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契约论中的正常能力假定与能力缺陷问题

罗尔斯的契约论强调公民是正常而充分合作的社会成员,而且它还假定他们的种种天赋才能处于正常范围。在可行能力思路看来,由于这样一种契约主义的方法论,那些具有严重能力缺陷的人不能从正义原则中公平受益,他们甚至被排除在正义原则的选择过程之外了,因此这种理论没能真正保障每一个人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但在罗尔斯的契约论中,作为正常合作成员之基础的两种道德能力应当被理解为是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而正常能力的假定意在排除能力差异在原则选择过程中的影响,因而它反而是包容性的。在组织有序的社会中,有能力缺陷的人的一些特殊需要确实没有被当作一个基本正义问题来对待,但这一点乃是平等的政治自主性的代价。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及其与正义理论的关系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在完善其正义理论的过程中提出的重要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它只是在本初意图上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形态。罗尔斯之所以将公共理性理论脱离原有的正义理论,在于其正义理论的失败。     

罗尔斯理性契约论中的错误

在《正义论》(1971)出版20年之后,罗尔斯公开声明,在理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部分错误的.这里包含两个主要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构建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推论.由于在霍布斯的模型中,道德与理性是不相关的,所以罗尔斯试图构建一个公平的原初状态.因此罗尔斯的理性契约论证明是理性而公平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犯了道德假设先于理性的循环错误,而这一点或许是理性上任意的.而且,由于它具有非常保守的规避风险的心理态度,罗尔斯就无法表明,在两个正义原则的最大最小值的策略推论中,较高级的理性会凌驾于其他策略中的理性.这些就是罗尔斯不得不承认错误的原因.出于他的正义理论的辩护策略,罗尔斯转向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概念,而围绕康德的概念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重新理解罗尔斯的契约论

提起罗尔斯的契约论,人们通常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原初状态论证.然而,在罗尔斯的契约论框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良序社会而非原初状态的观念.原初状态是对良序社会的模拟和表征,原初状态的证成力量依赖于良序社会观念的吸引力.说罗尔斯的证成方式是契约论的,主要是因为他将良序社会中合理而理性的公民的同意,当作制度证成的标准;而制度证成的两个维度:正义和稳定,通过公民的两个视角先后得到检验.通过良序社会的观念重构契约论证,有助于我们消除对于罗尔斯理论的一些误解.     

罗尔斯《正义论》与《万民法》展现的两条康德式路径

罗尔斯的思想来源之一在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除了在实践理性中的道德自律构成了《正义论》中"原初状态"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得公平契约的理性选择得到实现以外,判断力批判中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也被罗尔斯应用于《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中,这也与其内容来源《永久和平论》相一致。虽然这两条路径的方向不一样,但是其逻辑基础都是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的本质。     

依赖性、社会契约论与能力进路——以残障的正义问题为讨论域

依赖性是一种人类生存状况,在人的生命历程中不可逃避,因此,应该考虑把依赖性作为正义的起点。社会契约理论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契约主体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和所有公民以互惠互利为目标,是阻碍其解决残障问题的主要原因。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契约论,由于对"大致平等""互惠互利"和"基本益品"理念的社会契约式信奉,也无助于解决这一正义理论的当代难题。针对这一问题,纳斯鲍姆提出了能力进路,并基于核心人类能力、人类尊严和关怀,为解决残疾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正义路径。     

自律的悖论与罗尔斯的契约论解决

通过将西季维克的批判重构为一个立法者的悖论,文章展示了构成康德伦理学核心的自律理念内在的悖论性,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康德解释对西季维克的批判的回应。借助契约论,罗尔斯在与目的王国理念的关联中对康德的自律观作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解释,这一解释将自律表述为一种受到制约的集体立法,从而避开了西季维克的指控,捍卫了康德自律的立法义。但是,文章也指出,罗尔斯对自律的这一解释事实上偏离了康德以个体意志自律的理念所表达出的道德理想主义,而转向一种以(理想)共同体为旨归的卢梭-黑格尔式的政治理想主义。     

论罗尔斯的契约论选择

罗尔斯的正义论试图复兴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契约论传统,但是,罗尔斯的复兴和继承是有选择性的承继。本文首先分析了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功利主义传统之悖谬和契约论传统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罗尔斯对契约论传统本身的扬弃之实质所在。另外,本文驳斥了单纯认为契约论对罗尔斯思想建构仅有“论证方式”之意义的观点,同时为罗尔斯这一论证方式提供了一种经验性辩护。     

论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以罗尔斯为中心的讨论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委婉地表示,他的正义论不适用于人与动物的关系。围绕罗尔斯的动物正义遗产,老年罗尔斯派与青年罗尔斯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老年罗尔斯派捍卫罗尔斯的结论,否认人对动物的正义义务;罗兰兹等青年罗尔斯派则紧紧抓住罗尔斯思想的方法论精髓,通过重新阐释或重构罗尔斯的正义论,论证了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并激活了动物正义的话题,使之成为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纳斯鲍姆的以可行能力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唐纳森和金里卡的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加纳尔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动物正义论提供了与罗尔斯式动物正义论不同的思路;它们各有自己的理论优势,构成了动物正义的辩护联盟。发展和完善罗尔斯式的动物正义论,倡导各种动物正义理论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不仅能够更好地为人对动物负有的正义义务提供辩护,而且还能有效地拓展生态文明的文化空间,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     

