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美何以作为道德的象征——基于语义层面的考察

康德对于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所给出的回答是:"美作为道德的象征",或者说"美的东西是道德的善的东西的象征"。在这里,"美"与"道德"分别作为"美的东西"和"道德的善的东西"二者的抽象名词经由"象征"一词实现了关系上的联结。这种关系的成立建构在康德对于二者的区分和类比之上:一方面,美和道德有着异质性的结构,即前者由感性图型上升至理念,而后者则由理念规范感性行动;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存在着可类比性,例如,对于美和道德的判断都能使人产生愉悦感,等等。因而,康德以"象征"来描述二者的关系至少在语义层面上是成立的。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

尽管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形态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在根本上都属于自律伦理学.康德在人的意愿中探讨道德自律,而舍勒则在人的爱的秩序中探讨道德自律.但是与康德的理性自律不同,舍勒强调的是人格自律.对于舍勒来说,人格是道德的善的载体,人格的本质在于一种绝对时间化,而绝对时间化又是在其通过行为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进行的,因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无论康德和舍勒伦理学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最终关注的都是道德的善的问题.     

道德榜样三要素及其局限

作为形象的道德榜样,是真、善、美的感性呈现。在康德那里,即使道德榜样因其能够产生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而应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人们也不能因有这样的肯定而遮蔽了实践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绝对重要地位。我们在思考道德榜样问题时,既要吸取康德观点中的有益成分,又要避免落入绝对理性主义的陷阱;既要充分认识到道德榜样作为真、善、美的感性呈现的价值,又要不停留在其感性层面,而应当进一步深入到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实现对道德榜样这样的感性形象的理性把握。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对康德道德美学的思考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从其哲学体系出发,提出了"反思判断力",并认为它是人从个别出发,寻找普遍性的能力。康德认为,反思判断力能有效地沟通认识与道德两大领域。由此可见,康德美学的更高目的是指向道德的。而人的道德素质是需要专门培养的,这并不是美育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实现对人的情怀的培养,必须通过哲学的力量来完成教育的任务。     

昙鸾-道绰-善导系宗派学意义辨析

在中国净土宗史上,长期以来一直以慧远为创宗初祖,然而反观净土宗,我们会发现昙鸾—道绰—善导系所倡导的持名念佛才是中国净土宗广大信众所坚持的修持方法与立宗基础。中国净土宗发展的理路与承继的血脉,是沿着由昙鸾开创、道绰继之、善导集大成的持名念佛一系而发展的。但昙鸾、道绰一直被排除在传统的净土十三祖之外,本文将从净土法门立宗之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梳理与检讨,提出净土宗十五祖之说,试图正确处理宗教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道德信仰的两重规定及其限度

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基础 ,道德信仰既是对道德的信仰 ,又是对善的终极追求。两者合为一体 ,统一于道德信仰这一主体的道德意识之中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反映了人对道德的态度与意愿。这是研究道德信仰应有的理论视点。     

道德的三种样态——阿伦特对道德哲学的反思

为了反思纳粹极权主义的道德教训,阿伦特对原初的道德经验进行了分析。通过典型化的方法,她区分了三种迥异的道德样态,即分别以苏格拉底、耶稣和马基雅维利为典范的思想道德、信仰道德和政治道德。思想道德以思考者的思考经验为基础,以思想之我的内在和谐为原则。信仰道德以同情经验为基础,以忘我为根本特征。政治道德以行动者对荣誉的追求为核心,以对世界的关心为其原则。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康德哲学中同时包含着这三种道德概念,而这也正是它充满内在张力的根本原因。     

“道德价值”与“道德运气”

"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康德伦理学中的恶与抑恶的伦理

在康德伦理学中把恶作为一种隐匿的、对立的存在,是不符合康德原意的误读。同时,忽视恶的存在的康德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善与恶共同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康德伦理学体系细致分析了恶的来源、形态层次以及作用功能。抑恶的伦理并不能用来概括康德伦理学,但对于有限的理性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善的培育和生成是在恶的土壤中,要在感性世界中凭借自身的力量克服根据不在此的恶,需要道德信念的坚定、道德偏好的纠正更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彰显人的德性光辉。     

休谟论道德判断

有些哲学家十分强调道德,他们似乎非常真诚地认为,善是个庄严而崇高的主题,追求善是个鼓舞人心的终生事业。例如康德和卢梭就是这样。康德谈论人类本质高尚方面的崇高性,谈论人类崇敬道德律的崇高性,这是十分自然的。他说道:“义务!崇高而非凡的名词。”但是,休谟的意见与此截然不同。     

义务论与道德运气——一种康德式的视角

一般认为,以康德伦理学为代表的义务论并不考虑"道德运气"。然而,按照威廉斯等人的观点,人的道德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运气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运气实际上深刻影响着关于一个行为的"道德判断"。本文认为,康德伦理学并非不考虑"道德运气",恰恰相反,现实层面的复杂性正是义务论所思考的出发点,主体的道德动机与道德行为始终不可能脱离开各种运气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康德的义务论才必须提出一种脱离各种运气的法则与原理,它们能在"最小意义"上作为道德行为的衡量标准,从而产生一种基本的"行动指南"。也就是说,康德伦理学不仅不反对或者排斥运气,反而以其自身的原则建构给各种意外情况留下充分的解释空间。     

什么是道德的最好理由——从康德的观点看

康德为人的最高价值与尊严提出许多不同的理由:自律带来原则的自我一贯性;自律体现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人格性具有绝对的崇高性;设立道德法则的立法者拥有普遍有效的权威性;自由构成了行为负责能力和诸内在价值的根源,等等。笔者认为,基于崇高性和基于内在价值来源的论证是康德哲学基础性的深层论证,而"自由构成内在价值的来源"是康德为道德提出的最好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然有独特的意义。     

日本福原隆善长老被授予“中日佛教友好使者”、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荣誉称号

正本刊讯10月28日,日本"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副总裁、日本净土宗大本山知恩寺法主福原隆善长老率领日本净土宗第203次友好访华团一行22人访问中国佛教协会。学诚会长亲切会见福原隆善长老一行,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授予日本福原隆善长老"中日佛教友好使者"及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荣誉证书。学诚会长表示,福原隆善长老是中国佛教界的老朋友,长期以来,为弘扬日本净土信仰,深化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