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

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王齐洲中国文学观念由孔子所揭橥，弄清孔子文学观念的真实内涵，有利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文通过对“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细致阐释，指出“孔门四科”是孔子对其弟子从政特长的评价，作为“孔门四...     

民族共同体、现代国家与新兴世界体系——以康有为民族论为考察中心

晚清以降,康有为等士大夫群体期望能合满、汉、回、蒙、藏诸民族构建一“华族”,以现代国家的身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所谓“华族”“五族共和”乃至“中华民族”,本质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族群”。康有为等志士仁人虽未直接运用“共同体”理论,但在思考中能洞见疆域、文化、经济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并依此对中国当时状况及未来给予深刻省察。康有为等努力倡建的“民族—国家”不啻为与新兴世界体系相对接的“现代共同体”。迨至今日,尽管民族国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但它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概念。在新兴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不仅要维护本国国界以内“国族共同体”的利益,更应在共同价值理念的框架下,努力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新文明的构建路径与未来趋向。     

论章太炎评孔子

章太炎在投入政治活动初期,对孔子持褒的态度,说孔子是中国破除鬼神迷信的第一人,称之为"独圣",目的是要反对康有为尊孔设教、降低清朝皇帝的权威以及开启民智等;走上革命道路后对孔子一度持贬的态度,目的是要把被康有为推为至尊的孔子拉下来,以反对改良,坚持革命。这一时期,他对孔子的褒贬皆出于表达政见的需要,而不顾真实的孔子是怎样的。中年以后对孔子的评论渐趋于客观,不再作违背事实的褒贬,而是较为实事求是地指出孔子的贡献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诸方面。他后期对孔子的忠恕之道作出新的解释,是要表达他充分尊重万物的差异性的平等自由观,以反对政治压制,反对以众暴寡。章太炎的评孔历程体现了他集学者、革命家、思想家、政论家于一身的复杂身份。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康有为《论语》观析论

晚清今文经学家极为重视《论语》,致力于贯通公羊学与《论语》,以申发《论语》蕴含的微言大义。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在《论语注》中以孔子改制及三世说阐释《论语》,康有为以刘歆与曾子为两大对话系统,极力清除二者对《论语》施加的影响,以还原孔子思想的原貌。康有为将《论语》视作受到刘歆伪经影响的曾子之学,乃抑《论语》之经为曾子一家之学。     

从立公理之学到以大同立教——康有为奉孔子为“大地教主”的过程与方法

本文梳理了康有为流亡之前立学与立教的思路演进过程。他首先致力于综合全球诸教诸学,建构全球性的公理之学,并为公理之学确立"宜于人道"的衡量标准;进而指出,孔子之道最宜于人道,孔子的太平大同之学即包含了人类公理,孔子堪为"大地教主"。以此为基础,康有为主张立孔教,并在流亡之后认为,作为"人道教"的孔教在全球诸教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康有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直接以泰西之法为参照和标准来反思中国之学,而是经过以已知文明为基础建构全球性公理公法之学的环节,以公理公法之学为参照来反思中国二千年以来之学。这一超越性的参照也使得反思泰西之治是合理的。在敌国并立之世,如果没有这一超越性参照,对一国之学的分析和反思,只可能在与异国之学的二元对立中展开。     

《孔子改制考》与《知圣篇》之比较

<正>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写作了两部轰动当时思想界的著作,一部是《新学伪经考》,另一部就是《孔子改制考》。《孔子改制考》本于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由此而有比较两书异同的课题的提出,这是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前贤虽有论述,但语焉不详。所以,很值得认真探究一番。一廖平一生经学思想六变。《知圣篇》只是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此书成于1888年,原稿已不存。今存是17年后,经廖平数次修改的本子。与原稿相较,今存《知圣篇》不惟有经学第二变的内容,而且有经学第三、四变的论述。康有为据以著作《孔子改制考》的,是1888     

“六经”的内容、流传与古代文明研究

孔子所整理的“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之前早已在社会上流传。作为古传文献,“六经”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自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的大致框架与基本内涵,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书面资料。由于孔子的传授及其弟子的普及流传,这批资料虽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而仍得以保存,又因司马迁《史记》的全面采用而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六经”的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愈显珍贵。历史考古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时,“六经”是值得信任并应当充分重视的文献典籍;而哲学文化界研究“六经”时,若能从文明史角度入手,便能发现其中更广阔的天地。     

康有为排荀及其原因

康有为早年推崇荀子,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并称为孔门战国时期的"二伯"。后来,康有为转向"美孟而剧荀",荀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变成了从内部破坏孔子大道的罪魁祸首。康有为也由早年尊荀转向了排荀。康有为排荀具有复杂的深层原因和心理动机,归根结底受制于他的孔学观。具体地说,康有为对荀子的态度取决于对荀子与孔子关系的认定,并且是伴随着对荀子与孟子的比较完成的。因此,探究康有为排荀的原因,不仅可以窥见康有为思想的变化,而且可以从中体悟荀子在近代的命运。     

论康有为与孔孟的人格观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以孔学革新的面目出现,但他的思想并不是孔孟思想的翻版或复制,而是有其因革之处。从人格观的角度来看,康有为的思想与孔孟的思想有什么关联?其或因或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有什么意义。 一、人格重建与复归传统 甲午战争前后,为了解决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康有为提出改革主张,指出中国的改革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引导。然而在变法的实践中他又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