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任务中合作行为的跨阶段演变

合作是电子商务时代群体工作的重要基础。本实验通过资源两难任务研究群体工作中的合作行为的演变。111名被试参加了实验。研究发现,在动态博弈过程中,群体其他成员行为的多个阶段反馈将成为决策者合作机制形成的主要基础,与决策者价值等内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合作行为的演变     

价值取向与社会距离影响经济决策的合作与冲突行为：Chicken Game的证据

采用Chicken Game博弈任务,考察了不同社会价值取向个体（亲社会者与亲自我者）在面对不同社会距离的博弈对手（朋友和陌生人）时表现出的合作与冲突行为。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距离交互影响个体的合作与冲突行为;（2）社会价值取向影响选择策略的反应时,亲社会者选择合作的反应时长于选择冲突的反应时,亲自我者选择合作与选择冲突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3）无论对亲社会者还是亲自我者,反馈类型都显著影响个体的合作与冲突行为的选择率以及随后决策的反应时。上述结果表明,个体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并非单一地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更可能是受到个人因素（社会价值取向）与其他社会因素（比如,社会距离）的共同调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会根据决策后反馈信息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     

香港中学生人格特质的性别差异及其发展性分析

本文报告了新近发展的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PAI-A）对香港中学生人格特征的性别差异评估结果。CPAI-A是在CPAI-2（成人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研究发现性别是影响香港中学生人格特质的关键因素,并且性别差异在不同年龄组之间存在明显的延续性和发展性趋势。结合对已有研究的比较分析,文章从发展角度讨论了人格特质的性别差异特性在青少年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情形。文章还基于CPAI-2中国人常模的数据,比较分析了青少年与成人之间人格特征性别差异的特点。文章最后认为性别差异特征是体现人格特质在青少年期的不同年龄阶段,以及从青少年到成人阶段的发展性与稳定性的重要内容     

本土化人格特征与知识分享行为的关系探讨——自我效能感和社会价值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有效的知识分享有利于组织任务的完成,而人的因素是影响知识分享的核心和难点。该研究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第二版(简称CPAI-2),探讨中国背景下与文化相关的人格特质(人情、面子)如何影响个体知识分享行为(包括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研究结果发现:(1)人情和面子可以显著预测知识分享行为,并通过自我效能和社会价值间接的影响知识分享行为;(2)上述中介作用在知识收集和知识贡献两个维度上表现为不一致的特点。研究结果说明,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促进知识分享行为,需要考虑人情、面子等传统人格特质;同时,促进组织成员的知识收集行为与知识贡献行为应该使用不同的策略。     

社会距离与合作指数对不同年龄青少年合作行为影响的差异

本研究采用重复囚徒困境实验范式,考察了社会距离和合作指数对不同年龄青少年（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且每个年龄段的被试数为40名）在博弈决策中的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合作行为的总体趋势表现为下降;（2）社会距离对大学生的合作行为的正向作用显著,而中学生的合作行为却不受其影响;（3）个体合作率会受到合作指数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在大学生中表现的更为显著。即随年龄增长,个体会更少的采取合作行为,并且个体是否采取合作在更大程度上基于当前博弈中的收支情况和与博弈对象之间的社会距离。     

初中生同伴圈子的发展及其对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圈子不仅决定儿童青少年的交往范围和互动质量,而且影响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本研究从苏州市某初级中学选取768名初一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采用社会认知地图、合作倾向评定量表和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范式测查了同伴圈子、合作倾向、预期与合作行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Two-level HLM）探讨同伴圈子的合作水平对个体合作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圈子数量最多而规模最小,男女混合圈子规模最大而数量最少;跨地域圈子数量最多且规模最大;（2）女生圈子最为稳定,男女混合圈子最不稳定;（3）在混合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预期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在单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行为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结论：初中生同伴圈子在性别上具有同质性,女生圈子多且稳定;第一年单性别和混合性别圈子的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水平对第二年个体的合作水平产生了不同影响,即不同性别圈子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     

初中生同伴圈子的发展及其对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化过程中,同伴圈子不仅决定儿童青少年的交往范围和互动质量,而且影响其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本研究从苏州市某初级中学选取768名初一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采用社会认知地图、合作倾向评定量表和公共物品困境实验范式测查了同伴圈子、合作倾向、预期与合作行为,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技术（Two-level HLM）探讨同伴圈子的合作水平对个体合作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1）女生圈子数量最多而规模最小,男女混合圈子规模最大而数量最少;跨地域圈子数量最多且规模最大;（2）女生圈子最为稳定,男女混合圈子最不稳定;（3）在混合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预期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在单性别圈子中,个体的合作预期与行为更容易随着圈子合作行为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结论：初中生同伴圈子在性别上具有同质性,女生圈子多且稳定;第一年单性别和混合性别圈子的合作倾向、预期和行为水平对第二年个体的合作水平产生了不同影响,即不同性别圈子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     

影响说谎行为的情境因素——基于自我概念维持理论的视角

情境因素会影响人们的说谎行为。本文基于自我概念维持理论的视角,从个体内部状态（自我控制资源、宗教表征/道德观念启动）和外部因素（金钱奖励、人际因素）两方面介绍情境因素对说谎行为的影响,并指出未来研究应关注自我觉察水平这一情境因素以及情境因素影响说谎行为的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     

