从中筛选出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被试各60人,分别完成情绪面孔Stroop任务（研究1）和情绪词Stroop任务（研究2）。（1）研究1的正确率上,中性面孔最高,愉快面孔次之,悲伤面孔最差;反应时上,悲伤面孔最长,愉快面孔次之,中性面孔最短;高分组仅在愉快和中性面孔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消极面孔的干扰效应高于积极面孔的干扰效应。（2）研究2的反应时上,消极词的反应时最长,显著长于中性和积极词;高分组仅在积极词和中性词上的反应时长于低分组,且高分组在积极词上的干扰效应高于低分组。研究结果表明与中性刺激相比,高低情绪觉察能力组均对情绪刺激产生了注意偏向,尤其是负性情绪刺激;与低情绪觉察能力组相比,高情绪觉察能力职前教师不仅对消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还对积极情绪信息产生注意偏向。     

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父母与儿童情绪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采用家庭嘈杂度问卷、情绪调节问卷、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对387名南京市某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家庭嘈杂度与儿童主观幸福感、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负相关,儿童主观幸福感与父母认知重评和儿童认知重评显著正相关,与儿童表达抑制显著负相关;（2）家庭嘈杂度对儿童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显著;（3）父母和儿童的认知重评策略在家庭嘈杂度和儿童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儿童认知重评策略还有独立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家庭的嘈杂程度、增加父母和儿童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频率提高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关系

以西安市280名幼儿及其家长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母亲、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对幼儿情绪调节能力的单独效应和联合效应。结果发现：（1）母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正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非支持反应负向预测幼儿的情绪调节能力;（2）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和非支持反应显著预测女孩的情绪不稳;（3）在女孩的情绪调节能力上,母亲和父亲非支持反应的交互作用显著,部分支持了分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