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李贽与黄宗羲分别从道德与政治的两个层面上挑战了中国传统秩序,王阳明心学是他们异端思想的共同来源。李贽挑战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道德标准,黄宗羲挑战了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标准。相反,政治权威与法律制度构成了李贽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而道德秩序与儒家传统则构成了黄宗羲异端思想的自我限度。李贽与黄宗羲的最终目标都是期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一个能够让人坚持内在德性挺立,并且获得外在制度保障的新的世界。     

论西周文化的人学思想

中国文化的人学思想,具体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于人的存在的自觉认识和主动构建的历史演进轨迹,就其所探讨和阐发的理论而言,它主要包括人的存在的本质属性、人的存在的行为方式、人的存在的价值完善等方面的内容。由于人学思想是以人类自觉认识到了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为其核心特征的,依据这一特征来审视中国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西周宗法礼乐文化的建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的人学思想已经上升到了初具系统的理论形态。虽然西周文化的人学思想,在其外在表层特征上还依旧笼罩于天命神学的束缚制约,但在其内在本质特征上则鲜明地体现出了对于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值的觉醒发现。这种觉醒发现是以西周文化所彰显的道德精神为其标帜的,而道德精神由此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深入揭示西周     

论中国山水画与南方传统园林的美学关联——苏州园林为例

中国山水画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体现着传统文人的审美观和自然情怀。中国文人不仅寄情于山水画,更将其融汇并凝练于古典园林的造景之中,从而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充满山水画意境的中国古典私家园林,使得二者从外在形式到内在审美意趣上都存在着相互关联。从此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景观的审美创造之源及造园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发掘"中国园林传统中的画境营造"的基本规律和方法,从而为当下不同空间类型的空间设计中"中国审美意境"的营造提供思想依据,同时这对构建具有自身文化本位的城市生活空间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在道场与外在道场

比丘从史影在《我的道场》一文中指出，要把天平的重心从外在道场的建设转向内在道场的建设。道场有学道道场、修道道场、证道道场和化度道场四种，但在未证之前的学修过程中，每个人不外乎内在和外在两所道场。外在的道场只须木石砖沙就能构成，以珍珠玛瑞就足以庄严。在人的一生中，外在的道场固然重要，坦一旦发现了自身道场的存在，就会相对他淡化对前者的营求。人之成佛，主要在于自身修养，自我发掘，以达本性。这就首先要于自身道场上下功夫，它是我们成道之资本，盛大道之根器，是故常须维护而莫加损害，更须善自珍重以求证得无上菩…     

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化进路——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的良知学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因此对其认识把握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即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从而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阳明心学通过这种内在化进路实现了主体境界的追求,构成了一条中国哲学中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需要予以仔细甄别和纠正。     

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而发生过战争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较之世界上其他宗教强烈的"排他性"更有利于避免宗教战争之发生。而帝王、朝廷的制度及宗教政策也对不同宗教思想文化之信仰形成一种外在的约束力。此外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神灵崇拜多元化之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等都有助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补充、同处共存。     

变与常

正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是一汪清泉,流动是它的常态。若停滞了,就会变成一汪死水。"变"是一种自我更新,就像年年春天,树木会长出新叶。自我更新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吸纳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的过程。一个人是否有活力,不仅要看他外在的精力,更要看他内在的思想。而思想的活力,     

伊藤仁斋的“同民之好恶”论

本文以"同民之好恶"为关键词,探讨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的王道论。仁斋之王道论大致以孟子政治思想为准,即便他也承认"民之好恶"并非绝对正确,也坚持以"同民之好恶"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对此,传统中国儒学思想认为,既然民之好恶未必符合儒家之道德标准,那么以"民之好恶"为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就不足为据。其次,尧舜依从"民之好恶"而崇拜鬼神,而孔子意识到鬼神之危害,所以教导民众从于义理而远于鬼神,故仁斋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正之"俗"时,却经常表现出"从俗"之姿态,仁斋所描绘的孔子与世俗之关系,实际上与仁斋自身与世俗之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重合。     

论中国制度优势的政治伦理基础

为了实施中国"强起来"战略和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盘点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该制度优势符合制度的性质,包括"外在优势"和"内在优势"。"内在优势"是科学性与善性的内在结合,其中的善性表明中国制度蕴含着政治伦理。该政治伦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内生的,它以美好生活为道德理想,以秩序和发展为主要伦理价值,对于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起着相应的作用。     

黑格尔的理念运动:经由幻象的经验之旅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表述的是理念,也即意识对自身不断反思、否定和深化的自我认知之路。该路程的底色或基本特征是一种否定性的自身关系,即绝对辩证法,这实际上也就是《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意识的翻转"。除了意识对象与意识自身形态的改变之外,"翻转"更核心的内涵乃是意识从对象那里返回自身,对自身进行审视。与其所批评的传统本质观不同,对黑格尔来说,在意识的这条"痛苦"的心路历程中,被揭明为假象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对象乃是理念本质必不可少的自我显现之环节,而假象的整体则构成了理念最终的真相或现实性。与一般历史观不同,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也即理念的自我显现、自我认知的经验之旅,乃是一种排除了外在偶然性的内在必然的历史,是一种时间性("实在哲学")与非时间性("逻辑学")相统一的"哲学性的历史"。     

