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荀王霸理论视域下曹操政治生涯分析

《管子》《荀子》"王霸之辨"理论不同于《孟子》,管、荀学派肯定了"由霸入王"的可能。"修礼"既是对"霸"的完善,也是实现由"霸"入"王"的途径。曹操的政治生涯受管、荀"王霸之辨"理论影响至深,存在着"由霸入王""王霸兼容"的特征。曹操的王道政治理想,因为没有取得"政治一统"和"天下归心"而破灭,这也是曹操没有实施皇权嬗替的根本原因。     

严遵《老子指归》的“无为”“自然”概念及其政治哲学

严遵继承了老子"无为""自然"的概念,对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解释。他认为"无为"是"道之身体而天地之始",是"治之元""政教之元""成功之主"。他又认为"自然"是"性命之理",在实质的意义上提出了"性分"概念和"自然之验"的说法。严遵还特别重视阴阳刑德理论和啬道,认为它们是"无为""自然"概念在政治方法上的落实。他以"文武""赏罚"等推演了"刑德"概念,提出了"名实为纪,赏罚为纲"的口号,具有综合名、法的思想特征。他又提出了"治国之道,生民之本,啬为祖宗"的观点,将啬道看作是保护政治主体(人主)之形神生命的重要手段。同时,严遵还吸纳了许多儒家元素,建立了政治人格系统和皇、帝、王、伯(霸)的历史观念,无疑具有综合、折中的特点。     

荀子王霸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的荀子盱衡当时之政局,企图规划更完善的治国之道,乃以《王制》为总纲,以下再搭配《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仕》《议兵》《强国》等篇,共同组成较完整之治国施政系统。由于《君道》《臣道》《致仕》攸关其以礼义治国,以达到王者之国的一贯常道,将另辟专题进行讨论。本文之重点,则放在其余与其王霸问题高度相关之各篇,且以成就霸道为主轴,与稷下学之创建宗旨最为相近。全文在前言之后,其次论述稷下学宫成立之背景与目的,然后三论荀子与稷下学宫之因缘,接着,则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分析荀子王霸理论之内涵,并随文述说该理论与稷下学之关系,最后则稍作简单结论。     

“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从秩序确立的角度看待荀子思想,伦理层面的"圣人"与政治层面的"王道"无疑是最终指向。但从秩序确立的最终依据来说,无论是荀子的"性恶论"还是"礼"思想都无法作为上述二者的普遍化价值根据。也正因此,相关研究在努力为"圣人"与"王道"寻找稳固价值根基的同时,还要试图证明荀子思想成就"圣人"与"王道"的方式如何与先秦儒家基本理路保持一致,亦即通过个人道德自化来实现良性政治。事实上,这种尝试不仅直接关涉荀子思想在"道统"脉络中的重新定位,而且还可以从政治实操性的角度重新理解汉代荀子思想传承脉络与"经学"最终确立的相互关系。故而,为荀子伦理及政治思想寻求统一的价值根基,并进而证明荀子德性伦理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就成为关键环节。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在以"六经"所构筑的秩序模式下,只有人世间的统治者才能从天地之间获得"圣人"与"王道"的相互统一。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仅荀子思想中"性""礼""心""群"等概念得到还原与建构,证明了德性伦理政治的理论贯通;而且荀子还以这种诸子式的理论创构完成其对"六经"的重新解读,并进而体现出最初"经子关系"的实质涵义。     

论“为政以德”与“王霸之辨”

"为政以德"是孔子以至整个儒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本义指统治者修德而安人安百姓,但它还有另一含义,即将道德作为政治手段。前者是孔子"义利之辨"与道德自律的要求,后者是由其民本主义立场所逼显。孟子与荀子"王霸之辨"思想的源头正是孔子的"为政以德",他们分别将它向重德性的"为政以仁"与重规范的"为政以礼"发展。孟子除收紧在统治者的道德存心上论"王霸异质"外,还坚持霸道能向王道转进的观点,这与"为政以德"的两层含义及其关系有关。荀子的王道理想重视外在合法性的礼,却忽视了"为政以德"的本义。"为政以德"虽为孔、孟、荀所共倡,但它实际上无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真正充分展开。     

荀子王霸思想解析

本文依据荀子原典,对其王霸之说进行了深入剖析,肯定了荀子在继承和发展先秦诸子王霸之说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王霸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传承了孔子内圣外王的思想,还贴切当时的社会实际,丰富并充实了儒家的国家政治学说,为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隆礼尊贤而王”——荀子礼治论

先秦时期,把儒家的礼治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首推荀子。而荀子的礼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叛逆色彩,对于传统是一次带有革命性的质的飞跃。他强调"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认为礼法系乎王霸大业;阐明礼制目的在于修齐治平,提出"定分"及其标准,鲜明反对世卿世禄制,主张以德才为定分标准,并勇敢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民主性思想。荀子的礼治思想是对传统世袭制的巨大冲击,是对封建君主权威的公开挑战。庶民有帝王之才则应为帝王,这种大胆而极有见地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潜在影响。     

