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孟子对“善”观念的改造与重建

孟子将"善"纳入人性论,通过明确人本原的自发的道德倾向,"性善"成了道德所以可能的基础。在"性善"观念中,"善"的含义就是"道德善",它是人类共同体秩序和道德的表达,因此道德的含义就是人自然的道德倾向与人类"共同善"之间的统一。以"向善"的共同趋向为基础,人类的"基本善"就是一种实存的价值,"公义"也因此成为可能。基于此,建立一个"善的"人间秩序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行的。     

孔子的“乐德合一”——《论语》“子谓《韶》《武》章”疏义

"子谓《韶》《武》"章是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关键。后世学者往往以对舜、武的历史评价,代替孔子对《韶》《武》的艺术评价。朱子从艺术与道德的角度区分了"美"与"善"的不同意味,但《韶》《武》的艺术身份,仍不免被道德的话语所遮蔽。然而,"美"与"善"首先是乐本身的"美"与"善",是孔子在观乐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艺术经验。道德的精神在音乐艺术的演绎中具有了感性的形象,给人以特殊的境界觉受。只有从乐的"首出"地位出发,才能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真实意味。     

道德治理: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逻辑

道德治理是党中央应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一项新举措。从道德的源发动力和历史进程来看,"抑恶"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必要的逻辑基础,"扬善"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可能的逻辑保证,"奖善惩恶"是道德治理之所以可行的逻辑依据。在必要、可能及可行的逻辑推演中,道德治理既是道德发展进步的逻辑要求,也是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要求。     

工程伦理生成的道德哲学分析

当今,工程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工程运用中出现的具体道德困境,一些为职业工程师制定的"行为伦理准则"也倾向于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开药方。工程伦理在现实中常以一种"道德陌生人"状况思考道德可能性,"何以有善"的贫弱现状下必须转变传统工程伦理的单向度思维"我们应该服从什么样的规则"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善如何可能"赋予工程伦理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的道德哲学涵义,指出工程实践应然的伦理价值关切。"善之必然"深刻关注我们重塑工程对人之向往的"好的生活"的伦理期待,并关涉工程伦理的价值指向。"何以有善"→"善如何可能"→"善之必然",三者构成了工程伦理生成的存在论框架。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人物之际:黄宗羲“一本万殊”思想的一个面向

本文从人物之际的角度探讨黄宗羲的"一本万殊"思想。黄宗羲从刘宗周那里接受了一个基本命题:"盈天地间皆气也。"黄宗羲的气本论在肯定人与物一气相通的同时,认为气化流行造成"万殊":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从人物之别到人禽之辨,黄宗羲强调,人性区别于物性的独特之处在于纯粹至善的不忍人之心。通过"心即气之灵处"的命题,一本万殊展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从气到心意味着天地万物的一气相通从本然状态转变为道德明觉状态。另一方面,"心即气之灵处"意味着心与气的相互确证。心与气相互确证,这一点蕴含着深刻的道德认识论意义:气担保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同源性,而这一同源性进而担保了"人心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互吻合的可能性。     

明代理学家周瑛哲学思想初探

本文从三个角度讨论周瑛的哲学思想和境界追求:一是真,包括哲学之真,科学之真,历史规律之真和认识之真,达到"感应之机在我"的实践自由;二是善,包括社会正义之善,个体生命之善和自我与他人相处和谐之善,达到"制物而不制于物"的道德自由;三是美,包括性情理之美,标格与风韵之美,意气神与精壮妙之美,最后达到"神与天游之真趣"的审美自由.这三种自由集于周瑛一身,成就了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     

在“道德”与“伦理”之间 ——论康德与福柯的晚期斯多亚情节之殊异

康德对晚期斯多亚派的"道德"继承和福柯对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研究既体现了各自的理论旨趣①,也印证了二人在启蒙问题上的根本歧见和所处境遇的历史差异。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康德道德学的伦理因素与福柯伦理学的道德因素。同晚期斯多亚派一样,康德、福柯都无一例外地以一种现时性的反思态度对待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到来,并在古代的现在与当下的现在的比较、运思中,分别从正当之善与生活之善的角度赋予其"道德"或"伦理"以深沉的历时性意义。     

腐败辩护中的道德困境探析

腐败是典型的政治问题,但是腐败辩护却是典型的道德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为腐败行为提供合理化辩护的现象广泛存在,其中两种流行的腐败辩护模式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其一,诉诸善的目的的"善意的腐败";其二,诉诸必要的恶的"肮脏之手"。两种腐败辩护模式共同体现了述行不一致的悖论式特征。但是,"善意的腐败"导致伪道德困境,进而带来新的道德混淆;而"肮脏之手"触及道德困境的实质,进而打开了如何从"应该"到"做"的探索路径。     

