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与救心”: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国际发展援助的特征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中的作用关注日甚。该类组织兼具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性双重特征。文章采用开放系统的分析框架,从世俗环境和宗教环境两方面对其国际发展援助行为进行探讨。在相同的世俗环境的作用下,在援助内容和方式等方面,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世俗非政府组织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在宗教环境的影响下,与世俗组织不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多将发展援助置于其信仰框架内,奉行"救世与救心"并举的原则,但其强调的重点不尽相同:在基督宗教内部,福音派或基要派背景的组织侧重于将国际援助视为福音传播途径式的"救心",在此方面,美国背景的组织更甚于西欧;而自由派或主流教会则更倾向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革,其活动方式更接近与世俗组织,其"救心"表现为受本宗教教义所指引,体现人之尊严。     

建立与完善我国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尽快建立与完善我国风险投资机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 ,首先要规范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和制度 ,建立以官办官营或官办民营为辅、官助民营为主的风险投资模式 ;其次要广开风险融资渠道 ,其中包括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利用“二板市场”、放开私募市场等 ;再次要尽快建立风险投资退出通道 ;最后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完善风险投资政策法律环境     

论环境伦理视域下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为解决我国流域水资源紧张,平衡上下游之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冲突,构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实属必要。一方面,环境伦理为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其自然价值理论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前提,环境正义亦是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核心理念;另一方面,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又须全面与环境伦理实现有效对接,将环境伦理作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造的基础和流域生态补偿司法实践的工具,同时其亦是社会民众自觉遵守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     

非政府组织: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

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组织不同的另一类社会治理组织,属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形式。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部门既有密切联系又持有一定距离,既包括政治倾向较强的组织,也包括非盈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对社会的平衡和安定具有极大的作用。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一员,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长期为主流学界所忽视,但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它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组织的发展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形塑,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受到外在世俗性和内在宗教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前者涉及国际政治和文化等,后者包括宗教性质、神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等。而且在同一组织领域内,不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也相互影响。这使得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世俗类组织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它们的发展经历一战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二战后三个阶段,它们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再到重要;从影响者到被影响者的过程。     

政府购买服务的法律调整体系探析——以代理理论与双阶理论为分析视角

基于法经济学代理理论,政府购买服务因其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代理人、政府作为公众(服务对象)代理人均呈"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而面临法律调整困局。基于行政法学双阶理论,政府购买服务乃私经济行政行为,其于政府资助决定与社会组织履约阶段分属公法与私法行为性质,各采公法与私法调整模式。破解其法律调整困局有赖遵循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与保障社会组织及公众权利行使以抑制其代理人机会主义的理路,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管制、社会组织对政府加以制约、公众(服务对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予以监督的法律调整体系,依政府资助决定或社会组织履约之阶段的行为性质及法律调整方式,优选适用公权管制与规控或私权限制与保护的制度措施。     

国际化社区的出现与应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城市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聚居于城市社区,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国际化社区.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现象,我们尚缺乏成熟的治理实践,需要从国际社区管理中汲取经验.从现有的经验来看,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化社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就政府层面来讲,一方面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另一方面要改变现有的多头管理现状.就非政府组织层面来讲,既要有加入国际化社区建设的制度平台,又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日本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新动向

日本医学产学合作政策的实施虽然较美国晚近20年,但对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的管理比较重视。它汲取美国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经验教训,如开展启蒙教育,制定利益冲突管理政策,设立利益冲突管理组织,综合运用制度、行政、法律等管理方式。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本国的实际,确定日本医学产学合作利益冲突管理的主攻方向,构建法律、政府、学术团体和部门"四位一体"的利益冲突管理体系,建立科学的利益冲突管理体制,加强非研究型大学利益冲突管理的指导,加快制定组织利益冲突管理政策。     

我国医患信任的法律制度研究

为揭示现行医患信任法律制度的缺陷,探讨完善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与途径;搜集法律制度等文献资料,并开展访谈,对研究问题的现实存在提供佐证;结果发现,我国已经构建了医患信任的法律制度体系,但制度设计、实施存在缺陷;医患信任法律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创新.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低参与的社会,民间组织处于被抑制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组织经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体制改革和社会利益的分化,非政府组织及其参与问题重新凸显于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在环保、计划生育等低政治性领域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与政府的互动,将推动中国政治从控制走向善治。     

