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吗?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潮内部,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否属于基本自由,已经成为众说纷纭的棘手问题。高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持有单薄的经济自由观,他只将择业自由和个人财产权视作基本经济自由,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珍视的契约自由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这两种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实际上并非基本自由。然而,罗尔斯对单薄的经济自由观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力。新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托马西认为,罗尔斯本应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应将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列入他的基本自由清单。但是,托马西证明罗尔斯应该支持厚重的经济自由观的决定性善观念论证和不合理的例外论论证都是失败的,因此未能借助罗尔斯的理论证成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是基本自由。     

自由伦理学何以可能

近代伦理学是一种自由之伦理学"。可是,从表面上看,自由与伦理是矛盾的:自由是行为主体的自我决定,其意向性是无限的;而伦理、道德则关涉到行为规范,规范则意味着限制。但当我们把自由划分为精神自由与行为自由两种,我们就会发现,精神自由(意志自由)固然是无限的,但精神自由的真正实现是需要有理由的支撑的,所以精神自由便能够自主地确立伦理规范。而行为自由并不是无限的,所以需要有伦理规范施加的制约,制约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大和更长远的行为自由的实现。一句话,精神自由为了行为自由之故而确立伦理规范,从而对行为自由予以限制,最终以换取更大的行为自由的可能性。于是,自由与伦理学就并不矛盾了,而是和谐地贯通在一起。所谓自由伦理学,便拥有了基于自由的伦理学和为了自由的伦理学这双重涵义。     

有限度的自由观——斯密经济价值观的解读与审视

在经济价值观上倡导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大特征,这一源头可追溯至斯密。经济自由是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自由"问题上,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像法国古典经济学派所提的赤裸裸的"自由放任"。从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政府的职责和贸易等问题的论述中就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佐证。斯密的这种有限度的自由观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解决如何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社会、实现社会公正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霍耐特思想的前奏:纽曼之自由观

霍耐特真正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实现自由,自由才是其思想的关键词。霍耐特的自由理论主要认为,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对真正实现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保障自由的机制至关重要。霍耐特的前辈,法兰克福第一代思想家弗朗兹·纽曼主张自由概念应当包含三个向度,即法律自由、认知自由和意志自由不可分割。霍耐特的自由思想与纽曼的自由观在内容上都强调全面的自由观,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方式都注重社会分析,并且或明或暗地笃信黑格尔思想。另外,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实际上发展的是关于正义的康德式论证。由此,笼统地说,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在学术形态呈现了黑格尔——康德——黑格尔的发展模式,纽曼的自由观因而可谓霍耐特思想的前奏。     

对自由主体性的建构：社会主义阶段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成指向

自由的主体性即人在自由中所具有和凸显的主体作用。社会主义阶段的宗教信仰自由既是权利、也是能力，亦是状态。社会主义阶段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汲取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核心内质，彰显“权能型自由观”基本特征，在保证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培育人自由信仰宗教的能力，突出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性，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宗教信仰自由的核心特征。强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主体性，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在构筑理性世界观、培育人的“信仰理性”、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的作用，让人真正自主掌握“信”、“不信”、“信什么”的三重信仰自由维度，才能真正彰显社会主义阶段的宗教信仰自由。     

试论马克思文本中的三种自由概念

<正>对现代人的生活而言,自由无疑具有崇高的价值。然而,人们对自由概念的使用却往往十分混乱。这种混乱不仅存在于日常语言中,也存在于众多的学术讨论中。即便按照比较清晰的评判标准,自由也是形态各异的:有形而上学的自由与政治的自由之分,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分;政治的自由有时又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伯林),有时则划分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作为参与的自由(参见托马斯,第219页)。而且,自由的这些不同意义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它们之间的部分重合与交叉十分常见。由此,我们可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自由,而在于究竟要哪一种意义上的自由。     

