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制秩序与中央——特区关系

"一国两制"是一种新型宪政制度,保障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确立"一国两制"的立法原意,"一国两制"是个制度整体,其出发点就是"和而不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透过行使立法权和决定权一直在行使着对香港特区的管治权,也是适格的香港政改决策者。在基本法框架下,中央和特区相互负有着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香港基本法乃治港根本大法,"依法治港"是特区管治实践的根本经验,应回归基本法以巩固宪制秩序。     

选举质量的村社共同体视角:家庭机制介入选举及其利弊

提高村委会选举质量是村委会选举制度改进的重要着眼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期间外出的登记选民可以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简称为"户内委托"),家庭机制由此正式介入投票过程。这在以保障选举权利作为选举质量中心的主流观点看来,会对选举质量带来负面影响。本文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村委会选举质量应同时包含改善村社共同体治理和保障村民权利两个方面。家庭机制对这两个方面分别有正反两面的影响,利弊加总后,户内委托相比不限制受托人在近亲属范围的委托投票能带来更高的选举质量。家庭机制对选举质量的影响,可在对《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后评估中关注,也可用于有关的实证检验。     

论香港提名委员会制度的民主属性

提名委员会是以民意为基础、进行实质性提名、传递特定群体利益、以政治过程行使权力的机构。广泛代表性是其结构民主性的主要基础。它提出代表广泛利益的候选人,也是各方能接受的候选人,同时决定了温和的政策路线与和平理性的竞选过程,影响当选人的管治模式。提名过程可以区分为提名启动程序和实质性提名程序。提名启动条件可以引入公民联署以缓解其压力。实质性提名纳入民意机制,采用分阶段多次民意调查和按民主程序提名相结合的模式。在提名过程中引入外部民意能够支持其民主性。通过明确提名权的行使标准、强化规范性控制来补强其民主性,也让"爱国爱港"之要求进一步正当化。新选举制度促成新民主模式,香港发展麦迪逊式民主具有天然的优势和积极效果,这也从结果上强化了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性。     

选举制度设计与民主发展——第三波民主国家选举非比例代表性的量化分析

选举制度设计是现代代议制民主的要件之一.本文通过大量样本分析,计算全球新兴民主国家中不同选举制度下的非比例代表性.数据表明,比例代表制相对多数制的确能有效降低选举中的非比例代表性.理论上,选举制度能通过影响选民的民主满意度、体制的稳定性以及选民的政治参与最终影响民主发展程度.文中的回归分析表明,高程度的非比例代表性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     

香港医疗制度与改革

香港的医疗制度由一个"二元医疗体系"组成,在体制模式、融资制度及服务规管三方面的安排都有其独特之处,为香港七百多万人提供了一个全民医疗安全网,能够达到公平、有效、可及性高及质素佳的要求。但是这个医疗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隐忧,需要有效的改革,包括管治、管理、服务安排和融资模式改革等。     

论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德性之维

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论民主政治的显性“争吵”与隐性“和声”

现代民主应该具有双重面相,即"论辩"与"共识"。"论辩"主要基于自由主义理论描述和刻画的"参与"和"反对",表现为竞争者可以在公共议题、公共政策、政府当局等层面展开争论;"共识"指的是政治参与者(特别是政党)在竞争中必须坚决地持守对民族国家、民主体制和选举程序的认同,它是支撑"论辩"有效运作的前置性规则。"共识"的稳定性决定了民主政治整体的稳定性,这既取决于竞争主体(政党)的自愿认同,更需要运用强制的手段对之加以维护和保障。总之现代民主政治既需"论辩"的显性"争吵",更应有"共识"的隐性"和声"。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香港医疗制度与改革

香港的医疗制度由一个"二元医疗体系"组成,在体制模式、融资制度及服务规管三方面的安排都有其独特之处,为香港七百多万人提供了一个全民医疗安全网,能够达到公平、有效、可及性高及质素佳的要求.但是这个医疗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隐忧,需要有效的改革,包括管治、管理、服务安排和融资模式改革等.     

大众的崛起与民主的衰弱——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与商议民主的关系

马克思、卢梭、阿伦特、哈贝马斯等都从不同角度区分了"大众"和"公众"。哈贝马斯把商谈质量作为区分公众和大众的标准。按照他的思路,具有交往理性精神而进行理性讨论的人构成了公众,这是商议民主制度的基础。诉诸大众的竞争性民主只能实现权力的和平更迭,而商议民主则是要探索正当的法律、政策、制度等。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虽然也受到资本或权力的干扰,但它们还仍以传播信息、交流思想为目的,具有建构公众的功能;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它们逐渐丧失了话语的语用学功能,社会大众化趋势由此日益凸显。在这种大众化的趋势中,民主变成了争取大众支持度的斗争,而不是探索正当制度的斗争。选举和传媒的结合,使选举自身与传媒一样,为争取观众(大众)而斗争,并失去了民主的真实意义,使民主的真正价值日渐衰微。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论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

民主的宪政观是毛泽东宪政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毛泽东将宪政视为民主的产物、立宪的原则和目的,在国家宪政制度架构中贯彻民主精神,在宪法中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毛泽东的宪政观对我国宪政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将宪政视同民主政治,导致宪政的重要内容--限政、法治受到忽视,宪政工具主义导致当民主与宪政发生冲突时为了民主而抛弃宪政.影响毛泽东民主的宪政观的因素主要有人民主体论、工具主义宪政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冷战格局下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立.     

