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星座迷信”对青少年的思想茶毒

现在随处可以听到关于星座的话题,星座何时成为青少年茶余饭后热议的问题,星座又如何影响着我们新一代的青少年们,本文就星座迷信对青少年产生的不利影响,分析青少年迷信星座决定命运的原因和青少年应如何正确看待星座问题。     

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1]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理论奠基人之一。他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意识形态论[2],为马克思的意识     

疏于管理是迷信愚昧活动难以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伏羲文化节险成“算命节”

2007年5月3日至5日,在伏羲台召开了"第三届伏羲文化节暨中国姓名学文化节"。文化节与一年一度的新乐何家庄伏羲庙会同时举行。参加庙会的群众与参加文化节的游客融为一体,三天内达20多万人次。在这次文化节上举行了"易学研讨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的“物活力”想象及其评析

当代欧陆哲学“新唯物主义”研究起始于对后结构主义“物质/话语”问题的回应,尤其是主体话语侵占物质空间的问题。对此,“新唯物主义”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卢克莱修-德勒兹的“物质流”理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方法,重新激活了“物活力”的想象,将物本体论推向了理论前台,起到了强化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作用。但是,由于刻意忽略了主体的实践和具体的历史,“新唯物主义”过多地接受了物活论中的“存在巨链”“生命冲力”等理论预设,用假想的神圣秩序为“物活力”做担保,因而更接近于诗意的或神秘的“物-力”体悟。“新唯物主义”实是用“非人类物质”的新角度掩饰了物活论传统的旧假设,其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有着理论取向上的根本区别。     

由《366天诞生星》说到模特的“洋属相”——是普及科学知识，还是宣扬星座迷信

同古代神话故事密不可分的西方占星术,正是适应众生对神秘星空和神话世界的诸多遐想以及对改变自身处境的渴望,比天文知识更广地流传开来。这种方术是把位于太阳黄道上的12个星座与人的生辰乃至性格和命运拉扯在一起,由之推测未来的“运势”会是如何如何。西方占星术士们玩的这一套,乍看起来有些类似中国古代星象家说的     

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兼及“钓鱼式执法”的法律约束

选择性执法是行政主体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势和违法行为高度不均衡分布的一种手段。选择性执法具有权力性、不确定性和目的性特征,它在使行政主体获得高度的灵活性和行政效率,有利于完成行政执法任务的同时,也牺牲了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助长了行政执法中的机会主义,并鼓励人们守法上的投机心理和行为,不利于法治。应当对选择性执法持较为严格的态度,保证其执法目的的正当性,并采取具体的方法加以规制。     

李存山先生论儒家文化的“常道”和“新命”

李存山先生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实相和综合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使得这一具有重要的文化理论重光于世,并对其内涵进行丰富发展以适应当代需要,使之超越传统的天下文化观而成为一种现代文化观。他以这种文化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儒家思想史中一些重大问题,解析儒家文化常道之内涵,展望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命,并就三纲五常、民本与民主以及体用之争等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新观点。本书既有理论的思辨,历史的回溯,又有现实的观照与未来的展望,由史及论,史论结合,尤其是书中提出了一种知常达变、兼融中西、中道理性的文化观,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对于华夏文明的现代转型兼具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汉代“人性不平等论”的成立

不同于东周时代主流的人性平等论,汉代哲学家热衷于主张人性不平等论,一般称之为"性三品"。汉代哲学家建立和论证人性不平等论,运用了东周时代不同的人性论思想资源,其采取的方法是调和、改造和挪用,以此得出了迥然不同的新的人性论模式。将人性论与阴阳之气和元气结合在一起,以作为人性不平等的超验性基础,这是汉代哲学家的发明。由于汉帝国倾向于统一、秩序和权威,"圣王"的教化被认为是关键,反过来这又被用作"中民之性"的佐证。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

