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论政治神话的建构、解构与重构

牟宗三先生认为有两种政治神话,一种是西方民主政治所蜕变的非理性的独裁与极权的政治神话,一种是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在详细阐释政治神话的建构后,通过对根源理性的挺立和次级理性的架构,牟宗三先生解构了西方式非理性的政治神话,重构了一个既保住中国德治之长又开出西方民主之长的中国式现代政治神话。藉此政治神话,牟宗三先生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使命、现代意义和现代化道路之所在。     

坎陷与民主——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启迪、补充与前瞻

通过坎陷开出民主是牟宗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肯定儒家政治的层面不低于西方的民主,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的传统,主张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等方面。但由于牟宗三对性恶的层面重视不够,使其思想无法真正落实,这又构成了其相关思想的缺陷。文章最后还对坎陷开出民主的前景谈了个人的理解。     

新儒家与西方政治哲学:牟宗三的民主思想与自我坎陷论

牟宗三与新儒家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变革时代。如果要了解牟宗三提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需要考虑他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环境——"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中国思想界,学者视西方民主制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良的政治体制。但是近年来,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在民主国家的运作实践中越来越凸显。而在牟宗三看来,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多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与之相配合。在牟宗三"自我坎陷"论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理论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所突出的个人权利,而是集体的社会福益。民主政治得以运作的基本条件不是个人争取合法地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与欲望,而是透过互相尊重、妥协、合作而达成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民主政治要求选民妥协、合作,甚至自我否定,这便是牟宗三"自我坎陷"论所蕴含的道德精神。牟宗三"自我坎陷"的理论观照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同时补充了西方民主理论之不足。     

“道德他律”还是“道德无力”——论牟宗三道德他律学说的概念混乱及其真实目的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 ,围绕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的论争不断、热度不减 ,关于其道德他律的思想却鲜有论者 ,以致牟宗三这一思想以及这一思想所隐含的问题 ,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就此谈一些个人的理解。我的基本观点是 ,牟宗三所谓以知识之是非决定的道德即是道德他律这一标准是值得讨论的 ;牟宗三此说的真正目的是批评朱子学说“道德无力” ,“道德他律”不过是阴差阳错误为朱子所戴的一顶帽子。一、牟宗三在什么意义上说朱子是道德他律牟宗三将道德理性分为三义 (参见牟宗三 ,1 96 8年 ,第 1 37- 1 38页 ) ,认为其中第一义即所谓截断众流…     

第三代新儒家面临的两大挑战

现代新儒学主要是从直觉与理智的关系探讨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现代科学民主的关系.他们认为道德是直觉的,科学是理智的,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高于西方的科学民主,因此提出了直觉为体、理智为用的本体论,由此进一步展开了内圣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社会哲学.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以直觉和理智为逻辑起点,宣扬儒家的心性论,然后由道德、科学、民主三个基本范畴展开了他们的社会哲学思想.从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到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第三代新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试图对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新经济时代)的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中国文化与人文精神

该文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透视,着重阐明其人文主义精神及其现代意义。文中提出原型与变型。理性与非理性、内在与外在。消解与重建等问题并进行了多层分析。强调指出,中国文化承认人的内在潜力及其创造性,主张实现自我超越的心灵境界,这在现代社会是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它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主张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对于克服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有积极作用。该文还提出“人文主义宗教”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文化,也不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以人为中心而又追求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形态,兼有人本主义与宗教精神。中国文化也有自我封闭和完美主义的局限,只有在开放的心态下,经过自我消解,才能重建。     

伦理与政治之间--徐复观对孟子伦理思想的政治哲学阐释

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为儒家的仁政或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据。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对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孟子的孝悌之道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此外,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还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主政治。     

康有为民主政治伦理观的意蕴与局限

由封建专制政治伦理思想向民主政治伦理思想的转变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伦理转型的基本向度,也表征了近代爱国志士们为破除专制、向往民主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受空前严重的民族存续危机的激发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制掣,康有为融合中西,采撷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择取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伦理观,构建了独具特点的康氏政治伦理思想。他的民主政治伦理思想既具有近代西方启蒙所蕴含的独立、平等、理性的基本精神,又受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尊君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因而理论上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相悖、自由与民主相离的重大缺陷。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论牟宗三的“两重坎陷义”

学界对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研究和评论已经相当丰富,而不论是赞成或反对者只关注到牟宗三关于"良知坎陷"说的一个侧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从而误读了牟宗三讨论坎陷的问题意识。按照牟宗三关于坎陷的论述理路,可分两重,即凡位坎陷义和圣位坎陷义。凡位坎陷义是牟宗三讨论西方知识形态存在何种缺陷的核心概念,因为坎陷是知识构造的根基。牟宗三认识到西方的知识传统对个体生命的安顿不足,遂要从认识心之坎陷中跃出,最终转向本体界,使得本心呈露,获得真正的安心,此历程从现象界上升到本体界,从凡位转入圣位,亦可说是内圣之路。达到圣位后,还要从本体界下降到现象界来安顿天下人的心,在此历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坎陷,具体表现为"新外王",其核心内容为科学与民主,但开出的方式上却要本内圣之明,以此使得器物制度皆具有提撕精神。据此可知,凡位坎陷义演内圣之学,而圣位坎陷义开外王之学,二者是上学下达的整体,体现了牟宗三一生学思所向。牟宗三对坎陷问题的讨论始终充满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他尝试借助东西方已有的文明形态构建起一个融合宇宙知识与生命价值的理想架构。     