中国宗教法人制度的学术研究现状

<正>建立宗教法人制度是为了解决宗教团体因不具有法人人格而在法律主体身份上不明确的现实难题。通过立法赋予宗教团体法人资格,就会使其获得独立的法律地位。建立宗教法人制度,既能明确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也能消除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不确定、性质不鲜明的弊端。建立宗教法人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改变政府在宗教事务管理方面规范文件位阶较低的状况、改变政府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管理宗教事务而引起的政教关系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另一方面,建立宗教法人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信仰     

苏南参与式环境治理:必要性、经验及启示

参与式环境治理的必要性在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有其局限性;进一步保护公民环境权的需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分析"南京梧桐树事件"、"启东事件"、"太湖治理"几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揭示出其启示:利益相关者要理性参与;政府要积极回应公民的诉求;非政府环保组织要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各学科之间要紧密结合。     

公民有序参与简论

在当代,公共治理主体由政府变成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公民民主意识正在觉醒,政府与公民关系开始悄然重构,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倾向遏制了公民参与热情;公共空间不畅,政府公信力不强,法治引领缺位,制度化程序的缺失,导致了参与无序。实现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探索有五个方面:实现政府职能根本转变,建设公正社会;建立健全合理的参与制度保障体系;保证参与的合法性、程序性、可操作性;培养提升公民参与管理意识,公民角色地位得到厘清;引导公民的公共理性参与,保证社会管理的有序性。     

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以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为例

自20世纪下半叶起,非政府组织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治理,其迅速发展前所未有地打破了以"民族国家"为根基国际体系,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元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基于宗教信仰的各类宗教非政府组织也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本文以从事人道主义救助的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华活动的基本情况,总结其主要特征及其对我国现阶段国内宗教工作和对外宗教交往的启示,对创建"新丝绸之路"提供若干学理与现实思考。     

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环境研究——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

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导,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不利于其自主地发展,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遭到限制,组织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下趋同。从新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环境特性及其对组织运行的影响,还从三种制度趋同性机制的角度来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形式。     

论劳资合作的法律保障原则

劳资双方是一种社会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是自由选择下的合作,而合作自由应是法律约束下的自由。劳资双方的合作应当遵循对劳动方的权利保护原则。在合作前预设一个分配标准不具操作性。要防止资本方资本优势的滥用,必须有劳动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保障。     

社会合作治理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发展的优势与困惑

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其中关键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公共服务层面。本文从转型期社会合作治理背景出发,以顺德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从中心概况、服务基础、服务领域等层面概述并综合分析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服务”模式,找出其间的优势与困惑;并探索当前条件下的可能性举措,希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服务,获得独特的观察视角。     

政府公共决策的道德责任问题探究

公共决策是指公共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决定,它是公共管理的首要环节,并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终。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往往是进行公共管理的主导力量,自然也是运用公共权力进行公共决策的主导力量。当我们暂时撇开非政府公共组织而仅仅着眼于政府来探讨其公共决策的道德责任时,就会发现:政府公共决策的道德责任是其公共决策     

政府改革之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两种信任理论之考量

公共行政学自其诞生以来的百余年间,对于政府本身的定位经过了多次变化。我国行政伦理学家张康之教授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对政府的历史坐标进行了深入考察,提出了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与此相对应地提出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信任类型,为考察政府改革的历史足迹与成长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政府改革理论,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市场运作逻辑和企业管理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则将公共行政学的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市场化政府改革将市场逻辑和经济人思维带进了政府,形成了一种基于契约化之上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基于理性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信任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化改革的危机结果。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市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一种网络式的社会治理和通过广泛的合作而进行的合作治理模式的到来。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治理模式的建构必须以合作型信任的建立为基础。未来的政府改革应该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基于契约型信任的市场化取向中解放出来,迈向多元治理主体本着公平参与、充满合作型信任以及基于善的完美生活追求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资源、机制与制度:美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与启示

创新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美国从技术赶超到创新强国,有着独特的创新历程与治理特征。本文聚焦政府职能,梳理美国科技与产业创新政策,考察政策执行下的创新资源形成、运行机制演变与宏观制度影响。美国创新资源由单一到丰富、由政企提供到多元提供,运行机制经历企业为主学研为辅、产学引领市场培育、企业主导多元参与、市场与社会环境广泛发展的历程,体现了政府以市场为核心,引导资源配置与建构运行机制的职能。国家干预型经济自由主义制度为美国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政策与法律基础以及自由独特的资本市场。这些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形成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