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徐复观对儒家民主思想的发明

徐复观对儒家的德治展开了一种创造性的解释——德治即"无为之治"。为政者要消解自己的好恶和才智,限制自己的政治权力,使自身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即非主体性的状态;而以人民的好恶为好恶,即"以百姓之心为心",突出天下人民在政治中的主体性,即以天下治天下。德治即"无为之治"含蕴着深刻的民主思想。徐先生的解释把儒家的德治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民主精神,但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和法治;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有建立在儒家之仁义道德的基础上才能根基牢固。     

亚里士多德论民主

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论述正在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民主制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由多数人统治的变态政体,其所依据的正义原则偏离了城邦追求德性的正当目的,其所秉持的自由观念蕴含着挣脱任何政体和法律约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基于多数人德性相加的论证和城邦安全的要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支持公民集体对于城邦政治事务的有限参与,另一方面又坚持有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家的必要性,从而为一种兼有民主和德性要素的混合政体提供了辩护。亚里士多德正视了城邦发展进程越来越趋于极端民主制的可能性,并呼唤立法家们承担起不断改良现有政体的职责。     

孟子是贤能政治的支持者吗?——从民意观的角度看

基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白彤东推荐一种儒家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的一大特色就是放弃民主制的“民治”原则,转而采用贤能政治的“能人治国”理念。白彤东宣称,这种“能人治国”理念是他从孟子那里得到的灵感。然而,白彤东对孟子的解读存在着不可忽略的错误。更令人遗憾的是,为了证成自己的观点,他不惜对《孟子》文本采取了有选择的无视。有理由相信,白彤东其实已经意识到他跟孟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在民意观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周易外传》论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

王夫之《周易外传》讨论了君子如何与小人相处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德性论,又有政治哲学的意义。传统文献中的"君子""小人"有两种含义,一以德言,一以位言,而《周易外传》所言君子和小人主要以德言。船山认为,君子善处小人的原则是"内不失己,外不废物",这一方面是君子成己成物之人格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因君子与小人的紧密联系而具有客观必要性。船山认为,"君子小人相养者也",君子和小人皆是共同体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承担不同的责任,有相应的位置。船山尤其反对一味打击小人的做法,因为"清浊太别则疑战承之",这其中隐含了他对政治根本原则及"党争"的看法。     

坎陷与民主——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启迪、补充与前瞻

通过坎陷开出民主是牟宗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之一。这一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认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民主,肯定儒家政治的层面不低于西方的民主,坚持开出民主不应抛弃儒家道德的传统,主张完善的政治形式应当道德与智识二者齐备等方面。但由于牟宗三对性恶的层面重视不够,使其思想无法真正落实,这又构成了其相关思想的缺陷。文章最后还对坎陷开出民主的前景谈了个人的理解。     

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     

儒家“中”道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家"中"道作为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体现出两个理论面向:一是"执两用中",一是"中和";前者规约着儒家政治的正义方向,后者则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实现方式。考察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道思想进行政治哲学的发掘,可以补充传统儒家"中"道思想研究,管窥儒家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的不同特质。儒家核心理念的政治哲学解读,对于当下建构儒家政治哲学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王船山反“正统”的正统论

<正>统论讨论的是历史谱系中诸王朝继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在正统论的思想史脉络中主要有两个框架:以五德终始为内涵的正统论,欧阳修建立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对"正"与"统"内涵的探讨所形成的正统论。本文以对这两个框架的分析为背景,阐释船山不言正统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正统这一论说,他只是不满意上述两个框架树立的正统王朝的标准,因此"反‘正统’的正统论"更符合对船山正统论的概括。通过对先前正统论的反思,船山重新建构了以"正"的内涵为核心的正统论,将儒家的政治秩序等理念作为正统的讨论核心,因而在正统论的思想史脉络中具有典范意义。     

