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主”考

直至今天,无论是官方、民间还是学界,各方面对基督宗教"天主"神名的使用似乎过于自然而然,还少有学者去仔细爬梳"天主"的来历和中西源流。文章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利用一手的史料,首先从"欧洲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谈起,通过仔细考察利玛窦《天主实义》、罗明坚《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葡汉辞典》《中国诗集》与范礼安的《日本要理本》等原始文献所存有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来分别清理并交代他们与"天主"间的联系,追溯明末"天主"译名的真正源头;进而尝试以"天主"译名考诠作为一经典案例来发掘其对于当今比较宗教学的方法论以及基督教的中国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义。     

上帝存在的中国化证明

<正>2021年10月30日，新华社发布的《习近平讲述的故事》中，习近平总书记称利玛窦是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2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利玛窦不仅将西方的宗教、文化、科学带到了中国，也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带到了西方。在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利玛窦留给我们最大的基石，同时也是最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是他在《天主实义》中提出的“吾国天主，     

《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比较研究

正本文旨在对利玛窦的两部重要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与《天主实义》作比较,从文本内部探讨两者的本质差异。探讨和比较的目的是想发现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转移"意义,也就是自1601年到1608年,在对中国文化渐趋深入了解的背景下,利玛窦这位西方文化的承载者的文化输入策略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从强势的刺入变为柔和的导入;从言辞     

我们的父亲亚巴郎

我们的父亲亚巴郎《创世纪》的前十一章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其特点着重于教理，同时又以历史为依据。但是，从第七章起，准确地说从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起，文章就进入历史了。其大致时间为公元前二十世纪。《创世纪》第十二章讲的是天主子民的起源。天主通过简选...     

中国神学三人行（二十）

罗严锡禹：罗明坚及其《天主圣教实录》 明坚（Michele Ruggieri）,教名弥格尔（Michele）,字复初,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1579年7月20日奉调来到澳门,根据范礼安的指示学习中文。在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上,罗明坚是一个过渡型人物,他最早学习中文,最早进入中国广州、肇庆,他把比他小九岁的利玛窦带入中国,1589年奉命返回欧洲,从此再未东顾,1607年5月11日在意大利去世。     

利玛窦《天主实义》及其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发展之影响——为纪念利玛窦逝世400周年而作

引言 《天主实义》是明末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利玛窦神父一部杰出的神哲学著作。初稿撰于1595—1596年间。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传统时代的士大夫们介绍了西方天主教的神哲学思想,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与冲撞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版本极多,     

圣名之争(三)

<正>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Nicclo Longobardo,1556-1655)执掌在华耶稣会士,对"天主"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质疑。在他的支持下,耶稣会对利玛窦的主张进行了调查。1621年,耶稣会在澳门召开会议,讨论利玛窦与龙华民的主张,结果支持利玛窦的一派赢得了胜利。然而,龙华民并未就此罢手,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反对使用     

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与儒学的融合和困境

可以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１６０３年北京）是东西思想互相适应而成的杰作。根据利玛窦的说法,基督教所追求的道理也是儒家之伦理理想：“仁义”而已。但内容上,他所述的“仁”是人类对天主的爱。其说明方式更是积极适应于儒家文化的基本观念。然而,利玛窦批判宋明理学,而引起若干难题如下：１）强调精神与肉体分立的二元论,使人人追求属“神性”的灵魂之永久幸福,因而明显地否定在现世的人生价值;２）在利玛窦看来,理只不过是附属于万物（即自立者）的“依赖者”而已。所以,理（依赖者）不能成为自立者（万物）之元。３）按照宋明儒学之说法,道德修养是纯属于道德的问题。虽然利玛窦也强调以自由意志进修“习善”的功夫,他的修养功夫毕竟非与上帝身后的奖罚结合不可。因而这种态度被儒学视为非以成就道德为目的的一种功利论而受到排斥。因此,笔者认为：从一面看《天主实义》是个基督教适应于儒家文化之明显的表现,但从另一面看它是个否定宋明理学之明显的批判     

晚明时期天主教与儒学思想的会通 以利玛窦《天主实义》为例

正利玛窦写作《天主实义》的目的并非完全着意于宣讲天主教神学思想,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会通天主教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阐释方式。利玛窦会通天主教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这段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为今日的天主教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值得深入挖掘和探索。     

我信罪之赦

一、罪过的赦免。谁有赦罪的权力? 人是天主创造的。服从天主的命令,按照天主规定的行为准则生活,是人类本有的义务。天主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服从遵守天主的诚命,也可以不服从、不遵守。这种不服从不遵守,就是对天主的犯罪。教理问     

从福柯重读爱比克泰德、利玛窦、王阳明之间的“知”与“行”

福柯《主体的诠释学》不断提及爱比克泰德，并试图通过“看护自己”(epimeleia heautou)与“认识你自己”(gnōthi seauton)的关系，描述古希腊哲学向基督教观念的转换以及“主体的现代模式”之生成。而爱比克泰德也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思想的起始，利玛窦的《二十五言》便是编译其《道德手册》。利玛窦撰写《天主实义》是“引用中国经典来说服士大夫”,《二十五言》则似乎要借助爱比克泰德勾连中西之间的教化传统。然而如果以利玛窦和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互为参照，并虑及利玛窦《交友论》和《二十五言》的编译由来及其与王学弟子的交往，那么，“知行关系”究竟是落实于道德践履、还是通过“行”而重构一种理解结构?其中的意义或许在“语内”和“语际”的比较中更为清晰，并当在“相互批判”中得到“双向阐明”。     