自由存在者：黑格尔人格思想研究

黑格尔在本体论意义上把握人格,并将自由视为人格的本质规定。法权人格、道德人格、伦理人格既是自由人格生长的三个阶段,也是自由人格存在的三种样式。平等法权与内在超越性道德精神,只有在客观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中才能成为现实,人在自由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中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存在者。     

自由与永生:悲剧的根源与克服——别尔嘉耶夫悲剧思想初探

别尔嘉耶夫认为,悲剧的发生同恶相关,并进而同善、同善恶的区分相关,而既有善恶之区分,便有善恶之未分,即所谓善恶彼岸。在善恶未分之彼岸者只能是原初的自由,它先于存在,是世界存在的最终根源,并是人的自由之所本。原初自由集精神、永恒于一身,而统治着世界的则是必然法则。人既拥有原初自由,追求无限、永恒,却又无时不在必然的牢笼中,悲剧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对人的毁灭或裂伤。由于自由、精神是永恒的,是人生意义和人生命能得永恒的保证,故惟有不惧生命苦难而以自由和精神之信念同必然力量进行抗争,才是真正的克服悲剧之途。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儒家经济思想及其特点

儒学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与道、法两家经济思想比较 ,凸显了如下特色 :以经世济民为出发点的经济思想 ,在考虑经济事务时 ,首先考虑其伦理价值和人的尊严 ,因之具有与伦理思想同构的特点 ;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 ,主张富国首在富民和工商民营 ,属于适度干预的自由经济思想 ;以本末之辨为杠杆 ,不断调整农工商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轻重 ,表现了动态均衡的经济思想。考察儒家经济思想影响时 ,应考虑其与法家经济政策的制约关系     

论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

现代人仰仗着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而自认为已经充分实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生态危机的发生则表明现代人所倡导的这种征服性自由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幻象。随着现代性征服自然之自由的破产,"什么是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当代人面前。人在自然面前的真实自由应当是:生态必然性关照生物必然性的认识论自由,人与自然本质一体而无外物与人对立的本体论自由,依靠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而实现的实践论自由。三者一致归旨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由。     

道德自由概念探原

自由可划分为观念自由和实在自由,观念自由因仅在主体意识中产生,总是表现为对各种限制的力图超越,而实在自由因需在主体与对象的共在关系中形成,则必须正视和承认各种限制.道德作为一种利益关系的调节者,必然具有基于各种关系限制的约束性,但由于道德是人的内在需要,因而其约束性也会表现出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特征.道德自由作为自由与道德的概念组合,既是自由的道德与道德的自由之内在统一,也是约束与任性的统一,当主体成为纯粹的道德主体、主体之性完全成为道德之性时,约束即为任性,任性即为约束.此时,主体便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境界.     

论社会公正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的本义是不受限制和阻碍 ,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概念具有明确的含义 ,它并不离开常识很远 ,主要指社会制度所加于个人的限制的范围应尽可能小 ,并且以合理性为条件并向选择性开放。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对自由都作过详细的论述 ,包括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以及只能以更大的自由为理由来限制当下的自由。一方面 ,服从良法可以捍卫公民的自由 ,但另一方面 ,正如洛克所说 ,法律的目的不是否弃或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并扩大自由。法律与自由在此原则基础上一致了起来 ,不应片面地只强调一个方面。自由与社会整合关系密切 ,不尊重公民个人自由选择权的整合是表面的、难以持久的 ,真正的社会团结是以负责任的个人的充分自由选择为基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扩大公民自由选择权、加强社会整合的一个实例。自由与公正关系密切 ,公正分为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 ,实质公正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平等 ,而程序公正则要求分配标准的普适性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程序公正看起来比实质公正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强调的是竞争起点的平等。就可行性而言 ,以程序公正为主、实质公正为辅 ,看起来是更现实合理的分配方式。     

