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王守仁的知行观

知行观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朱熹知行观强调知难行易、知先行后,与传统知行观形成鲜明对比。明代王守仁首先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分先后轻重,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     

王阳明“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解析

贺城先生说过这样的话：“知行合一与说王阳明的名字可以说是分不开的。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论的基础。”（《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30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贺先生并就“知”与“行”以及它们的“合一”关系作了独到的阐释,当然,这种阐释是一家之言。笔者以为,阳明代表东方人的形上智慧的思想方法集中体现在“知行合一”学说上。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     

称手(zuhanden)的"知—道"——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与其"心即理"的核心思想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且二者都与其解决"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思想困惑密切相关.阳明思想中的"心"往往意味着在生活"之中"的"投入"体验.此"理"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不再是脱离构成域的概念本质.生活中的活理自然是"知行合一"的.把知与行分作"两件"时,已不是"知行本体",即不是知行的原本状态了.知与行的原本状态是自然的合一的,是"紧切着实"的关系."行"是"知"的不可分割的构成性的边缘境域.     

郝敬思想述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郝敬思想中理气论、心性论、知行论以及经学诠释等四个方面的探析,呈现郝敬思想的总体特质。此即:依循圣人之道而倡实事、实践。郝敬以气与理原本无二亦无先后为基本观点,认为“性善又岂有二”,“离才情无复有性”,主张天理与人欲、心与身的相互依存、统一。又在继承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先行后知”说,凸显行的价值和地位。其对经典文本的解读亦可谓是这种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有鉴于此,郝敬本人不仅在实际上充当了晚明思想的批判者角色,亦充当了明末清初返虚入实的努力者的角色。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儒家知行学说的现代思考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特别关切的问题之一。在现代思想史上，孙中山、毛泽东等也都曾给以高度重视。今天，当人类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时候，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问题，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人们认识一件事情，知道它的道理并不难，但真正实行起来却很难，这也就是古人所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古文尚书·说命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知行分离的现象，怎样才能实现知与行的统一，这是儒家学者着力研究并力求给以解答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知”一般是指知“道”、知识、认识；“行”…     

王阳明“知行合一”义理再探

在王阳明思想学说自身的演变发展史上,"知行合一"是其在"龙场悟道"之后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早期表述形式。王阳明所倡的"知行合一"并不局限于一种"救时补偏"的应机说法,而是从正面论证德性意义上的"知"必然有充足的力量带来相应的道德行为,否则,分离的"知"与"行"将无关乎道德意涵。因此,它与"致良知"在义理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知行合一"这一表述因为不够圆通而被阳明后来放弃,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良知学中"致良知"、"见在良知"、"静坐工夫"等思想的内在关系。     

论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

王阳明与陆象山的学术承继关系曲折复杂,"龙场悟道"是阳明经过长期的思索和历练不自觉地走上了象山的"向内求理"路径,其后他对长久以来蒙受"禅学"之冤的象山学加以肯定,认为象山继承了儒学正统,并以替象山辩诬、褒扬象山学为己任,澄清了把"向内求理"等同于"尊德性"的错误认识。他对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象山的"知先行后说"所存在的分歧进行了疏解,认为二者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所不同,并不妨碍最终在心体的实质工夫上达成一致,但象山在"致知"、"格物"的理解上仍然沿袭了历来儒者的旧说,这是他把工夫讲得不够切近、显得有些粗的地方。     

践形与践行——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

践形与践行都是先秦儒家的概念,其具体指谓也非常接近.但到了宋代,自从<大学>被列为"四书"之先后,对<大学>之不同的解释重心与诠释方向终于使践形与践行成为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前者由"慎独"、"诚意"之"诚于中,形于外"形成了一种纵贯的彰显与全面的实现系统;后者则由知行相须而成为一种横向、平面的落实系统.程朱的"知行相须"就代表着对伦理认知之横向的落实,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以"诚意"的方式扭转、调整知行关系的表现;至于其所屡屡强调的"一个工夫"、"本然如是"等等,都是从"诚意"与"践形"的角度说的,也都是"实诚其意"的表现.而人们在理解"知行合一"上的种种困惑,其实也就来自这两个不同系统的内在张力及其思想谱系的不一致性.     

“知行合一”思想源于道教考

宋明理学的形成，乃是宋明大儒融汇三教的产物。理学与道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吸收的复杂关系。历史上，全真道的内丹修炼学说继承了道教钟吕内丹学传统，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则吸收了全真道的“真功真行”说。本文拟就全真道的功行说对王阳明的知行说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说

“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主要的思想观点，二者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产生的。知行合一，强调是“知”和“行”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作用的关系，实质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而“知行合一”的补充与扩展即为“致良知”，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论王阳明“治世”“治心”“治天”的逻辑统一

在哲学理论上,王阳明以良知释知行本体,从知行合一走向致良知,同时将万物一体思想的根基诉诸致良知之学,即是说,他用致良知作为其心学思想之核心,通贯知行合一与万物一体。这种理论的架构及推演与王阳明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一体相连、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治天"的关键在于"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三者之中,"治心"是核心和主导。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略论中国古代知行观的伦理意义

在中国,哲学的本意是“爱智”与“为圣”的统一。“为圣”是最终目标,“爱智”是达到“为圣”的手段。因此,知与行范畴虽然包含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基本上是作为伦理学范畴来使用的。《论语·述而》上讲,“子有四教:文、行、忠、信”。都属于道德修养的范围。孔子倡导“学”,他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来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同上)这里的“学”包含知行两方面的意义,都是围绕“忠”、“孝”等道德原则而论述的。孔子之后,     

湖湘哲学知行观与毛泽东的实践观

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其形成过程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但若论其民族文化渊源,则不能否认湖湘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深刻影响。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于他的实践观上:湖湘哲学知行观关于"力行践履"、"以知导行"、"知行统一"等思想为毛泽东实践观提供了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元素;毛泽东实践观关于实践的决定性、认识的能动性以及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思想烙下了湖湘哲学知行观的深刻印迹。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体悟:道德知行转化的基础

道德主体的知而不行是当今中国道德建设面临的症结之一。本文从知这一环节入手,认为当主体参与道德知识的生产,即从体悟中获得道德认识时,这种知对行最具影响力。体悟是道德知行转化的基础,它不是脱离实践的内求静悟,而是个体理性、情感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它重视亲身经验但不排斥他人经验。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高校道德教育匹配社会生活的思考

道德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然而目前高校中的德育处于低效和边缘化的困境,高校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生活。道德源于生活、融于生活,只有与社会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教育才是具有实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匹配社会生活,即理念匹配、"教""学"匹配和知行匹配。渗透式德育、价值澄清德育、体验式德育是增强高校道德教育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匹配的有效路径。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家关于品德修养的论述

品德修养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思想中强调的重点;品德修养的形成．是一个由知到行的过程。由此提出了内省等重要的品德修养的方法。     

美德与教化——基于中西比较的视域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人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