中国基督教图像历史进程之二十二:明代游文辉的宗教绘画

<正>游文辉(1575-1630),字含朴,他是中国最早的天主教修士之一,宗教画家。据利玛窦的回忆录记载,游文辉出生在澳门一个天主教信徒的家庭。1593年,游文辉到耶稣会在日本设立的学校里接受绘画方面的训练。1594年,为促进中国本地教会的发展,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神父在澳门设立专门培养中国青年的天主教学院,游文辉也在该学院受训。1598年,利玛窦欲去北京传教,需要同行者,在他的要求下,范礼安神父派遣游文辉来内地协助利玛窦。1598年,游文辉抵达南昌。同年9月,     

浅议清代宫廷肖像油画的典型意义

一般而言,明代是中国早期油画的肇始期,起始动机是传教士出于传教需要而作的圣像故事绘画.能够真正影响到中国早期油画发展的,还是在油画自身发展纯熟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之所以是中国早期油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无疑与他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给明神宗的贡品有关.清姜绍书《无声史诗》中记:"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踊踊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利玛窦"条也有对于这幅圣像画的详细记述[2].他将油画带到了中国统治者面前,由于文化精英和统治者的话语权的主流意义,使得这幅油画具有了标志性.     

罗马教廷回应圣经批评运动的七大文献

天主教作为思想和建制统一的大公教会,对圣经批评运动和思潮的回应最为全面和严肃.罗马教廷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大公会议宪章、教宗通谕和信函的正式文件中多次对圣经批评运动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七大文献分别是:特伦托会议《关于圣经正典的敕令》(1546年),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的《天主之子宪章》 (Dei Filius,1870年),利奥八世的通谕《上智之天主》(Providentissimus Deus,1893年),本笃十五《安慰之圣神》(Spiritus Paraclitus,1920年)庇护七世通谕《圣神之默感》(Divino Afflante Spiritu,1943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天主启示宪章》(Dei Verbum,1965),以及本笃十六最近的牧函《主之道》(Verbum Domini,2008年).本文拟以这七大文献的要点和历史背景为切入点,梳理圣经批评运动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天主教义教理和学术思想的影响,最后反思圣经批评所引起的基督宗教学术思想面临的困境.     

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

罗明坚所著的《圣教天主实录》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文献,这份文献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国文化西传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收藏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罗明坚用拉丁文写的《仁义礼知信》,不仅包括了《圣教天主实录》的部分内容,还包括对中国的简单介绍。通过对这份拉丁文文献的作者、文献的基本内容以及这份文献首次向西方介绍的中国内容的研究,进一步说明罗明坚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奠基地位和他在中学西传上的开拓性贡献,同时,揭示出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内在关联性。     

柏拉图与柏拉图主义在晚明中国

晚明时期，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系统译介不同，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是点缀于主流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译著和其他各类西学著作中而传入中国的。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所论通往天主的三条道路，对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思想多有倚赖，且可能受柏拉图主义者费奇诺的“古代神学”思想启发，在中国古籍中寻找天主存在的痕迹。普罗提诺的“流溢说”和柏拉图的灵魂论，则是作为正统创世说和灵魂论的典型异端被引入中国。在伦理学方面，“罢辣多”多次现身说法，以故事和格言的形式，在童蒙教育等方面进行道德教诲。     

清代文人诗歌中的洋教与洋俗(六)

三,清代文人眼中的西洋画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西方传教士逐渐把西方的绘画及其技法传入中国,其作品被称为“西洋画”,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洋画,常以宗教物品出现,如早期的耶稣会以传播天主教为目的,在传教士来华时均携带了一些天主像、圣母像这样一些美术作品。根据明末清初人姜绍书’（生卒不详）所著的《无声诗史》一书中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     

马克西莫斯:“二性一位”基督论的忠诚捍卫者

"一位隐修士,圣马克西莫斯,因其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基督徒传统赋予他‘宣信者’的称号。为此称号,他以其自身作了信仰告白,同时,为了维护对于耶稣基督真天主亦真人、世界的救主这一信仰的完整性,他饱受摧残"。这段文字是2008年6月25日,荣休教宗本笃十六在他的"周三教理讲授"中介绍马克西莫斯时所说的话。教宗称马克西莫斯为伟大的东方教父,肯定他紧随奥力振等人的亚历山大     

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1　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士初来中国,因语言生疏,对“ceus”一词的中文译名,未能确定,采用译音“陡斯”。利玛窦来华后,才开始用天主二字。他研究中国古书,看到中国早已用天与上帝指天地主宰。而改用天和上帝,不用天主二字;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谓天是苍苍之天,而上帝亦非指天地主宰,利玛窦又采取天主,天,上帝三个名词并用。因此引起传教士对此译名的争论。 崇祯元年（1628）正月为了统一此译名,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阳玛诺、龙华民、金尼阁、高一志、毕方济、郭居静、李玛诺、鲁德昭、费奇规、艾儒略、黎…     

辩护与疏离:汤若望与《主教缘起》研究

汤若望(Johann Adam von Bell,1591-1666)在华传教经历被其撰修历法之贡献所掩盖。汤若望通过撰写汉语天主教著作向晚明士人介绍更加完整的天主教教义,尤其是有关基督论的内容。汤若望在《主教缘起》这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天主教的天主论、天神论、灵魂论、教会论以及基督论等内容。在论述之时,汤若望又对佛教、宋明理学展开批评,针对有关天主教教义的疑问或误解展开详细解释与辩驳。《主教缘起》是理解汤若望护教思想的重要文本,其特征是诉诸于天主教传统、《圣经》权威,并提出了对儒家思想极富挑战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