大善:东方伦理道德的制高点

<正>对于东方文明之象征——儒、释、道的精髓,有人概括为"生命之学",有人概括为"和文化",有人概括为"包容精神",有人概括为"内求修身、克己谦让"之理念,如此等等,都有启人哲思之益。比丘本性今拟以"大善"来统合东方文明,尤其东方文明中的伦理与道德,即东方文明是教人舍恶从善之道,是关于善的追求与实践之道。在东方文明中,善,是天地宇宙之理,是人性人心之本,是一切人生存生活的立身处世之基。善,是东方文明的核心精华,是东方伦理道德的制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道德主体意识发展的三阶段

在道德领域里,意志自由的真正含义首先是指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必然性的认识。“善”以“真”为前提,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只有认识和把握了道德规范的必然性才是可能的。从认识论角度,可以把道德主体意识划分为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复归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张载“善反”的价值向度与旨归

张载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恶行,是因其不知善反、不知存养善性,因此不能开显人生在世的价值。"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人之为人在于追寻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价值实现理路中,人应该通过寡欲、为学、行实等手段去消解自身的消极因素,如是,不仅为"立心"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使自我无限地切近太虚之善,进而实现理想人格与价值超越。其中,"寡欲"是成就"善反"的道德修养工夫,"为学"是打通"善反"之路的关键,"行实"则是实现"善反"之价值目标的落脚点。     

论“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之逻辑进路及其意义——以王兴国教授之牟宗三研究为中心的展开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哲学间架,是牟氏哲学地建立起来的新儒学。其之所以能哲学地建立起来,端赖其逻辑进路。由逻辑之先验性照见纯理自身,既而进至知性主体,再由知性主体之不足,而朗现儒学之心性道德主体,这是唯一的先验超越本体,"道德的形上学"至此而建立。逻辑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解"道德的形上学"何以必须建立之根本进路。只有把握了这一进路,"道德的形上学"之内涵及其意义才能得以全盘展露。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根本观念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根本观念是善、孝、礼、勤、新。在长期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人将"善"视为民族道德价值的奠基之本,将"孝"视为民族道德价值构筑的和谐之源,将"礼"视为民族道德价值维系的秩序之枢,将"勤"视为民族道德价值固化的生存与发展之则,将"新"视为民族道德价值实现的超越之道。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弘扬这种融入民族血液中的道德价值理念,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     

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刘宗周对《大学》的解释中,"格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文本与哲学立场两方面来梳理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在文本层面上,受王艮的影响,刘宗周通过万物一体的思想将"格物"与"物有本末"贯通起来,认为"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通过本末之辨,将格物限制在"修身"的范围内,反对泛求物理。在哲学层面,刘宗周将"格物"之物解释为"良知之真条理"、至善、独体、意根、"无物之物",认为"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完全将"物"内化。同时,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偏内遗外"倾向,刘宗周通过"理一分殊"、"体用一原"的方式,阐明了内在的道德本体(物)与外在的道德活动(身、家、国、天下)的关系。     

论人性本善及其自我捍卫机制

孟子"四端说"中"羞恶之心"之"恶",旧注多读为wù,如此则所羞、所恶之内容乃甚含糊而不知其所指,与孟子意旨不相契合。此处应读为"羞恶(è)之心",此"恶"(è)乃所羞之对象。孟子以"人皆有所不为"来规定此"羞恶之心"的内涵,凡与道德之善相违背者,皆属此"有所不为"之列。此"羞恶之心"对于引导反思本心、捍卫人心之善性、践行道德以达德性之实现,具有重要的工夫论意义。如果说"四端"之"不忍恻隐之心"表现了人心对善的肯定性一面,那么"羞恶之心"或羞耻心则表现了人心对非性之恶的排拒与否定性一面。统合此两者,才能全面把握儒家"性本善"理论的完整内涵。     

从“认识心”到“道德本心”——对荀子“心”的分析

受西方哲学影响,我们往往从认识论角度来解释荀子的"心"概念及天人关系,"天"被还原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心"则被判定为具有道德能力的认知主体,从而截断了人"心"与"天道"之间可能的贯通途径。不止如此,我们还从道德形而上学角度来考察荀子的道德学说,认为它缺乏一个形而上学基础,认为自然的"天"根本无法充当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基础。荀子没有将道德的根基落在人"心"上,他要表明的是,道德主体无法依靠自身建构起道德大厦,而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更高的价值作为依托,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天道"。"天道"落到政治生活中,便是制度和礼法。"心"充当了"天"和"人"联结的纽带,同时也是制度和礼法"制作"的发动者,最根本之处在于,其完成了"人"向"天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