论纳斯鲍姆及其能力进路对正义主体的拓展

纳斯鲍姆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考虑到残障者、国际领域以及非人类动物的正义问题,这主要是受限于他的正义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传统对正义主体的理解和设定。因此,她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个人观,试图重新界定和拓展正义主体,并将尊严与能力联系起来;以此成为能力进路的基点,从而试图解决以上三个领域的正义问题。然而,纳斯鲍姆对于正义主体的界定与拓展存在诸多模糊和自相矛盾之处,她的能力进路亦并非是对罗尔斯正义理论和契约论传统的成功超越。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的解决方案及其遗留问题北大核心

罗尔斯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性的考虑,在《万民法》中将世界正义的主体设定为国家,从而明确拒绝了以个人为主体的世界主义正义。以国家为主体需预设国家的自主性,而国家自主性对内构成个人自主性的潜在威胁,对外构成战争的潜在动因,由此成为万民法理论中一个悖反性预设。为因应国家自主性悖论,罗尔斯以人民去替代传统的国家概念,并着力论证人民之对内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兼容,及其对外自主性与普遍和平理想的兼容。但这一方案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的自主性问题,并使万民法理论的主题变得暧昧,而万民法理论相对于世界主义正义是否更具现实性,也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定。     

尊严、能力与正义——纳斯鲍姆的尊严概念评析

尊严是纳斯鲍姆修正罗尔斯契约论之理论结构的主要元素。就概念本身而言,她所论及的尊严蕴含了四个维度,它们共同构成其理解能力和正义问题的基点。以这一概念为切入点,纳斯鲍姆构建自身的能力进路,着力解决传统正义论遗留的问题。但是这一做法不仅会引发一些难题与质疑,而且也没有为其能力进路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正义论的主要观念和两个正义原则

一、正义论的主要观念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比方说:在洛克、卢梭和康德著作中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想把原初契约作为一种要进入一种特殊社会或建立一种特殊政体的契约,确切地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各种正义原则是原初契约的目标。这些原则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最初的平等状态中接受的,以此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协商,详细说明各种可     

政治义务与正义的自然责任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把功能上与政治义务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相当的道德要求建基于“正义的自然责任”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尤其是“支持与推进正义制度”的自然责任。① 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粗略的 ,并且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将揭示这一点。尽管在表面上具有直觉上的明显性 ,但自然的政治责任并不能支持政府最重要的方面。对罗尔斯的这种批评对他下述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 ,即我们之所以具有作为道德要求的政治义务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因为我们与特定政府的关系。在《正义论》中 ,…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同意论对道德义务的重塑

现代实践吁求道德义务的解释新论,过往的经验论、超验论、神令论、功利论、边际约束论的解释方式皆存在一定的缺陷。借助挖掘隐伏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同意论,为重塑西方道德义务观的内在生成机理确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在回溯霍布斯及洛克的"契约论"、康德的"德性论"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基础上,发现同意论视角下的道德义务观既具有契约主义的理性,又兼具责任伦理的底色。洛克提出的"自愿同意"假设作为道德义务的确认程序完成了对个体意愿的观照,同时依据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制度的规制作用,保障了群体意志的在场。在技术加剧伦理冲突的当代社会,同意论的重拾和完善对于道德义务理论重塑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下的伦理秩序建构皆彰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

罗尔斯自己说过,“将正义延伸到包括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包括正义储存的问题)”,是他的正义理论所遇到的四个难题之一。正义的储存原则是代际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不可能对应当有多高的储存率制定出精确的标准。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所以,代际正义问题“使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极严重的考验”[1]。通过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将会发现,罗尔斯的这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表白或许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情感与罗尔斯公共理性再释

个人自主与“强迫自由”之间的紧张是后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重要困境一方面,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另一方面,人可能是无知、自私和反复无常的,所以自由的内涵往往被精英们所定义,这种“强迫自由”沦为他治和权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解决这种困境的一种尝试,他论证了一种不依赖于分歧观念的政治正义观,以此兼顾人的自主与政治的共识。不过,罗尔斯的方案缺乏实践的可行性。本文重新思考情感在公共理性所扮演的角色,从情感角度修正罗尔斯的理论。     

基于协议的道德:高西尔的契约论述评

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以来,契约论已经成为英美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中最强有力的学说。[1]但是契约论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古典契约论时期,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人都堪称契约论的经典作家,他们彼此的逻辑结构与政策主张存在着重要差异。当代契约论的发展更是异彩纷呈,涌现出一大批名家,戴维·高西尔(DAVID GAUTHIER)[2]就是其中之一。戴维·高西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969年出过一本《利维坦的逻辑》,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探讨。而使他跻身于当代最重要的正义(道德)理论家之列的,则是他于1986年…     

罗尔斯“反思平衡”的前提

罗尔斯致力于结合对“原初地位”(the original position)①的刻画和对“深思熟虑的确信”(con-sidered convictions)的阐明,去建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这种进路因为不同于传统契约论而彰显了罗尔斯理论的原创性,但也引出了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中,这种进路是否恰当,取决于他称之为“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的方法论是否合理②。本文不欲全面解读罗尔斯的正义之思,也不欲综合阐释他的“反思平衡”的方法论③。本文的目的只是:通过对一段引文的有限追问,去展现蕴涵在这种方法论中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