马克思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批判与超越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实际上都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或缓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的危机而提供的理论"修正和护航"。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政治危机的理论反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主张彻底变革和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在如何对待财产权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保持私有制的"财产的平等化",而马克思主张的是废除私有制的"财产的社会化";在如何对待社会共同体的问题上,社群主义建构的"完善论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而马克思建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实的共同体";在如何对待民主的问题上,共和主义追求的是形式化的"程序的民主",而马克思追求的是实质性的"革命的民主"。     

价值多元:自由主义的证成还是否定?

自以赛亚·伯林提倡价值多元主义并将其与自由主义结合之后,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便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问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主义自然地证成自由的重要性;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坚持中立性原则,仍然遵循二者结合的思路。但格雷、凯克斯等人发现了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相容性,甚至主张多元主义必然否定自由主义。笔者认为,"多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而如果以一种更现实的眼光看待二者的关系,不难发现自由主义是维护多元的最佳选择。     

基督教是香港保持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

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的发展一直牵动着祖国人民的心。香港基督教界作为香港社会信仰力量的重要支撑之一,一直以来在参与香港建设、服务香港社会、支持祖国腾飞、助力内地建设、维护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又是国际大都市,宗教呈现多元态势。     

论民主伦理的现代逻辑及其形态

民主作为一种伦理要求,是"后黑格尔"时代独特的道德哲学景象。民主政治的社会制度、差异化的权利诉求、多元的文化价值,这些显见的民主经验作为哲学思考的前提,要求在现代世界秩序重建中得以体现。黑格尔指出自由主义权利的实现只有在普遍性的伦理生活才是现实的,但在美国民主的历史现实基础上,一种"民主的伦理生活形式"得以历史确立。在政治世界的生存论基础被揭示的前提下,一方面民主伦理成为现代人生存本真性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强化公民德性的判断力与责任成为民主伦理的实践性要求。归根结底,在现代社会中,重构现代生活的民主伦理对社会多元主体间的交往实践构成了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从而化形式为实质,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新传统。     

评运气均等主义的三种变体理论

传统的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遭到了来自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的双重批判,运气均等主义者发展了三种变体理论来为运气均等主义辩护。制度运气均等主义将关注的范围限定在制度领域,这难以解决与运气相关的不平等问题,它的解释更像是一种民主互惠的理想。虽然动态运气均等主义为思考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但是其所依赖的基础理论问题重重,并且其所建议的措施会导致对有才能者的奴役和对个人选择自由的限制。相对基线运气均等主义没有成功解决基线悖论、偏好以及多元化的担忧问题。     

良心政治，而非利益政治和原则政治 ——由阅读《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而起

政治治理应该基于良心,而非利益或原则。原则政治因为其普遍主义倾向而不现实,民主政制为利益所主导,唯利是图,也不是优良政制。唯有良心政治可谓优良。良心政治的关键在于明辨政治事务之是非,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平衡政治博弈各方(通常体现为相对变动的多数和少数)的利益。这需要有一个独立、自主、自由、自足、高贵、稳定,拥有良心、良品和良能,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拥有政治智慧和经验,不畏强权,不被利欲熏心,不随波逐流,也无须谄媚大众,仅凭自己的良心和良知来判断政治事务之是非的政治人群体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有时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伦理诉求

当今中国兴起了"协商民主"研究热,但人们过多地拘泥于"选举"与"协商"的手段之争,忽视了现代社会推动民主化进程所要实现的伦理目标。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无论哪种形式的民主最终是要保证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话语建构,必须以实现共同善为基本的规范性导向。     

在第十届香港道教节开幕典礼上的致辞

<正>尊敬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先生、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香港道教联合会汤伟奇主席、各地与会大德同仁、同道们:大家好!今逢庚寅之初,虎年之首,阳春三月,大地呈现着一片勃勃生机,举国上下正在欢欣鼓舞学习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恰值太上道祖圣诞之吉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香港道教界在特区行政长官的重视关怀下,举办第十届"道教节",真是很有意义!借此机会,我首先代表中国的道教界,向今天在万忙之中出席开幕典礼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先生、中联办彭清华主任和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