康德实践论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康德终生关注人,尤其关注实践意义的人。在实践论范围内,他把人放置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上帝诸多关系中去加以审视。人与自身的关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自由与自然的关系。理性独立于并超越感性之自然从而争得自由,才有道德,才成其为人。于此,康德强调此种独立与超越之自由,强调理性自律的道德价值。人与他人的关系就是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的关系。理性与理性、自由与自由乃是基于道德之上的人格平等的关系,是诸多立法意志的平等关系。于此,康德强调人格之间的平等,强调理性立法的人格尊严。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意志个别与意志一般、理性个别与理性一般的关系。康德引出上帝旨在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即至善问题。在康德看来,上帝乃是理性自身的一种主观设定,人对上帝的信仰不过是理性对自身设定理想的信仰,即对正义的信仰。于此,康德强调正义,强调理性战胜人类自我、调整社会的理想。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德实践意义之人的真正内涵就是理性自由、理性平等、理性正义。康德大讲理性乃其一大贡献,但只讲理性又为其不足。马克思主义不满足于此,才有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说。     

个人自由的现实性及其现实意义——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个人自由的论述

自由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个亘古常新的问题，它永远同整个人类的存在有关，又永远同每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命运与脉搏相连。作为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真正关怀者，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最初阶段，就对自由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无支配自由的独断论难题

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分析自由问题的经典框架,然而,在晚近西方学界,以菲利普·佩迪特为代表的新共和主义者却提出了无支配的自由概念,认为它既区别于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和作为自主的积极自由,又比二者更胜一筹,是第三种自由概念。佩迪特对无支配自由的构建受到许多批评,其中最根本的质疑是,与干涉相比,支配是一种规范概念,必须依赖于某种特定的道德立场。因此,建基于这种概念的无支配自由必然是一种规范的自由概念。这意味着它要么是独断论的,缺乏客观的基础;要么必须被还原为无干涉的消极自由,因此丧失自身的独立性。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佩迪特做了大量的澄清与建构,试图用推论性的控制和免于异己的控制来定义无支配自由,他的努力虽然证明无支配自由没有预设任何道德立场,不是一种规范概念,但却无法真正证明它是唯一正确的自由概念,因此,无支配自由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依然面临着独断论的难题。     

论康德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兼与柏林两种自由概念的比较

康德的文本表明康德在自由概念上区分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康德消极自由的基本内涵是意志的实践法则独立于经验质料的先天形式;而先验层面的分析则表明康德消极自由指的是独立于自然因果法则的自由因果性。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康德自由观念内在的融贯性和统一性。相比于伯林两种自由概念的经验性本质,康德自由的先验特性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差异应在康德与伯林迥然不同的哲学背景之中予以把握。     

“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

如何面对现代自由是当代儒学无法回避的一项思想课题,"自由儒学"就是笔者为此而提出的一种儒家哲学建构,其意旨在于克服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紧张,同时避免西方自由主义的弊端,为发展现代自由开辟更稳健的道路。因此,"自由儒学"将直接面对自由问题本身,也即"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思考,通过厘清"自由"概念的儒家话语,追溯自由的存在本源(本源自由),由此重建儒家超越性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进而建构起儒家现代性的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斐洛论自由意志和罪

自由意志和罪的关联是西方思想史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关于这个主题学者们多只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著名论述,然而这无法真正地揭示其演变脉络。该文分析了希腊化犹太教思想家斐洛对自由意志和罪的阐释,着重论述了自由意志作为神圣性的存在原理何以成为罪的自明性自欺的根源,进而指出了希伯来和希腊传统在这个理论上的各自贡献。     

法律与自由

本文主要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传统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法已经不能准确厘清自由与法律之关系,需要在综合的方法下审视自由观念所包含的法律价值意义。为此,本文系统地考察了禁止论、意志论和规则论三种法律下的自由观,并对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与法律权利的自由权利给予了具体的分析,文章认为我们既要保有自由诸权利不受侵犯,更需要为这些自由权利而作为,建设一个法治的宪政制度,则是所有个人自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