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与江湖:清代萨满教的两个面相——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对清代宗教政策的研究,分析萨满教在宫廷及民间的不同面相,以期探讨清代萨满教家祭制度化而野祭衰退的深层原因。满人入关之后,传统萨满教因势而变。一方面,清廷推行崇儒政策,吸纳儒家仪礼对宫廷萨满祭祀进行了规范,颁布宫廷祭祀典礼;另一方面,由于禁止"师巫邪术",而导致萨满野祭行为受到限制,同时家祭活动也日益衰退。儒家文化与萨满文化的互摄,为满汉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信仰与朝顶进香——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根据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大量清代及民国时期怀庆府地区修建祖师庙以及朝顶进香的碑刻,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指出清代怀庆府地区的真武大帝(当地称祖师爷)信众涉及各个阶层,包括官员、生员、贡生、普通民众等;信众遍布各个村落。在频繁的朝顶进香现象背后,河南修武是真武信仰的地方中心、明清以来盛行的朝顶进香的风俗和明清时期怀庆府经济的繁荣都是推动当地民众不远千里,虔诚登金顶进香的原因。     

清代徽州棚民的来源与地方融入——以休宁周家源文书为中心

棚民是清中期内迁徽州移民中的重要一支,在其迁徙徽州的过程中曾受到地方社会的抵制,乃至发生多起驱棚事件。尽管如此,还是有棚民在徽州落地生根,周家源文书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棚民家族的徽州生活史。王杨家族在休歙比邻的中间夹缝地带,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周家源周边山地的合法土地权,进而获得合法居留。借助宗族血缘纽带和婚姻网络,王杨家族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繁衍生息,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岛"现象。     

儒者反淫祀与无神论——以清代周召的《双桥随笔》为例

本文主要依据清初无神论者周召在其《双桥随笔》中所提到的淫祀问题材料．大致地考察了周召反淫祀思想的无神论要素及其儒教本质，并认为此样例对正确看待儒者反淫祀与无神论的关系具有一般性的启示意义。儒教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带有了无神论思想的萌芽．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并未真正突破儒教的基本格局。     

清代五台山的关隘与营汛——以美藏《五台山圣境全图》为线索

美藏《五台山圣境全图》,是现存最早的具有实用价值的五台山单幅印刷地图。除描绘菩萨化现等宗教内容外,更多的是向世人呈现五台山的世俗图景。其中所绘关隘和营汛等信息,为开展五台山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梳理美藏《五台山圣境全图》以及山西旧志所载信息,发现清代五台山周边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五条,基本是沿具备通行条件的河谷、山谷分布,途中重要的关隘和村庄还会有官兵驻防。另外,美藏《五台山圣境全图》的绘刻者并未将五台山内外的关隘和营汛全部绘制进去,只是选择其中重要的加以呈现,而这又与本图的绘图方法、篇幅内容以及制图目的等因素密切相关。     

“农禅并重”的当代实践与经验——以北京龙泉寺为例

农禅并重是汉传佛教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它一方面解决或缓解了寺院大规模的食物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叉为佛教徒提供了实践佛法的修行平台。历经一千多年传承,农禅并重制度在佛教各宗派间发扬光大,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环境与一千多年前相去甚远,农禅并重的实践也必然会发生改变。本文在梳理了农禅并重兴起的背景和演化脉络的基础上,以北京龙泉寺大地心农场为例,分析了农禅并重在当代的实践与经验。该农场的独特理念和做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也许在短时期内它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但至少在概念上值得我们深思。     

开展医学人文大讲堂的经验与体会——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例

为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提升医务人员的医学人文素养,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针对全院员工的医学人文大讲堂,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内训师队伍,这支队伍既有医院内部的专家,也有外聘的专家。医学人文大讲堂采取办班的形式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实行培训师课堂授课、学员课堂讨论和交流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培训内容包括医学人文精神大讲堂、医生职业精神大讲堂、医患沟通大讲堂、服务礼仪大讲堂、医院历史大讲堂等。大部分学员对培训效果比较满意,但培训过程中也存在参训率不理想、少数学员积极性不高、内训师教学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     

