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否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自本刊开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否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讨论以来,我们收到了不少参加讨论的来稿,由于篇幅有限,除一部分已刊登外,现对其他来稿作简要综述,以供参考。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来稿中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意见。 (一) 一些来稿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     

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

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理论界就对这个问题开展过讨论,并于一九五二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理论界在讨论、研究科学是生产力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论述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中,认为“教育的主要属性不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教育是现代化的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引起了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的争论。争论中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不同意见,争论主要围绕着教育是由什么决定的?教育与生产力有没有直接联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什么?等等问题。现将几种不同意见的主要论点和论据简介如下。     

《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文质疑

吴元迈同志发表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9期上的文章《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朱光潜先生就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不少问题不敢赞同。因此,笔者在细读了吴元迈同志的文章后写下了这篇质疑。不妥之处请吴元迈同志和其它同志批评指正。     

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讨论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我刊过去曾经发表过一些论文。自从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来,我们收到不少讨论这个问题的来稿。这些稿件,大多数对我刊登载的肖范模、定思,屈万山几位同志的文章提出了批评,也有一部分稿件是讨论苏联卡马里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的意见的。由于篇幅有限,这些文章不能一一刊登,因此感到有必耍对读者先作一个简略的综述。     

也谈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朱光潜先生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里,以及在《西方美学史》上卷的“序论”(《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里,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朱先生说,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是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恩格斯只在“较早的著作”中,“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唯有斯大林“最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最后,朱先     

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不属于社会存在

读了《国内哲学动态》(1979)第七期刊登的朱光潜同志和屈万山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理论问题的讨论文章,很受启发。但对朱光潜同志讲的有两点质疑,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的看法,和同志们一起讨论。 (一)朱光潜同志关于上层建筑的概念是含糊的,不确定的。一方面承认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一方面又要将上层建筑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概念加以区别;一会儿它包括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以及意识形态,一会儿又认为上层建筑就是指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我认为,必须首先将上层建筑这一概念弄明确。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

历史前进的动力究竟有几种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里一致肯定了有三种: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我所特别感到迷惑的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三种不同的提法。第一种提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上引三段话里的提法,即上层建筑竖立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吗?

社会形态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这一范畴所反映的客观对象是什么呢?这是需要认真搞清楚的问题。人们常常是这样说,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又只是指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上层建筑则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这就是说社会形态包括了人们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既包括物质关系,又包括思想关系。这实际上等于说社会形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统一。这当然是一种见解。但是这种见解是不是经典作家们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这是值得研究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社会形态是否包括上层建筑,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是否也根据政治制度和思想。     

关于上层建筑理论的两点看法

我国理论界曾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对上层建筑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作者也参加了那次有益的讨论。现在,就上层建筑理论提出两点新看法,和理论界的同志们商榷。一、什么是上层建筑斯大林于一九五○年给上层建筑下了一个定义,他指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试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能否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涉及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有必要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加以解决。下面我们发表沈步、李哲二同志的来稿,并欢迎理论工作者踊跃参加这一讨论。     

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关系之管见

马克思主义在明确回答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上层建筑的两个部分——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有新阐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及《致约·布洛赫》中指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反映。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也就是说,思想的上层建筑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政治的上层建筑适应于思想的上层建筑。恩格斯和斯大林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     

论社会主义特征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关系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观中的一个显著方面,因为它们基本上集中了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一些制度特征的认识。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与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关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它们?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为四项基本原则所集中的这些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坚持它们?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全面领会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认识,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无意义。     

关于上层建筑涵义的几种不同意见

最近,我们收到部分来稿,对上层建筑的涵义提出不同看法,现将几种不同意见的主要论点摘登如下: (一)上层建筑“只包括统治阶级的各种观点及适合这些观点的各种制度”杨华贤同志在来稿中认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上层建筑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斯大林“把上层建筑的内容分为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哲学     

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注重从哲学的层次上探讨和回答当代实践与科学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以此带动和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是处理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行之有效的正确途径。这也就是通过发挥哲学自身的功能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的过程。本刊自1986年以来开展讨论的商品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在改革实践中提出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力求通过哲学原理研究和伦理学研究的结合,来克服过去对原理的简单化、公式化理解。应当承认,要科学地解释和回答当代社会生活实践提出的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需要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从实践发展的需要出发,从头开始,重新钻研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例如,要真正科学地解决商品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的关系问题,就要具体地研究: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殊本质和功能,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受基础所决定的,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和环节来实现其特殊功能的?它跟经济基础的关系,同上层建筑的其他成分跟经济基础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对这类问题的深入考察,又要求对整个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实际存在的而非臆造的一系列问题作系统而深入细致的考察。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整体化趋势,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想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过程,但这是否意味着唯物辩证法的一整套方法论已经过时?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关系,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内部的不同成分之间关系(例如同一社会中道德上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还要不要彻底贯彻唯物辩证法?如果在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它们相互间是不适应的,而如果基本上是适应的,是否就意味着没有矛盾?还有,构成社会形态的这些因素和成分之间的关系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体现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主体与客体,目的、手段和结果,认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自觉性和自发性,等等),这些关系和矛盾怎样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又怎样在实践活动中解决,等等。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扎实研究,将丰富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加强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也将为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难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象这样一些重要课题,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是,学科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我们希望以这个问题的讨论为新的起点,加强哲学同其他科学部门以及哲学原理同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促进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我们这里发表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对道德适应关系的辩证思考》两篇文章,就意在推动上述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讨论情况综述

关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讨论,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朱先生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论》,在《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     

解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生产关系”概念与“交往形式”等术语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既多处使用了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又多次使用了生产关系概念(据我统计,至少使用十一次)。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这些术语与生产关系概念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为破解这个难解之谜做些尝试性的探索,不当之处请理论界的同仁、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有关同志批评指正。     

关于基础的定义问题

基础这个概念的内容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写道:“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借以树立起来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其相适应的那个现实基础。”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也对基础下了类似的定义:“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真正的基础,而各该历史时代的法权制度的、政治制度的,同样,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观念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当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最近几年,在我们文献中就基础的概念中包含些什么内容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     

论国家经济职能和体制改革

当前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如何认识国家经济职能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同社会经济生活各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国家经济职能的发展趋势,究竟是强化还是弱化?在体制改革中实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是意味着国家经济职能的弱化,还是意味着实现国家经济职能的形式或途径发生了变化?国家经济职能同所有制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国家经济职能与自觉调节、计划管理的关系是怎样的?怎样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杜海燕同志的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是其中的一种观点。为了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不仅要系统、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还需要对现实过程所暴露的矛盾作创造性的科学分析、恰当的理论概括和预测,需要在不同意见之间展开正常而充分的讨论。同时,这些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比如,本刊去年开始的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关系问题的讨论,同这些问题就可能有某种联系。     

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存在吗?——与朱光潜先生商榷

朱光潜先生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见《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一文中,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上层建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的研究,是有益处的。 朱光潜先生提出:“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或以意识形态代     

自然科学是否属于社会意识?

在探讨自然科学究竟属于什么的问题中,讨论了自然科学是否属于社会意识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属于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它们反映的是经济基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方式)的不同方面。自然科学反映着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反映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