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历史人类学

“一种异质文化除非凭借它对另一种文化的观察,便不能揭示其实质和奥秘……。一种意义由于它与另一异质意义相逢相触而显示其深刻含义。这是因为,单一的意义和单一的文化有着内在的封闭性和片面性,二者之间会形成某种类似对话的过程……。两种文化相遇的对话并不导致二者相融或者相混。它们保持着自己的统一并维持一种开放的总体性;然而它们得以互相充实。——米哈伊尔·M·巴赫金。在我们这些现代历史学家试图与过去的文化进行对话的同时,不知不觉也开始了与下几代人的对话。事实上文化历史学家有着双重的沉重的     

历史秩序的失落--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记忆讨论的交叉点上的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巨大挑战作为一门专业领域的历史研究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讨论中 ,这种讨论以既使它感到满足又使它感到不适的方式 ,来处理历史的根源、作用以及原则。满足之处在于历史学在人文领域内获得了新的注意 :在这里一个支配性的问题是记忆在文化中的作用。记忆涵盖了所有涉及过去的领域 ,因此包括历史 ,在这里 ,历史既作为主题 ,又作为召回过去的方式———这种召回是通过在人类活动的文化构架内赋予过去以生命的方式进行的。另一方面 ,这种历史再现意识有可能使专业历史学家感到不适 ,因为这很容易超越甚至忽视那些处理过去的策略性的…     

娜塔莉·戴维斯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

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一直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她从《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到《马丁·盖尔归来》,再到《16世纪法国的礼物》,将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法国近代早期史的研究中。同时,她也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人类学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本文就戴维斯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一个梳理。     

试析艾香德的耶佛对话观

挪威传教士艾香德的耶佛对话观历来极具争议.一方面,该对话观闪烁着包容、真诚、友谊的光芒,有放下自我、欣赏他者的气度和胸怀;另一方面,他的大尺度跨宗教传教策略不仅让本国挪威差会困扰,也让佛教徒抵触.本文试图通过描述艾香德与佛教寺庙的接触及与相关僧侣、传教士的交往,分析其耶佛对话方式,探寻他开展耶佛对话的起因,寻找该对话产生张力的根源,总结艾香德耶佛对话的理论特点,寻找宗教对话的可行之途.     

借助小古文优化弘扬传统文化

<正>统编教材中有大量小古文与古诗词,可以让学生通过平时学习,有效传承与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针对小古文教学,教师要立足学生实际,围绕课堂篇目教学,引导学生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对话,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传承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一、与人物对话,感悟先贤思想研读统编教材,发现其中所编撰的小古文中有不少是描写历史先贤智慧的。比如小古文《司马光》一文中主要表现他机智与果断,     

历史学界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正进行深入的研究

关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問題,“人民日报”于七月四日發表了江泉同志的一篇文章,对过去爭論中的意見加以归納并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把过去爭論中的意見归納为三派:第一派是,自西周起就已經进入封建社会;第二派是,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的开端;第三派是,奴隶制的下限是在东汉末年或者魏晋时代。这三派意見在我国历史学界各有其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但每派意見当中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也不都是一致的。这就形成了众說紛紜的爭論。在党提出了“百家爭鳴”的号召后,北京的学术界曾經在聚会、座談中特别提出这个問題,希望我国史学家展开討論,以取得結論性的意见。我国有許多历史学家們也正     

走向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的最新研究

当英国历史学家忽视任何与历史哲学相关的最新著作时,他可能会得到谅解。因为,历史学这个专业中的专家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哲学这种思辨性和分析性行为,对于历史编纂学的实际工作,即使有所助益也是很小的。G.E.爱尔顿(Elton)教授的《历史学实践》(1967)一书的首页就挑明了这个最直接明了的告戒。他建议我们,“《历史和理论》的每一个新成员都想发表一篇力图给历史赋予一个哲学基础的文章,而且,某些这样的文章也是有趣的。但是,我怀疑他们是否推进了史学论文。”因此,在爱尔顿看来,几乎没有必要授权他在另一个学科中的同行去评估历史编纂学的认知要求。历史学家本人,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有资格为了实际的需要去决定历史学方法的目的和用途。而对这种保护主义方法的危险性的诊断,则留给了后期的A.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1974年)。汤因比声称,爱尔顿正在“处心积虑地试图创造一个‘职业的’历史学家的封闭的领域”,在汤因比看来,这种封闭的领域“对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致命的”。当然,超越历史学和哲学的界限是有危险的,汤因比本人在历史学专业中没有什么名望,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这种危险的一个显著标志。     