现代主义文学是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而从西方介绍到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就它本身说)在中国文学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它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几个方面都有所进展和突破,甚至达到(它在中国的)高峰.现代主义文学在30年代的鼎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上博简孔子《诗论》“仲氏”与《诗·仲氏》篇探论——兼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所载的“中氏”即今传本《诗·仲氏》。孔子时代的《仲氏》一诗 ,在流传的过程中 ,因错简而被误入它诗 ,它的原貌至少包括了《燕燕》诗的末章和《何人斯》的第七章。经复原后的《仲氏》一诗 ,体现了儒家孝悌精神。上博简《诗论》载孔子以“君子”评《仲氏》一诗 ,其主导思想即在于对“孝弟”原则的肯定。《仲氏》一诗透露的内容与共伯兄弟的情况十分吻合 ,且其简被编入《邶风》 ,此皆可以推测此诗为共伯余之作。《诗·仲氏》对于了解“共和行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相当可贵的资料     

德里达论宽恕:作为“不可能”的“可能”

德里达认为,真正的宽恕应该是宽恕那些"不可宽恕的事情"和"不请求宽恕的人"。如果一种罪行可以轻易被"补救"与"原谅",这是人们永远都可能做到的;严格意义上的宽恕不能出于"同情",不能出于"交换",也不能出于特定"目的",因而属于"不可能"的绝境性体验。但宽恕的"不可能"中蕴含着"可能",他者的"相异性"是其得以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人类正是经由宽恕,方能实现对自我有限性的超越,并获得自身的最终解脱。在此意义上,"解构"并非"摧毁"了宽恕,而恰恰是对宽恕的"建构"。     

论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主语人称问题

把休谟难题解读为“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忽视了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重要地位,是把该难题片面化为其第二层涵义的结果.“新关系”是休谟难题中的第一层涵义,是正确解读其第二层涵义的基础.“新关系”必然是一个陈述式道德命题,它的主语人称是第一人称“我”.道德调节功能的本质属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必然性.陈述式道德命题自身的人称特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可能性.在全面解读“新关系”的基础上,休谟难题的准确表述就是“能否从‘是’中推出‘我应该’”这种形式.     

论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

<正>梁启超新文体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蕴含。新文体的历史机缘在于报章新媒体的出现,它的成熟有赖于龚自珍、王韬等人的早期探索。梁启超新文体散文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的创作特质,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及之后的白话文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     

论僧肇“物不迁”概念的“缘起性空”含义

<正>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就不断创新着自己的形式与内容。佛教深知,如果它失去了创造之主体性的话,那么它就不可能在中土扎下根来,更不可能延续到现代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里,佛教是     

尊重生命 慈悲不杀（下）——“五戒的现代意义”系列讲座之一

（八）如何持不杀生戒　　经常有人跟我讨论在家人持不杀生戒是何等困难。身为出家人整天坐在寺里,持不杀生戒当然较容易;但对在家人来说,为了赚钱养家糊口,为了生存,持此戒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对此戒认识的程度如何。如果我们对此戒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认识不足,此戒当然不易守;反之,若对此戒的认识程度越深,守此戒时就会心甘情愿,守得越彻底。现就如何守此戒,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1、认识食肉有害健康　　食肉有害健康,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超级市场出售的肉看起来很诱人,但很少人知道…     

“火不烧火”——论西谷启治的“空”与“互空”

“火不烧火”是日本哲学家西谷启治在《宗教是什么》一书之中为了表述火的实在性而采取的一个表述方式,并将之归结为了“空”的哲学立场.西谷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空”的立场之下,事物的实在性才能如实地展现出来,世界也会如实地走向世界化.     

经典的回声:再论“文化与社会”的传统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其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中首次提出,近代英国社会暗含一个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思想脉络,即"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威廉斯对这一传统的梳理和总结,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左派运动。在过去的50多年中,英美学界相当重视这一传统,相关的评论和研究不断问世,探索的内容也越来越细致。然而,它们还是忽略了该传统的一些后续影响以及威廉斯本人的一些偏见和疏忽。为弥补这些不足,本文将揭示它对马丁·威纳的文化史名著的隐蔽影响,探讨它对佩里·安德森的史学研究的刺激作用,展示它对知识分子观念史的补充功效,指出威廉斯对英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评价有失偏颇之处。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