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宇宙生成论”之检讨──试论朱子的天地生成论

朱熹关于天地生成的思想是其以理本体论为基础并结合天文学成果所进行的天文学研究,本属于天文学内容或自然哲学内容,但往往被现代学者视为宇宙生成论并作为朱熹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本文认为,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宇宙生成论问题在先秦哲学家庄子时业已得到消解,在南宋哲学家朱熹那里,他所探讨的只是天文学上具体的天和地的生成问题,即天地演化理论,可称之为“天地生成论”。     

明末清初的实学

<正> 一、宋代实学“实学”一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各有一个特定的涵义;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因学问的趋向不同,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宋明的理学家,即自认他们所讲求的“理”是“实理”,道德的知识是“实学”;而请代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却说宋明人所讲的“理”是“虚理”,“学”是“空虚之学”;强调只有经史中的制度人事才是“实学”,训诂和经世之学才是“实学”。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大体上发展的是清人所提倡的“实学”。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无极、太极、道本体渊源新探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的本体,因"道可道,非常道",为描述"道",老子又提出"无""无极"的概念。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认为无极生太极,但朱熹为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将无极与太极改造成相互说明的关系。在科学昌明的时代,面对现代宇宙论的发展,综合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思想,发现:朱熹的无极太极之说对现代宇宙论的本体思想无融通之处。然而无极生太极、道生一的宇宙创生及演化思想,为探索宇宙的本体及宇宙的演化提供了新的思维维度,为现代宇宙论的发展形成了不可或缺的哲学背景。     

把握宇宙的两种规范之争

自古以来,人类就试图对自己所置身的宇宙进行整体的把握,当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即近代科学还没有建立以前,对宇宙的整体把握是通过自然哲学来进行的,近代科学兴起以来,自然科学的宇宙学开始在同自然哲学的宇宙论模糊的关系中发展,直到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现代宇宙学产生之后,自然哲学的宇宙论(以下简称“哲学宇宙论”)和自然科学的宇宙     

“天地以生物为心”——朱熹哲学的“生本论”

现代学者多说朱熹哲学是“理本论”,事实上,朱熹哲学的骨子里是“生本论”。朱熹“生”本体论是以“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个命题来体现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其“生本论”,我们需先了解朱熹理学的运思特色。朱熹理学通过心、理综论人生界和宇宙界,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按照其“一体两分、两体合一”的论说方式,心是人生界最重要的概念,理是宇宙界最重要的概念,而如何贯通天人,使心与理、人生界与宇宙界两体合一,成为朱熹本人运思的关键。然而,对“天地以生物为心”命题的阐明,关系着一系列基本问题:天地到底有没有“心”;如果天地有“心”,它到底…     

王弼易老学中宇宙论和本体论的结合

宇宙构成论、宇宙发生论和本体论是三种相互不同的学问,应注意加以甄别。王弼哲学的特点是不讲宇宙发生论,继承前人的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实现了两者的融合。而王弼易老两注对宇宙构成论和本体论的融合又有不同,其《老子注》成书在先,可能受了何晏的影响,持“圣人无情”说,在继承汉代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追、究其构成的终极原因,把这原因归结为“道”或“无”。其《周易注》成书在后,持“圣人有情”说,在讲宇宙构成论的基础上探索不同时世分殊的形式,将这形式称为“义”或“理”。他的老学与何晏哲学的共同点较多,同属于正始玄学的初创期;他的易学对唐代理事说和宋代理一分殊说影响颇大,属于正始玄学的成熟期。     

朱熹“理”的价值内涵

“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朱熹哲学是以“理”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而形成其内在联系，建立其逻辑结构的。“理”在朱熹哲学中，涵义甚为丰富，其“本体”义、“形式”义、“规律”义，学术界论述颇多，而对其“价值’议，却探讨不够。其实，“理”作为价值范畴，在朱熹哲学中的重要性并不比它的“本体”义为低，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本体”义更为重要，更能体现朱熹哲学的基本特征。朱熹哲学中，“理”的价值涵义，概而言之，约有四端。一、“至善之理”是万物价值的本原朱熹以理为宇宙的本体，理…     

朱熹哲学中"太极"概念的几种涵义

评述朱熹的太极范畴并不是简单的问题。哲学史上认为朱熹的形上学是从宇宙发生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而太极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概念。这种看法大体无差。但笔者认为朱熹的太极概念中有几种含义可作详细分疏。关于太极,朱熹在他的文章中或者在与学生之间的谈话中所述内容中有种种不同之处,甚至互相矛盾,令人迷惑不解。《朱子语类》中说到“太极”处,共有334次。在《朱子语类》和《近思录》首篇涉及的问题中我们会发现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心目中的太极,与宇宙论的“天地”、存在论、本体或心性论的“理”、“性”等又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     

浅谈栗谷的四端七情论

关于“四端七情”的问题在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哲学的心性论方面占有核心的位置 ,但并没有被朱熹以后的性理学者们继续关注 ,却得到韩国朝鲜王朝 ( 1 392— 1 91 0年 )的性理学者们的吸收及发挥。退溪与栗谷并称为韩国性理学的双璧 ,虽然他们都受到朱熹哲学的影响 ,不过在朱熹哲学的基础之上两位学者都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栗谷的“四端七情说”在理气之妙、理通气局、气发理乘等理气论的基础上发挥了朱子学 ,他反对退溪理气互发的观点 ,对朱熹哲学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朱熹理学视域中的“乾坤”

