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空间:政府塑造的中国城市空间及其属性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空间的塑造过程。中国城市建设不是单独的、碎片化的过程,而是在整体性的空间体系中展开。城市空间由政府通过宏观制度政策、城市规划设计、行政区划调整、公共服务而塑造,并形成分等级、有层次、次序和功能区分的"差序空间"。这一空间格局不仅将所有城市囊括其中,还深入到城市内部,构成了一个非水平的、纵横交错的空间结构。"差序空间"下的城市建设表现出"先后主次",也影响着城市社会和政府治理。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对行政系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是形成了多中心秩序格局.这一新的行政环境要求地方政府改变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转向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维护多中心秩序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所在.加强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家的合作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善治、达成"共赢"的重要途径,关键则在于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提升其合作治理能力.     

基层大数据治理:打造活力政府的新路径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数据浪潮,与以往各类微创新不同,基层启动大数据治理意味着将在撬动部门核心利益、颠覆传统人才结构、建构系统性联动机制等方面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南京栖霞区通过在"掌上云社区"中植入"爱小栖"这一政务机器人,已首尝基层大数据治理模式。当基层政府有能力应对和建构大数据治理的全域观、主体性、结构化、精准度和安全感等,那么大数据治理的外部输血功能、自我造血机制和全身活血路径将有机会激活基层政府,使其焕发青春活力,并可全方位重塑政府形象。     

政治伦理视角下社会治理的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导性的角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政府职能的设定、政府规模的大小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选择都取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要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就必须在新的政治伦理语境下对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审视。社会治理意味着政府在四个方面角色的转变:从干预型政府向引导型政府的转变、从无限型政府向适度型政府的转变、从领导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的转变以及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论信息化环境中政府治理变革的支持机制

在信息化环境中 ,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分别由开放型政府、市场化政府、企业化政府、电子化政府、标准化政府以及学习型政府等制度要素构成 ,这些制度要素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一系列支持机制。正是在政府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重要机制的支持下 ,政府组织才能实现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从职能无限化到职能有限化、从自我中心到客户导向、从服务态度宣示型到服务能力建设型、从无质量体系管理到国际质量体系管理以及从“刚性”组织到“柔性”组织的变革 ,进而达到政府的善治目标     

转型期城市基层治理:机制、逻辑与策略

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包括领导机制、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和自治机制,旨在构建公共服务供给,化解社会矛盾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联动体系。据此,各治理主体运行机制和作用逻辑应在治理互动中有的放矢,提高协作的有效性。同时,从明晰治理主体偏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强化制度供给等方面优化治理策略。     

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逻辑理路与行动框架

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为政府数据治理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契机,这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望解决目前数据治理中广泛存在的“九龙治水”问题,打破数据壁垒,加快推动数据要素的共享、开放和高效利用。在当前机构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政府数据治理,关键在于重塑数据治理的逻辑理路,以共享开放为原则实现理念变革、以整体性推动数据治理的组织变革、以统一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标准变革、以智能化推进数据治理的技术变革,构建基于治理主体、治理流程、治理层次、治理机制的数据治理的行动框架,以数据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再造:价值重塑与制度变革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改革的耦合是当前行政学界的重大议题。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未来的行政价值应当能够有效承接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所确立的核心政治价值,着重树立服务、效能、法治、合作四个行政价值理念。在政府制度变革方面,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制度、分权化制度、扁平化制度和信息化制度等四个重要领域。     

“控制权”理论与政府治理：一个研究评述

基于经济学的不完全契约思想,“控制权”理论从目标设置、考核验收、激励分配三个维度研究政府组织的结构特征和运行逻辑。近年来,在中国政府治理的研究中,“控制权”理论被广泛运用,在组织结构、政策执行、项目制三个领域中都有大量研究借用“控制权”理论进行分析,学术影响显著。但是,学界对“控制权”理论的运用条件和适用度还缺乏深入讨论。同时,从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视角来看,“控制权”理论忽视了组织内非均衡权责的特征,仅从“控制权”的角度难以完整讨论中国政府治理的一些重要问题。     

奔跑的大象：超特大城市的敏捷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深入,超大、特大城市不断涌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城市管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给传统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管理组织、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方法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超大、特大城市高度复杂的治理问题,我们亟须构建新的理论,探索更加灵活、敏捷的组织形态,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建构了一个敏捷治理的框架,该框架包含十大治理要素,将计算机软件工程中的敏捷方法引入政府治理的场域,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本文进一步以厦门疫情防控为例,指出敏捷性治理要素是厦门疫情防控成功的关键。敏捷治理不仅仅适用于非常态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在风险社会中,面对日益复杂和动态的政策环境和棘手的政策问题,发展敏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共治理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合作行政治理