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从两位中国现代哲学家说起

今年春天，海峡两岸两位大师级的中国现代哲学家先后谢世，一位是3月1日病故于上海、享寿81岁的冯契先生；一位是4月12日病故于台北、享寿87岁的牟宗三先生。收到两位先生病故的讣告后，我都发去了简短的唁电，但都引起了不能自己的深长的哀思。两位都是现代中国最有成就的哲学家；都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有深厚感情和精深研究，并且兼通古今中西，有自己独创的哲学体系的大哲学家，他们的去世确实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两位哲学家的哲学立场根本不同。冯契先生是一位始终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牟宗…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新文化建构中的位置

<正>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一、渊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输入中国的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其核心是民主和科学;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并指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固然根基深厚,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意识之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接受。     

论船山之心概念--以理性的两种义涵及其关系为中心

一、引言 就传统来讲,东西方之学尤其是哲学,各有其重点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线.在东方,无论是儒佛道,对于人生生命至为关注,因而注重主体性和德性.作为其主流的儒家则形成了特强调道德理性(Kant的实践理性)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体系.与此相反,西方的传统哲学则重视客观性,关切认知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强调(纯粹)理论理性的哲学体系.这样的西学传统乃创造出所谓科学与民主这个可标识现代社会的普遍性价值.     

试论牟宗三对船山政治思想局限性评价

牟宗三认为即便是"开阔、弘通"如船山者,尚不能转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此即为船山政治思想的"局限性"。笔者认为,牟先生这一评价,是把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政体形式之一的"民主制"看作儒家有无政道的评判准则,如此限制了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类型,致使无法同情地理解"圣君贤相"这一混合君主制、贵族制的"儒家"式政体形式,同时对民主制本身之弊端也缺乏必要的分析。另一方面,牟先生希望在王船山注重事功的基础之上再"稍进一步",转出"民主政治",应该说这个创见可以弥补儒家政治思想中"公民政治主体"缺位的不足,在儒家关于政体形式的探讨中,确实缺少对民主政体形式的关注和讨论。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政治哲学解读:以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及朗西埃为例

关于卢梭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问题,不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否定性与共和主义的同情式理解的分歧,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对卢梭的民主政治哲学作出了"近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的理解,而阿尔都塞则以一种解构阅读方式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陷阱。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同样以一种解构的方式,先是指出了卢梭式的共和主义的共同体民主政治之不可能性,但随后又认为现代民主的可能形式是一种充满着歧义与纷争的冲突过程。迥然相异的解读模式说明卢梭仍然是当代政治哲学不可绕过的重要思想资源。但由于缺少直接的政治实践经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过于文本化的解读,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建设启示意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具体的治理体系理论与实践方案。     

恐惧与宪政:宪政的政治心理学基础

“恐惧的政治”正在困扰着西方宪政民主政治.英国学者富里迪认为这是人的理性与自治能力长期受到怀疑的结果.他主张培养一种崇尚理性与冒险精神的“人文主义人格”,以克服这种政治恐惧感.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西方宪政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以人的恐惧感为心理学基础的.本文通过解读霍布斯、洛克及联邦党人的著作,分析他们如何在人的恐惧感基础上建立现代宪政理论与体制,并指出在政治生活中对人的理性与政府权力保持怀疑与警惕态度是必要的.     

唐君毅的哲学观——以《哲学概论》为中心

一、引言迄今为止,在有关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中,较之对牟宗三先生的研究,尽管对唐君毅先生的研究似乎有所不足,但仍然可以说已经具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①不过,细检目前所有关于唐君毅先生的研究,几乎都没有对其《哲学概论》一书予以足够的重视。②虽然唐君毅先生自己谦称此书“乃一通俗性的哲学教科书”③,然而事实上,该书不仅体大思精,将当时包括中国、印度和西方差不多所有的重要哲学流派都囊括殆尽,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对比、包罗、融通世界上不同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唐君毅先生在《哲学概论》中表达了他对于“哲学”这一观念的理解。本文之…     

以德治国:路径·功能·框架

一、路径开新: 统治、治理、善治将“统治、治理、善治”的治理演进形态作为现代德治的开新路径, 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基本价值判断: 一是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对于德治的需要程度; 二是人们对于德治价值的理解与接受程度; 三是德治本身以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果之于中国治理的满足程度。选择治理理论解读“以德治国”, 旨在强调德治并非与法治分庭抗礼, 更不存在任何弱化法治权威的意味, 而只不过是要表明或更好地表明现代治理的多元事实或者说社会控制的多元格局。政治国家、民族地域作为一个实体, 其强大与否, 并不仅仅得益于某种单轨的治理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