朱熹在继承前贤学说的基础上,在其理学视域中对乾坤二卦的意蕴提出了深辟的见解。他指出,乾坤乃是健顺之理,此健顺之理既是天道运行的基本品格,也是人物所本具之性,健顺之道通贯天人。从天人宇宙生化消息的理气关系着眼,朱熹认为"元亨利贞"是理气运化的具体展现,是"一个道理之大纲目",元亨利贞呈现之理即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理。在他看来,"元亨利贞"的义理关系与《太极图》完全一致,既是在表达一种宇宙本体论,也是在表达一种性情论。以朱熹之见,乾坤健顺之道落实于人生界具有功夫论的意义,是成就人生德业的基本修养途径,既强调刚健进取,又注重虚顺守敬,内外两进。朱熹对健顺之性和健顺功夫的体认最终都被写进《四书章句集注》之中,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范浚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意义北大核心CSSCISSCI

宋儒范浚的理学思想涉及心性论、工夫论和宇宙论。其心性论提出"性命心仁无二"、"止而觉"谓仁、"天下一性"等观点,近陆王而与程朱一派有所分别;其工夫论提出诚与不欺、思与敬、慎独与自牧、知耻有悔、学与养等存心、尽心、尽性的观点,又使他与程朱一派有所联系;其以"太一"论宇宙生成,以"皇极(大中)"论本体,有别于朱熹对"理"形而上的单向度认识。范浚的理学思想,善于直面问题本身,独立思考和判断,堪称两宋之交一位独特的儒者和思想家。范浚以及与之类似的基层思想者,是催生南宋儒学思想高峰到来的文化潜流。范浚应该被思想史和哲学史重新认知。     

体用论与传统儒家形而上学

中国早期哲学思维方式属于本源论模式,具有形象化特征,欠缺思辨性。佛教将万物视为相、用,以为其体或为心、或为空等,表现出哲学思辨模式。宋明儒家吸收了这种抽象化思辨模式,其代表之一为朱熹。朱熹以体用论为思维方式,将万物之理视为体,万物之流行与发用视为用,比如道之体为性,道之用为情。体用方式成为朱熹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基本模式。早期的朱熹体用论依然具有本末论色彩,其表现为"中和旧说"。后来的体用论有效地克服了本末论(本源论)的局限性,进入了思辨性阶段,其表现为"中和新说"。朱熹体用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提升为思辨哲学,并成为一种追问终极性存在的本体论。     

中医学哲学基础及中医现代化

1　中医学、易学及形象思维中医学源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素的生活经验和早期的医疗实践 ,以《内经》、《伤寒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体系一直以辩证法和整体观为核心内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自然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 ,为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医学初成的先秦汉初 ,因人们对自然、宇宙和人体的各种现象及关系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假测 ,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奠基作用的各种哲学观如精气论、阴阳学说、五行论、运气论、形神论等 ,对连缀古代医学经验、阐述生命规律乃至创制中医学基本结构予以指导和…     

张载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探微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张载(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1020～1077年)关学的难度最大①,而其宇宙论哲学的难度尤大,产生的歧义令人相当困扰.我们可以把张载宇宙论哲学存在的问题聚焦为:张载所谓"太虚"概念的涵义、意义和实质是什么?如何从"太虚"与"气"的地位、状态和作用等方面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太虚"与"气"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对张载宇宙论哲学特质乃至其哲学基本性质的理解.作为解决这些跨世纪难题的尝试,本文拟分以下三部分进行探讨:搭建两层结构的宇宙论哲学诠释框架,"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宇宙本体论,"太虚即气"的宇宙生成论.文中不当和不足之处,尚祈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论阿赖耶识建立中的两种意趣——以《解深密经》与《摄大乘论》之阿赖耶识安立为中心

本文讨论唯识学的核心概念阿赖耶识建立过程中的两种意趣:一是针对有情流转的业果安立,二是针对一切法的缘起安立。从哲学角度说,有情流转的业果安立是生命论问题,而一切法的缘起安立则是宇宙论、本体论问题。早期唯识学思想中,生命论与宇宙论两个问题是分开解说的;而后来随着唯识学理论构建、逻辑发展越来越精致严密,阿赖耶识的内涵逐渐由有情流转之业果安立的生命论问题,扩大为对一切法之缘起安立的宇宙论、本体论问题,走向把生命论问题与宇宙论、本体论问题合在一起论说的理论构建模式。正是由于这个理论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后来唯识学思想的种种衍化,可以说,由缘起论向识变论的转向,由无相唯识向有相唯识的转向等,都与这个"扩大"有根本性的关系。这个问题难度极大,在哲学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理论成就。     

朱熹理学对道家、道教思想的援用

在理本论上,朱熹借助于老子的“道”将先秦表征法则或规律的“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在宇宙生成论上,他的“理——气——物”,既与老子和《淮南子》的生成模式相似,又在动静观上援用了老子“归根日静”思想。在修养论上,他将“收敛身心”。“以静养动”、“惩忿窒欲”等作为“持敬”的涵养工夫,表现了对道家的“主静”说和道教的“守静去欲”说的认同。朱熹援用道家、道教思想的价值,不仅使他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并且也揭示了儒学创新必须根植于文化思想的积累、震荡、融合及巧妙运用基础上,方可获得成功的发展规律。     

朱熹与科学

<正> 对朱熹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国内外已有不少评论。褒者常常引用美国R.A.尤里达教授的话:“现今的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富,也不仅仅是亚理士多德、欧几里德、哥白尼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的物理学和自然观》,见《美国物理学杂志》43卷第2期)李约瑟也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或许可以说,他(指朱熹)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2卷506页)贬者则认为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以后,统治中国七百余年,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技术就由宋元高峰渐趋跌落。十六世纪以后西方近代科学革命骤起,距离越来越大,造成了一百多年来的落后局面,以至今日之艰难,对此,理学难辞其咎。这是一个颇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