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从徐复观的相关认识谈起

通过借鉴徐复观的相关思想及对现代新儒家"中体西用"的再理解,我们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表现为"传统—反传统—形成新传统"的规律,即以中国文化的体(即儒家的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或曰历史常道者)为核心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由此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庞朴先生所发现,并为中国古人一直袭用的"一分为三"的辩证思维。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传统人际关系和谐之因缘与现代交往省思

人际关系作为人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基础性概念,表达了人自身存在的方式与价值的确证。从原初视角审视人际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之发生与发展的一种生态意义上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由血缘家庭开始的人伦谱系在自我认同过程中诠释着传统人际关系指向的最终追求——人际和谐。而从血缘到地缘等交往的多元化发展和交往关系的持续扩大,使传统人际关系的和谐基础必然要求一种内在的置换,即由"原发性内在要求"转为"相互性要求"。面对当前人际交往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通过深入省思,树立一种"共在化交往原则",从而实现现代人际关系及其和谐的追求。     

论孟子的身体美学

孟子认为,人外在形体与内在德性是相表里的,这是一种"身心合一"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由对孔子"仁"的发展和突破而来,这是基于人心善端的扩充论证了人性善。扩充的过程就是通过身体之气特别是"浩然之气"对善端进行存养,不但可使内在德性充实完满,而且这种道德之气还使外在形体生发出光辉,从而达到一种美的境界。这种美还不断地以各种形式显现于天地万物。最终人不仅"身心合一",也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是先秦儒家为传统礼乐文明存续作合法性辩护时提出的重要命题,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在"人的价值发现"问题上的思想成果。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揭示了人类理性即"辨"是人禽之别的内在根据;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发现了人类具有超出动物"类性之仁"局限性的独特价值,确立了一种由"辨"而"合"的人禽关系模式。     

真之符合论与真之等同论辨析

传统的真之符合论面临一个问题:由谁来判别一个命题是否符合事实?为从"上帝之眼"回归人类之眼,普特南提出内在实在论,以区别于外在实在论。这里进而提出关于"真"的内在符合论,以区别于传统的外在符合论;其关键在于把事实看作语言性的,并将语言性事实的观点分为外延等同论和内涵等同论。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角度看,内涵等同论和外在符合论处于两个极端,而外延等同论和内在符合论则处于中道,并且是二位一体的。在哲学史上,这两种符合论和两种等同论的要素贯穿于弗雷格、罗素、塔斯基和普特南等人的"真"理论之中。     

论马克思辩证法的“实在主体”

由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遮蔽,辩证法几乎完全被当作"形式方法"来理解了,但辩证法本身恰恰要求超出并克服这种抽象普遍性的外在反思。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体论上意味着:事物自身的活动。这个自我活动者乃是作为实体-主体的绝对者。而当绝对观念论的思辨辩证法陷于瓦解之际,马克思经由一个本体论革命而拯救了辩证法,使之重新建基于"实在主体"之上,而这个自我活动的实在主体乃是"既定社会"。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实际地生存于探究既定社会的"历史科学"中。这种辩证法也把如下的思想任务托付给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地开展出对既定社会的研究,深入地探索既定社会之自我活动的实体性内容,从而把握其实存中的本质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     

《尚书》的人生智慧

正知人则哲"知人则哲"句语出《尚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古老的智谋所在。知人则哲,是一种识人的智慧。不管是大敌当前,还是和平年代,知人则哲,于人生和大业,必然是有益而无害。知人则哲,就是能鉴察人的品行和才能,体察人心,认清事物本质,又能掌握人与事物的变化之道。如此能识时务, 任人唯贤,尊重人才者,才是具有大智慧的人,理当为俊杰。     

中国哲学视域中人与世界关系的构建——基于“事”的考察

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人与世界关系进行哲学说明与构建。世界的现实形态建基于人所作之"事",人自身也在参与多样之"事"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并获得现实的规定,前者表现为认识世界和成就世界的过程,后者则以认识自我和成就自我为内容。以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视域,中国哲学中具有综合意义的"事",较之单一的"物""心""言",呈现出更为本源的性质;以"事"观之,也意味着从更为本源的层面理解世界和成就世界,理解人自身和成就人自身。较之狭义"实践"的认识论意蕴与"行"的伦理学内涵,"事"既展开于化本然世界为现实世界的过程,从而关乎本体论之域;又兼涉认识活动和道德行为,从而渗入了认识论与伦理学意义。作为广义的人之所"作",中国特有的"事"哲学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