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之在祠:祠堂空间的圣与俗——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编撰《家礼》,希望将儒家的礼仪能够全面贯彻到士庶的生活世界.《家礼》创设祠堂制度,祠堂成为士庶举行礼仪的圣凡空间.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通过仪式的...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朱子《家礼》的编撰及现代启示

朱子《家礼》是应宋代礼仪的世俗化和士庶礼仪的需要产生的。《书仪》和《五礼新仪》在推行中受到冷遇,亦是朱子编撰《家礼》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书仪》来说,《家礼》的优势在于没有繁文缛节,亦没有连篇累牍的考证,易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家礼》对宋元明清时期士庶家族和个人的行为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所具有的变通精神,可为今人重塑礼仪文明时参考借鉴。     

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

朱子不仅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还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便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在哲学层面,朱子《家礼》礼仪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终极关怀,指向性与天道。在宗教层面,朱子《家礼》中的丧祭礼分别继承了儒家礼学"慎终追远"与"报本反始"的精神,最终指向生命的不朽和精神的永存。在人生之道的层面,朱子《家礼》的终极关怀表现在生命延续、道德提高与社会进步等方面。     

复仇观念与儒家仁爱思想的冲突与调和——由《礼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谈起

《礼记》中讲"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由此可知,于孝道伦理维度而言,子报父仇乃属当然,而且合乎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由此作为基础来思考,发现复仇问题与儒家的仁爱思想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因此,基于复仇行为的正当性,儒家的仁爱思想在道德践履层面也可能会陷入伦理困境,其周延性似乎也受到挑战。然而,深入考察影响复仇行为的"以直报怨"原则,并将其放在儒家仁爱思想的视阈下分析,就会发现,儒家学者为了调和这一冲突,在"礼"的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以"礼"规制复仇行为,既保证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周延性,又为人们的复仇情结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

礼是生活的规则体系,也是儒家组织社会的理想方式;礼文化在儒家的理想中可分为乐、义、仪、俗、制、教六种正义,而礼的精神是倡导道德与文明;宋代以后儒家礼学从重视“国家”取向转变为重视“社会”取向;儒家礼文化以“秩序”为首出的文化模式,可以成为有益于人类面对21世纪挑战的文化资源。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     

《北宋礼学研究》出版

<正>刘丰著《北宋礼学研究》一书于2016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礼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以哲学思想分析为主线,并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研究,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宋代新兴的理学与传统礼学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

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双重障碍。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对礼学的关注与探讨在西方学界形成了对话的形态。其中,"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尤为推崇儒家的礼学,他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与重构,对儒学传统话语加以拓展与更新,力图使之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因个体本位而导致的社会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和法都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礼依靠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人们遵守社会规范,而法则依靠强制力使人们遵守礼的有关规范,从而达到社会安定有序的目的。"礼"与"法"(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两大基石。"礼法合治"思想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后经战国末期儒学大师荀子的推阐,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法合治"的思想正式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得以实施。此后,虽然朝代更迭,但"礼法合治"思想基本上为后世所继承发展。"礼法合治"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政治智慧和法律资源。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箕踞”的思想文化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中国历史上,箕踞作为一种身体状态,颇受主流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贬视、厌弃。通过对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多维的深度解析,可以发现,其背后不仅隐涵着人兽之别、夷夏之辨、殷周之异等思想史问题,而且还纠结着礼与非礼、儒家与庄学的价值精神取向的对立和冲突。     

试论儒家生态思想及实践

儒家生态思想大体上可以从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两方面论述:(1)儒家生态存在论是一种有机生成论,它将天地创生万物的过程视作创生生命的过程。儒家还从天地创生万物高度考察天人关系,强调人应承继天地"生生之德",发挥自身"赞天地之化育"的功用;(2)儒家生态价值论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并从天人关系高度阐释人"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儒家重视德性修养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通过德性修养,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境界。儒家主张"等差之爱",即对人与万物施以不同的关爱,其中亦体现了对于人与自然万物不同价值的认识。儒家生态环保实践大体上包括生态德性修养实践与社会政治层面的生态治理实践。(1)儒家重视生态德性修养实践,阐述了"至诚→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德性修养路径;(2)生态治理实践方面,儒家强调以礼义治理天下,其祭祀礼仪中包含有祭祀山川动植物之礼,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籍田礼、蚕桑礼等等;此外,儒家还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禁令。     

论"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利·礼·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老僧已死成新塔——略论禅林僧塔之体制及其丧葬文化观念

本文旨在讨论佛教禅宗的建塔制度及其有关生死丧葬等文化观念。禅林之塔可分为祖塔和普同塔两种,前者为祖师个人入葬之塔,后者为众亡僧骨灰合葬之塔。普同塔之制体现了百丈清规蕴藏的众僧生死平等的精神,而祖塔之制在后世则受世俗皇权和儒家观念的影响日益等级化。禅林中两种丧葬观念的冲突,一边是精进修行的禅师对百丈怀海生死平等观念的守护与坚持,一边是热心宗教事务、扩充禅宗势力的禅师对世俗儒家等级丧葬制度的认同与仿效。     

庄子“畸人”说及其天命观

"畸人"即不正常的人,原是儒家信徒对道家之士的一种蔑称,意谓其"阙于礼教""不修仁义"。庄子则给"畸人"赋予了全新的正面的意义,用以指称那些合于天道而不同于流俗的人。在庄子眼里,畸人们蔑视世俗之礼、追求逍遥无为;他们看破生死,认为大化才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归宿地;在生活中,他们"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畸人人格是庄子真人人格在现实中的落实,与儒家君子人格相对而立。庄子畸人人格对后世方外之士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自由裁量的两个道德原则——兼及当代意义上的考量

儒家自由裁量的两个道德原则是"仁"和"礼",前者是普遍主义的道德裁量原则,后者是特殊主义的道德裁量原则.儒家借"仁"和"礼"的道德裁量原则彰显仁政和仁德,维持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仁"和"礼"的裁量原则使传统司法陷入泛道德主义的流弊,成为法吏恣意枉法、出入人罪的腐败渊薮.通过梳理"仁"和"礼"的道德裁量原则在传统司法中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传统法文化,把握其本质所在,以作建设法治社会的历史借鉴.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陶铸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