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的“性善论”及其仁学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性由心主之”与“心由性主之”——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的两种路径

明代“气学”心性论建构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分别以王廷相的“性由心主之”与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为代表.王廷相建构了现实、动态的人性论,其“性由心主之”理论将人心设定为人性养成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这种致思方向符合“气学思维”逻辑推演.而吴廷翰的“心由性主之”则依然没有摆脱理学“复性”模式,人心在人性养成过程中作用较低,因此...     

试论孟轲性善论的逻辑起点

孟轲的性善论,一向被人们认为是先验的、抽象的人性论。所谓先验的,是因为他认为人生而具有善性;所谓抽象的,是因为他仅以人与动物之别来规定人性。确实,孟轲的人性理论具有先验和抽象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孟轲性善论的逻辑起点,就会对其人性理论的先验性和抽象性另有一番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正名·时间·人性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层次及理论困境

董仲舒的人性论可以从六个层面理解:"性"为人天生具有的属性;"善"乃人与人的对比,而非人与禽兽的对比;"中民之性"善恶两种潜质并存;趋善潜质只有依靠外部教化才能转化为现实之善;以"中民之性"为"性";建立人性论的目的在于推行"王教"。董仲舒把圣人之善性的最终来源归之于上天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荀子的理论缺陷,但从事实角度讲,这一说法颇有问题。为了解决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困境,有必要结合人的个体成长历程及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这两个时间概念探讨人性。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考察,人类乃是自成其善。从个体的成长历程考察,初生之人,天生具有的趋恶潜质大于趋善潜质,故必须首先接受来自社会的规训,逐渐养成自我反思、自我砥砺社会伦理之善的能力;初步具有这些基本能力后的渐长之人又必须加强自我反思,实现自我向善。     

“情”与“善”的生成——孟子性善论的必然性与伦理世界的创生

孟子性善论关乎儒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但其理论必然性却并不易理解。对其合理性的误解与质疑以及那些并不具有严格性的辩护,实是与把人性与道德价值关系采取对象化理解方式有关。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性善论的究竟意旨是揭示此存在的真实。     

人心向善与人性本善——孟子心性论的伦理诠释

儒家人学的理论基础是心性论,儒家心性论自孟子始具规模.孟子心性论不仅是其性善论的义理根据,而且还由此开出了宋明新儒家的心性之学.对于孟子性善论的基本含义,大体上有二种理解:其一是“人性本善论”,其二是“人性向善论”.“人性本善论”者的主要理据,从根本上说,在于把性善还原为心善,然后进一步把心还原为理义之心,具有道德自觉的本然之善心;“人性向善论”者虽然同样把性善还原为心,但认为善只是人心的一种倾向,性善只是心善的理想状态,而不是实然存在.由此可见,对于孟子性善论的不同理解,源自于     

董仲舒“性三品”说质疑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的: 例如:“与孟子性善说以及荀子性恶说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说。其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即以性三品为前提而发。人性的上中下三品,即《实性》篇所说‘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及‘斗筲之性’。这种三品说的荒谬,在于他把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善’,而把贫贱的被统治阶级的人性划为‘恶’……最恶心的是他对万民之性的论述,所谓‘民之为言固犹瞑也’的命题,是古代奴隶定义的中世纪再版,所不同的仅在于农奴须待教化而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113—114页)     

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钱穆对传统“性善论”思维的继承与发展

“性善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自孟子首倡“人性善”，历代以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诠释与再论证。进入近现代，钱穆基于稳健的史学立场，开始大量运用历史思维、进化论思维来阐发“性善论”内涵，并从“平等”与“自由”两方面使传统的“性善论”命题同现代思维接轨，使得这一古老命题焕发了现实的生机；不仅如此，钱穆沿着传统的空间进路、时间进路、层次进路向前推进。并一反传统的从正面立论的方式，采取了反面推论的做法，即主要通过归谬法论证“性善论”的合理性。由此，钱穆就把主要从本体论、工夫论角度解读“性善论”的传统进路，转向到从认识论、价值论角度看待“性善论”；相应地，“人性善”的内涵也从原本的主要是说“人性本善”和“人性向善”，转成了说“人性应善”与“人性必善”。     

性两元一元与二性一性——从张岱年先生关于张载性论的分析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张岱年先生关于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两元论分析入手,说明张载的性两元论主要是就事实存在而言,在价值评价的角度,张载根本否定气质之性的意义,而天地之性为善亦取决于变化气质而善反的工夫。人由二性(善恶混)而走向一性(善性),是在德与气交相胜的过程中实现的,说到底只是一性的互为胜负。"一于气"的性之两元也可以在一气一性的意义上予以理解。     

孔子“三畏”:“天人之合”的信仰建构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信仰的基本认知范式,也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孔子“三畏”入手,通过梳理先秦语境——“巫的传统”、阐释“天人之合”的内在脉络、揭示“圣人形象”的伦理处境,指出孔子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个范畴转换了西周“德性—礼乐”文明传统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圣人—仁学”的天人模式,但同时也给后人的信仰实践留下了许多模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