牟宗三思想的意义与当代儒学的转型

1995年4月12日,一代大哲、当代新儒家硕果仅存的思想前辈、当代中国思想界最后一位保守主义大师牟宗三先生,于台北病逝,这标志着当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哲学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束。牟先生是新儒家阵营中最具思想力度和最富有创新性的哲学家,几乎很少有人否认这一点,甚至包括他的批评者在内。但是,若落实地说,牟氏思想之所谓“新”主要是形式意义上的新,而非思想内涵本身的新。此方面牟本人有清楚的说明,他在其巨著《心体与性体》“序”中写道：“在生有云：‘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吾所作者亦只辩示而已。”在牟先生这里,所谓…     

王船山论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

船山学研究史上,关于船山是“人治论者”还是“法治论者”一直聚讼不已,其中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理解船山法治思想的钥匙,即法治与政治权威的互动。船山法治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在于船山认识到了法治与政治权威之间互动的关系。这一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船山声称“任人任法,皆言治”,揭示了政治权威与法治的辩证联接;第二,船山主张“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强调了政治权威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第三,船山宣扬“法善以待人,则人之失者鲜矣”,凸显了良法对于制约政治权威的重要性。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才是正确理解船山的法治思想的关键,而不应该各执一端、莫衷一是。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宗教思想简评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要解决的是宗教、思想和观念、学说多元的现代社会如何保持稳定的问题。罗尔斯认为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政治自由主义的问题,是为一种立宪民主政体制定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在这种立宪民主政体中,人们可以自由地认可各种合乎理性的学说之多样性存在,包括宗教的和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因而他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人民民主:十七大政治改革构想的主线

"人民民主"是贯穿于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及政治改革思想的主线. "人民民主"是一个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概念.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来看,其本身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或者叫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重构与逆构:王船山《庄子解》的两个诠释向度

构建一个儒家化的庄学体系是船山晚年解庄的根本目的。为此,他在《庄子解》中首先提出在庄学与儒学两个方面皆具亲缘性的"浑天"说作为庄子思想之根,进而借此诠释《庄子》文本,化解庄儒分歧。通过分析"浑天"视域下的"寓庸""随成"以及"能移""相天"等重要思想观念,可以发现《庄子解》中并存着两种相反却又相辅相成的诠释向度:一是重构,这表现为船山对庄子之学的儒家化改造;二是逆构,即在重构庄子之学的过程中,庄子的某些思想又反过来得到了他的称许和接纳,并藉此参与到了其庄学体系的构建之中。船山和庄子思想之间的这种双向互参、相互进入的关系昭示我们,包括《庄子》在内,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常通过其对后世诠释者的思想逆构作用展现出来。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共同体与民主

本文讨论了共同体与民主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现代的民主国家要求人民形成关系密切的政治共同体,分享强烈的集体认同.但这种集体认同容易使人排斥那些不能或无法轻易融入这种认同的人.可是,排斥不仅在道德上值得谴责,也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合法性观念.为了走出这一困境,人们往往对"政治认同"进行重新定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作者分析了上述方案的不足,并提出,没有哪种方案可以替代营造"共享认同的空间"方案.这意味着,那些想要或必须生活在同一政体下的不同个人和群体,必须针对一个能共同接受的甚至是妥协性的政治认同进行协商、达成共识.     

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哈贝马斯的程序民主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有效性》一书中重新对民主进行了反思。他既不满意自由主义建立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正义观念之上的民主理论,也不满意以伦理的价值同一性原则为依据的共和主义的民主理论。在他看来,这两种民主理论都是片面的,前者在政治实践中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太弱,后者赋予民主的规范意义则太强。为了对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解释,他提出了一种程序民主的思想。该思想的宗旨是,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民主思想进行调和,制定出一种既能顾及保护个人自由的人权原则,叉能够使公民在伦理和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到切实维护的民主实践的方法。     

王弼《周易注》“无”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王弼在《周易注》中阐发"以无为本"并非为了形而上学建构,其根本目的是要塑造一种理想的君主人格,这种人格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对政治不形成颠覆;能"感通天下",但却持守"以寡统众"的政治原则。而在此人格基础上,王弼引入"无为"思想,并据此对儒家政治伦理进行改造,从而最终形成了一套关于"无"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