历史学与历史的大众应用

笔者试图详述历史学家的历史与历史的大众应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认为这种关系既是冲突的又是趋同的。我们将在后文中较为清楚地看到,这个论断绝非是毫无争议的;在历史学家中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毋宁说是认为历史学的职业活动（历史学家的职业）与极其广泛和模糊的历史的“大众应用”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截然对立[1]。笔者首先应该解释我所理解的历史的大众应用的涵义。至少从笔者的初衷而言,并未采用纯粹外在的定义：这一概念是指专门用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场所之外和历史学家的历史之外展开的所有活动;从规律来说．历史学家…     

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著作

经注学、历史学家泰伯里泰伯里(839—923年),亦译作塔百里、托百里或陀拔里;他的全名是艾卜·加法尔·穆罕默德·伊本·加雷尔·泰伯里,公元839年(伊斯兰历224年)生于波斯泰伯里斯坦(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阿莫勒城。泰伯里所处的时代,正值伊斯兰文化、学术昌盛时期,四大教法学派业已形成,古兰经注学的“经训传统注释派”和“意见注释派”竞相争鸣,圣训。     

安克施密特历史理论中的遗忘概念

历史记忆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处于历史记忆对立面的历史遗忘,由于暗含着历史的断裂性,则成为历史学家们设法逃避的对象.荷兰历史哲学家弗兰克·安克施密特认为,当一种文明把过去的身份转变为新的身份而"自杀身亡"时,历史遗忘就产生了.这个过程是历史的崇高解体,它不仅表征着文明变迁的发生,而且表明神话是科学历史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历史的血肉之躯——石强

对于特定年代成长发展的艺术家石强来说,时代让他伤痛也给予锻造。石强他既保留了传统的印记,又满足了当代艺术的多样性的需求发展。《血肉》系列作品是石强转型后的一批力作,也是他反思历史潮流和当下关系联结的文化符号,画面给人的冲击力与内在传达的观念性是石强对于精神内涵的考量,也正是因为他对于历史的态度,才使得作品具有厚重的质感。     

超越文明冲突论: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是英国第一位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专业历史学家。刘易斯的核心关注是伊斯兰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伊斯兰与现代性的问题,这让他与文明冲突的理论密切联系起来。特别是在"9·11"之后,他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使其著作相继位列畅销书的榜首。然而,在盛名之下,人们却几乎忘记了刘易斯的历史学家身份。重新发掘这一点,不仅对于了解刘易斯,而且对于认识西方学界的中东学术史以及理解中东问题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史和历史哲学

〔译者说明〕这是法国历史学家维拉尔1964年2月在“法国知识界天主教中心”所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报告。他以历史家的资格,自称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历史的客观性,同时批判法国人格主义哲学家保罗·里苟和其他一些人的观点,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学术界在历史观点上的一些争论情况。作者认为马克思是哲学家,但不是历史哲学家。他说马克思是“第一个提出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学者”,但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不是历史哲学,而是受到或将受到经验检验的一套假设。他说马克思根据过去的思想家的遗产,提供了一系列社会史的基本概念,所以是历史社会学的第一个理论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观点,应用在历史研究上,就是要同当前的斗争相结合,不要只研究过去。作者主要阐述了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他从理论上解释了几个问题:生产力概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适应规律”。第二,他阐述了“作为批判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判方法表述成达样一条规则:“对于决定历史家的主观性的那些客观因素的认识,应当通过历史家的专业操作,给历史家提供一种本领,使他能够看透过去的人们的主观性,从而得出关于客观和主观的关系的一个客观的看法,这就是科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最高阶段”。第三,他阐述了“作为辩证法工具的马克思主义”,他又把它叫做“建设性的辩证法”。他提出观察一切历史现象的三种连续的方法:第一步把历史现象看作“征兆”而进行论证和分析,第二步是向后看而把它作为“结果”来考察,第三步则向前看而把它作为“原因”来考察。他说这种方法可以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分析和总体化之间、循环的证明和确实的前进一步之间实现必然的联系。作者虽然自己说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力求妥协,例如他虽然对里苟进行争论,却又对里苟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他虽然说萨特尔“信口开河”,但又采用了萨特尔的一些术语,如“总体化”、“实践的-惰性的”存在物等,来解释问题。他虽然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战斗的政治立场和科学态度的一致,但是在解释上都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     