652名大学生应对方式与其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

对682名在校大学生同时进行“应对方式问卷”和“16PF”测试,并对652份有效答卷进行了数据处理。结果发现,大学生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所表现的积极与消极的应对方式与其所反映的16种人格特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尤其是与C（稳定性）、H（敢为性）、O（忧虑性）、Q3（自律性）、Q4（紧张性）这些人格特质均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而与B（聪慧性）、I（敏感性）等人格特质仅在个别侧面有显著相关。经过二次因素分析发现,大学生的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应对方式与其次元人格因素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关。     

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阶层差异：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视角

为了探究个体自身与他人的社会阶层对个体在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问卷和实验研究来考察自身阶层的行为效应、互动对象阶层的调节效应以及信任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低阶层者倾向于比高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2）感知到的互动对象阶层对不同阶层个体的合作行为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3）个体对互动对象的信任水平（即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对此调节效应起到中介作用。     

人格维度、自我和谐及行为抑制与心身症状的关系

研究旨在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人格维度、自我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对600余名被试问卷测量的相关、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人格维度可以直接和/或通过行为抑制和自我和谐对心身症状有着正向或负向的预测作用,而且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行为抑制和心身症状本身都可以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它们之间又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以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和西方五因素人格量表（NEO PI-R）为例

区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共性与特异性及其性质是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理论问题。本文首先总结了中西方人格结构的五因素（大五）与七因素模型的建立过程及词汇学途径的内在逻辑,依据人格结构的行为归类假设,提出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源自对行为进行归类的标准或原则的差异。其次,根据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对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共性”与“特异性”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仅在具体行为或量表项目水平上才有区分的意义,对人格因素（维度）水平上的“共性”与“特异性”的区分是无法做到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文中还讨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性     

国外品牌人格研究述评

品牌人格是指消费者所感知的品牌所体现出来的一套人格特征。根据国外文献中存在的品牌人格相关研究这条线索,介绍了品牌形象论及品牌形象维度论两个派系关于品牌人格的定义,基于人格类型论和人格特质论两个理论源泉回顾了品牌人格的维度构成,并分别从消费者视角及企业视角归纳分析了品牌人格的影响作用,最后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理论借鉴三个方面探讨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了品牌人格的研究趋势。     

青少年自我描述归类与人格维度特点

对青少年自我描述的内容进行归类时发现,依据不同的归类标准会得到不同的人格结构。500多名青少年学生提供了620个不同的对自我的描述,除9个项目属于对身体和家庭状况的描述外,所有的人格特征既可以归属到中国青少年人格结构的19个二级因素,又可以归属到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30个层面。这一结果表明,外显的人格特征分类无法准确表达人格结构的实际构成,人格结构的确定还需要实证评定及对内隐结构的探索。文中还讨论了心理学研究中国化（本土化）的思路与策略。     

人格结构的中西方差异与中国人的人格特点

该文旨在通过对中西方人格结构的比较和分析揭示文化与人格结构的关系,并探寻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根据词汇学假设进行的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行为归类的基础之上的,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中西方对行为归类的差别。中国文化比较强调整体性、联系性以及评价性是造成中国人与西方人行为归类差异的原因,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西方文化中对人性看法的差异。中国人人格量表有着比较理想的预测效度,而且与西方大五人格量表相比更高的预测效度,这些均表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合理性。文中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The eukolos-dyskolos dimension: locus of control and personal satisfaction

It is first asked how Hofst?tter's (1986) personality dimension dyskolos-eukolos could be validated without directly using self-assessmen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t is argued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cus-of-control beliefs could be tied to this construct. A study with 264 respondents shows that internal beliefs lead to well-being ratings that are higher in every life aspect than those associated with ratings of external beliefs. The effects are only marginally greater for control belief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life aspects.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internal control beliefs and high satisfaction are both generated by experiences of behavior that is both successful and causally self-attributed.     

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及人格与行为的关系——对人格内涵及其中西方差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旨在对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和人格的内涵等问题进行跨文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人格内容被划分为4个层次,包括个体的外显行为、内心体验、动机和神经生理基础等,文化对人格的不同内容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不同情境下的行为由于受到来自个体内部不同动机（自我统一性动机与适应环境要求的动机）的影响而出现跨情境的一致或不一致。文中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Oriental wisdom for interpersonal life: Confucian ideal personality traits (Junzi personality) predict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Junzi personality refers to traits of ideal persons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is a key to East-Asian indigenous personality studies. We proposed that Junzi personality predicts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media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ions in affiliation goal areas.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N = 337) completed self- and peer-rated questionnaires in three stages over a 4-month period. Results showed that Junzi personalit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rated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and satisfaction and peer ratings of interpersonal performance. These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ly media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ions for affili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psychology insights by culturally compatible measures and frameworks rooted in East-Asian philosophy and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iliation attribution.     

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工作绩效的关系：QZPS与NEO PI-R的比较

研究旨在探讨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测量的人格的七个维度及其18个次级因素均与工作绩效的维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其中处世态度、人际关系和外向性与任务绩效绩效相关最高,处世态度、情绪性和行事风格与个人品质绩效绩效相关最高,而情绪性与他人评定绩效相关最高。人格因素可以解释自我评定绩效31. 7% ~ 49. 9%的变异,可以解释他人评定绩效6. 3% ~ 12. 8%的变异。而采用NEO PI-R测量人格时,所解释的工作绩效的变异只有QZPS的1/3左右。文中还讨论了工作绩效和人格结构的文化意义以及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     

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我见

人格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人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受社会文化和历史制约的。当今西方人格心理学不是普世的人格心理学,它虽然有多种定义,但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中华文化注重个人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和道德价值,强调个人要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独特性。人格研究中国化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引导并支持学生厘清概念,深入中国实际,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人格的中国化研究;鼓励师生学以致用,优化人格,成为幸福的进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