重审·重构·转换:新子学视域下诸子研究的三条路径——以《荀子》为例

《荀子》是先秦重要子书,然"抑荀"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荀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地位。"抑荀"现象,主要包含因学术流变、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臆断而造成的对《荀子》的过度诋毁和强制阐释两个方面。在"新子学"框架下,必须重新审视"抑荀"现象,迫切需要通过文本细读和客观评价重构《荀子》的地位。《荀子》文本的作用辐射至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其间必有永恒的普遍价值。《荀子》在"新子学"体系下主要有理论指导、道德滋养和困境突破三种作用。新时期子学研究者应顺应时代需求,重新审视诸子元典,并重新构建元典价值。以"重审"与"重构"为前提,子学研究者应将诸子元典的价值进行现代化转换,进而以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子学精神"展望未来。     

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历史哲学

董仲舒的历史哲学以"新王改制说"为理论基础,以包含了"三正""三色"的"三统说"为理论核心,以"文质"说为理论补充。新王改制说的核心要义是"改制不易道"。道为古今一贯之政道,制为正朔服色等制。三统说并非"半截子的五德终始说",它的创立乃是出于对五德终始说的反对,并以正朔服色方面的全面改构而彻底放弃了以五行学说解释历史演进的做法。"忠""敬""文"三王之教说与三统说并无关联,仅是董仲舒应策时的方便提法。系统的先王之教说为立足于阴阳学说而成的"文质说"。     

略论荀子的“先王后王”说

近十多年来,出于对六、七十年代评法批儒时期那些说法的纠偏,一些学者相继撰文,对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的学说进行了再探讨。不少文章认为,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实际上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通传一贯的,荀子是要用后王之道去推知先王之     

荀子思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突破——序方达《“成圣”即“王道”——荀子思想的还原与建构》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荀子提出了"圣"与"王"在新秩序结构中的不同分工。同时,先秦诸子的这种理论创构也推动了"经""史""子"的这种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生成。方达的新著同样是在上述背景下,围绕着荀子"务于治"的问题意识,经由"经"与"子"、"圣"与"王"、"礼"与"治"、"教"与"政"等多重视域,对荀子思想展开了系统阐释,解决了现有研究中的部分难点,对推动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从《汉书·艺文志》看荀子的学派归属

《汉书·艺文志》最早对"儒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并认定荀子属于儒家一派。荀子提倡读经,精研"五经",以经典为理据,对《易经》也多有研究,称其"游文于六经之中"合乎实际。荀子"留意于仁义之际",对儒家的仁义之学多有创造性阐释,"祖述尧舜"不遗余力,其"法后王"之论即《汉志》所说"宪章文武"。在与孔子的关系问题上,荀子是继孟子之后又一"宗师仲尼"的典范。《汉志》将荀子划为儒家学者具有充分的理据。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论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评当代儒学的“三偏”与“三正”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三十年来有长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当前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本文指出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此三者,本文提出了"三正"之说: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合称"三正"。     

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

荀子将政治秩序之实现诉诸于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的圣王并尊崇之,其间原因既有迫于"今圣王没,天下乱"的现实需要,也有出于其"人之性恶"的理论逻辑的必然。荀子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为我们构想了一幅人类生存中"争则乱,乱则穷"的"自然状态"的图景,并认为摆脱"自然状态"、实现政治性秩序的唯一途径,必须诉诸于真正的德位一体的圣王。在因何而必须要秩序、由谁来建立秩序、又如何来建立秩序等问题上,荀子为我们呈现出了系统而条贯的思考。     

试论《荀子》的理论困境

荀子上承孔孟,下启韩非,处于儒道向儒术演化的过渡地位,这内在决定了荀子的理论困境,主要涉及礼与仁、专制与仁政、王道与霸道三对范畴间的矛盾。荀子既强调礼,又依托于仁;既主张加强君主权威,又倡导平政爱民;既承认霸道的现实性,又属意于王道的理想性,其理论建构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儒道与儒术对荀子的背向牵扯既显示出历史的必然性,也表现了荀子探索儒学出路的可贵理论勇气及儒道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     

荀子政治权威思想的伦理意蕴

政治权威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伦理角度对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存在理据、实现路径、道德约束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了丰富的政治权威思想。由于荀子既强调礼制规范又重视法治作用,既主张集权统治又主张将政治权力关进道德的笼子,其政治权威思想淡化了孔孟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避免了申韩的法治主义缺陷。荀子的政治权威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构建稳固的政治权威、推进政治建设和国家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礼养与性朴:《荀子·礼论》研究

探讨《荀子·礼论》是研究《荀子》专篇思想的重要尝试。《礼论》一篇可划分为三小节,分别讨论"礼养""礼文""丧礼"三个论题。礼养与性朴是篇中最值得重视的两个观点。荀子认为,礼的确立是为了养护人的欲望,欲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礼的意义和目的是"养",养欲、养情、养德。篇中"性者,本始材朴也"的说法表明,人性原初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质朴的。这与《性恶》的观点非常不同。《性恶》与《礼论》在人性的说法、性伪关系、礼与情欲关系上都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性朴的思想在《性恶》外的《荀子》其他重要篇章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性恶》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荀子是性朴论者而非性恶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