伊本·赫勒敦和他的《历史绪论》

伊本·赫勒敦和他的《历史绪论》赛生发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教杰出的历史学家,全名阿卜杜·拉哈曼·伊本·赫勒敦,１３３２年生于突尼斯,１４０６年殁于埃及。他自幼聪颖好学,曾跟父亲学念《古兰经》,后进入著名的“栽突那”清真大寺学习,先后攻读《古兰经》、圣训...     

展示东干穆斯林群体面貌的历史画卷──评《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

由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东干族历史学家苏三洛（１９２４—１９９８年）用俄文撰述、我国回族学者郝苏民、高永久翻译出版的《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书，充分展示了中亚东干族穆斯林群体的物质文明和心灵世界，填补了国内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     

“儒者”卫礼贤的文化使命:重估儒学

在20世纪初西方文化危机期间,卫礼贤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对于孔子和儒学的积极评价:他大量译介中国经典,在德国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的灵活阐释,拓展了儒学的接受群体;他的"中国"立场,让西方封闭的话语场内多了"他者"的声音。卫礼贤复活作为道德宗师的孔子形象,彰显儒家对道德责任的坚守,令人信服地从西方视角确证了传统儒学的现代价值。他的"跨界"阐释让他得以克服专业局限,为上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对话做出了贡献。     

回到史料

在历史哲学家与专业历史学家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双方傲然据守彼此光荣孤立的立场。哲学家坚持说,实践家不能从哲学高度概括历史研究,而实践家则倾向于认为,哲学家只会“信口雌黄”。实践家力图建立历史研究的各种理论,而哲学家则力图解释史学实践,由此可见双方实在是南辕北辙。其结果是历史学家很少关心理论问题,因为他们觉得最好还是把精力花在例如研究过去上。哲学家则很少去检验一下今天是如何进行历史研究的,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实践对于他们精心构思的理论模式来说无关紧要。笔者下面提出的理论也许既不会被主张过去是可以认识的这一论点的哲学家所接受,也不会被赞成发现过去实在发生的事情的观点的历史学家     

简论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正> 孔子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要奠基人,为中国文明、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当然,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前进,孔子不少落后于时代的思想,已变成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而被淘汰,成为历史陈迹了。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积淀、不断升华,认识不断深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渐进过程。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不可能抛开本国、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孔子许多积极思想至今仍然发生着影响。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     

历史学的社会职责

不像19世纪被带上孤独天才光轮的科学家,历史学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受他的社会群体制约的创造秆。历史学家是由于在他的教授们指导下进行常规的学习才懂得其专业。他通过学习前人留下的模式在这门学科中接受训练。他通过分析同事们的著作发现艺术的秘密。他最丰富的灵感来源是来自最不相同的文化的各个时代的杰作。他这一行的同事们以及他所经历的当前不可避免的竞争向他提出的挑战,是促使他提高自己的水平的刺激。这就是说．从他选择他的职业到他学会从事这种职业,他一直被逃避不了的社会制约所包围。一方面,他是一种社会产物,是各种…     

青年费希特与历史

青年费希特关于历史的最著名的著作《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的问世,可以说遇到了特殊的机会:经历了处决路易十六时所流淌的滴滴鲜血。费希特反对死刑,主张流放,他不得不表态;这种处决方式的现实性(对此,康德在其《法权学说》中,希望看到国家的消亡),只是间接地涉及他。毫无疑问,令研究观念的历史学家遗憾的是,青年费希特站在处决路易十六这一重大案件之外,阐发他关于历史和革命的学说。他的学说,在德国资产阶级看来,不仅是无可辩驳的,而且肯定回避了对这一痛点的讨论,在这一事件中,他肯定只看到革命多数派的高潮,而对于可能受到谴责的革命本身,对革命的否定,他必然不去阐发,费希特是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