也谈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与许纪霖先生的商榷

民间慈善组织是建构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形态(亦可谓之公共领域)和话语系统的基本路径,而非是遵循思想史与概念的思辨演绎.而许纪霖先生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个别人物的思想为中心依据,得出中国的公共领域出现在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时期的看法,似显过于简略而难有说服力.其实,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全国性的民间慈善组织、经济组织,代表这些新兴组织的新兴阶层及其思想家,以及反映社会民意的现代传媒等等,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共同营造出了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所以,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出现早于许纪霖先生的推断.     

想象与形式主义的伦理学 ——以对《实践理性批判》的批判性考察为例

康德道德哲学一般被视作形式主义的伦理学,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可以从《实践理性批判》中对想象的态度得到辨明。通过考察想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位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虽然康德明确地要求在实践理性领域中排除想象,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想象从他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据此,康德伦理学不完全是形式主义的,舍勒对他的指责只有在一般和不严格的意义上才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形式主义伦理学自身有其必要性,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特征一方面是他最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因压抑和束缚了想象力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而误解了实际道德行为,否定了实践智慧。通过这一例证式的分析,我们能够表明:任何一种伦理学,若不懂得想象在道德实践中的根本作用,就都意味着致命的缺陷。而想象的这种作用又包含先验想象力的作用和经验想象力的作用两个方面。     

寻找人世的真理——以章太炎、太虚与欧阳竟无的观点为例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从入世担当角度重视理性研究，与佛教内外学者对佛法、佛学与哲学关系的看待有关。文章通过比较章太炎、太虚、欧阳竞无三位著名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指出，代表世俗理性的哲学，与佛教的理性，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虽都采取说理的方式，但仍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佛教理性与改变人生、改变社会的实践、体验必然相关。欧阳竞无警示，佛教理性使学佛之人学会自觉批评自身狭隘的执著，哲学理性则有可能致哲学家太过自信，而放弃对自己局限性的自觉批判，拒绝对他人的理解。何为有担当意义的真理？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彻底解决。     

寻找入世的真理——以章太炎、太虚与欧阳竟无的观点为例

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从入世担当角度重视理性研究,与佛教内外学者对佛法、佛学与哲学关系的看待有关。文章通过比较章太炎、太虚、欧阳竟无三位著名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指出,代表世俗理性的哲学,与佛教的理性,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虽都采取说理的方式,但仍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佛教理性与改变人生、改变社会的实践、体验必然相关。欧阳竟无警示,佛教理性使学佛之人学会自觉批评自身狭隘的执著,哲学理性则有可能致哲学家太过自信,而放弃对自己局限性的自觉批判,拒绝对他人的理解。何为有担当意义的真理?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彻底解决。     

怀疑与信任:清代地方官员司法权威的构建——以刘衡所著“官箴书”的吏治思想为例

清代大量出现的“官箴书”,一定程度上是官员治理经验的总结,具有实操性与实践意义;同时又是官员治理理想的诉求与表达,可以作为吏治思想或观念表达的资料加以运用.清代著名循吏刘衡在其编撰的“官箴书”中,表达了州县牧令的焦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牧令在行政和司法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吏役阶层,但又无法信任这些辅助人员;另一方面,吏役的各种恶行,导致了民众对吏役的不信任,进而对官员的不信任.在刘衡看来,州县官员既要重塑自身的形象,又要对书吏、衙役、门丁等人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同时也应疏通官民之间的情感;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认同,重建地方官员的司法权威.     