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也逐渐积累。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并有隐性化趋势,面临着一定的违约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应纳入依法行政范围,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行政法规制,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程序两个方面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由政府、市场与社会组成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合作行政模式已成为时代治理的新趋势。应深化机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建立共治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管理体系。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城市政治学反思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城镇化的发展进行城市政治学反思: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凸显人的城市权利的城镇化;城镇化中的政府治理方式需要向效能治理、公正治理、统筹治理变革;而城镇化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以在城市政治学中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些反思对于深入推进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岛市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的产物,是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性质的过渡型社区,如何实现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化同构同行、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青岛市黄岛区村改居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现阶段村改居社区与城市发展接轨易、融合难的矛盾,并引入元治理理论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城市治理的元主体作用,有效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社区治理难题,以实现村改居社区的市民化、现代化、城市化转型。     

公共健康问题与政府的治理责任

公共健康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财富,也是提高国民素质、加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中国经济近年来处在高速增长期,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公共不健康和健康不公平的现状实际上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对此政府必须坚持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原则,承担起加大公共卫生投资力度,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进行全民公共健康道德教育的责任。     

公共健康问题与政府的治理责任

公共健康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财富,也是提高国民素质、加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中国经济近年来处在高速增长期,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公共不健康和健康不公平的现状实际上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对此政府必须坚持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原则,承担起加大公共卫生投资力度,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进行全民公共健康道德教育的责任.     

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的进展及理论思考

中国健康城市的建设走过了探索和实质性发展两个阶段.它以健康促进的理念为指导,以"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人群"为主线,成为了当前开展健康促进的典范.健康城市能呈现实质且快速发展的势头,政府主导是其重要的特点.它既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和现状,也是以"上游策略"来解决全人群健康问题创新性举措.中国健康城市推行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为当前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赋予了先进的内涵,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健康促进曼谷宪章"的核心精神是完全相符的,成为了引领中国公共卫生汇入国际现代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头兵.但是,它的茁壮成长仍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呵护和支持.     

土地出让、城市建设与房地产价格——对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土地出让、城市建设、房地产价格之间经济机制的分析,描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城市投融资模式,并利用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住房和土地市场的联立方程组,对其进行了验证。我们发现,土地出让金对于地方财政越重要,城市政府越有动力出让更多的土地,使得土地供给弹性上升。同时,土地出让金的充裕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发展环境和宜居性,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两个途径间接推动房价和地价上升,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形成土地出让、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价格的自我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改善对于房价和地价的推动作用比土地供给弹性增加所可能带来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功能-职责”视角下政府机构的改革过程与发展目标

政府机构改革既是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创新的现实体现。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功能优化与职责重构双重作用的结果。功能优化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内在动因,职责重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外在动因。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前后衔接、逐层递进、相互联系的改革进程,各次改革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根据“功能-职责”的发生动因,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演进逻辑可以大致从三个阶段来展现：功能优化导向的行政性改革、职责重构导向的适应性改革、“功能-职责”共进导向的治理性改革。基于“功能-职责”的双重动因,梳理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践经验,可以将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目标归纳为：一是立足现实国情并总结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更好推动政府创新;二是坚持行政权力的有限集中与适度下放,优化政策过程;三是根据时代发展逐层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以整体性视角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发展;四是机构改革具有稳定的周期性规律,但也不能局限于固定的周期之中;五是补足政府治理的现实短板,通过机构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综合发展。     

韩国区域发展与区域治理的类型、任务

尽管区域治理具有多种类型,但区域发展的关键是区域治理应该依靠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此外,如果认同21世纪的当代任务与多样性、和谐、和平相关联,那么很明显的是,为了促进区域认同,区域治理的类型应该采用分权方式。基于上述假定,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同方面给出建议。从短期看,区域发展署/区域议会组合模式似乎在韩国更为可行。在这种模式下,区域发展署应采用分权方式组建,并负责制定区域发展计划和执行中央政策,而区域立法机构则负责质询、追踪和监管区域发展署的行为。正是因为区域议会或许无法有效地协调与统一各种地方意见和观点,从长远上看需要建立区域政府这种模式。通过废除上一层级地方政府的方式,很难组建区域政府。因此,作为一种长期选择,应该考虑区域发展署/区域政府组合模式。     

推进开放政府数据: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

开放政府数据能够助力政府实现公共治理变革。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均在进行开放政府数据工作,但目前存在开放数据量少、质量不高、再利用性低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缺乏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有关,因此,探索如何提升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极为必要。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开放政府数据的现状与美国的案例,本文认为,可以通过探索首席信息官制度、加强数据脱敏等工作、推动法制建设等方式来加强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力,从而将我国开放政府数据工作落于实处,充分发挥政府大数据的巨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