圣人的无与空——以《甘泽谣·懒残》为例

《甘泽谣》为唐朝袁郊撰写的传奇小说集,其中《懒残》一篇流传甚广,颇为后人赞誉。该篇围绕李泌、懒残和尚二人的传奇故事进行叙述,阐释了道家的飘逸之美与禅宗的空灵之美,行文精妙,寓意深刻,是唐朝文学的吉光片羽。     

清代西藏的丧葬习俗与驻藏大臣的政策干预——以《西藏赋》为中心

清代西藏的传统丧葬形式有火葬、塔葬、天葬、地葬、水葬等,其习俗根深蒂固。乾隆时,驻藏大臣和琳虽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干预,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最终还是未能改变西藏的这些丧葬习俗。民俗的稳定性,在此过程中体现得异常明显。     

“生生”与“无生”——以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为线索

本文尝试以熊十力和章太炎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生生”论与“无生”论对峙的状况。首先勾勒了熊十力对章太炎的批评,指出在这种批评中已经透露出“无生”与“生生”两种观念之对立。以此为引子,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章太炎思想中的“无生”论和熊十力思想中的“生生”论的脉络,揭示了现代思想史上“无生”论和“生生”论所抵达的深度。最后探讨了两种思想对峙所处的时势条件,从而为当前思想语境中理解“生生”问题提供参照。     

清代中国的爱民情感与司法理念——以袁守定《图民录》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中国的“情”,不仅涉及到私人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涵盖了国家的政治活动领域,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这种“情本位”的文化类型,也与传统中国司法官员的思维模式相吻合,并对司法裁判的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以清代官员袁守定编撰的《图民录》一书为例,爱民情感构成了全书的核心环节,作者以古人的“嘉行”故事来作为州县牧令追慕的榜样,阐明了“为政”必须以“爱民”为基础的道理.书中关于行政举措与司法技艺的具体阐述,也都是围绕“爱民”这一中心展开的.对具有循吏特色的清代州县官员袁守定来说,如何真正践行“为民”或“爱民”的政治理想,也就成了他心目中焦虑的问题.司法官员的这种“爱民情感”,构成了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情”的内涵之一.     

农村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建筑艺术保护的经验与成就——以江西省为例

农村危房改造和传统民居建筑艺术保护是一对耦合命题,改造过程中要注重对传统民居的保护,要注重体现地域特点,突出乡村特色,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建筑风貌。通过总结农村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保护的主要措施,分析农村危房改造中传统民居保护的经验与成就,以期为提升传统民居保护水平,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儒家人文理性精神选择与建构的历史演变——以明堂、辟雍、文庙为例

明堂、辟雍和文庙都属于国家礼制建筑范畴,是思想表达的重要物质载体。周代明堂集布政、祭祀和朝觐之功能为一体,见证了周王朝通过建筑表达国家思想的努力。自汉武帝祭祀孔庙始,儒学逐渐被抬至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唐代推崇儒学,崇祀孔子,礼教风俗,将庙学模式推向全国,奠定了祭祀与教育并重的“庙学合一”的文化格局,此一举措标志着儒家人文理性精神的选择及转向。从明堂、辟雍到文庙载体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叠合其中的精神选择与转化的原因从未被说明,而实际上明堂、辟雍和文庙看似并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三者之间,深藏着一个连续的、象征性的意义系统。这一系统的形成,既是国家礼制建筑不断完善与规范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思想选择与建构的探索过程,更是儒家文化以文庙载体为鲜明辨识符号、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精神自觉过程。     

城市审美文化建设:历史与时尚的融合——以徐州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审美文化建设依旧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同时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历史传统文化是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重要标志,是城市精神文明呈现的重要载体,继承与弘扬历史传统文化是城市审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当下,城市审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为城市审美文化建设找到突破口。而电子媒介发展、审美知觉体验的方式为城市审美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创新元素,也使当下的时尚元素融入城市审美文化建设中,因此彰显时尚元素是城市审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从城市审美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城市审美文化建设受到视觉文化的影响,更加注重主体参与性。因此,图像化与主客一体可是看作是城市审美文化的突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