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观在《老子》中的地位

现实世界由万物组成,虽整体上具有质的无限多样性,但具体到每一物,则无一不是有限且实有的。“有限”说明其局限性,“实有”说明其客观存在性和俗常可知性,因此不妨称现实世界为“物有世界”,“物”即“有”,此处“有”概念的内涵是“有限”与“实有”。以物有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可相统一为前提,对其在时间上的终极来源的寻求形成了宇宙生成论,对其存在的终极依据和基础的寻求形成了哲学本体论。由于任何有限物都因其所受的局限而无法解释和决定万物整体上的无限性,因此此终极的统一只能在一切有限物“之外”去寻求。“统一”意味着…     

家：厚的文化与薄的哲学——对李勇教授一文的回应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确实,“家”哲学要在现代世界站立住,就必须经受各种挑战。从“家”问题内部的论域来看,首先要清楚区分传统的家与现代的家,古今之间有联系也有很大差异。今天我们讨论“家”的问题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一定要站在现代世界之中。其次,“家”作为一种普遍性存在,其在中国社会的形态与在世界范围的形态也需要深入辨析,汉语哲学有责任充分汲取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最后,“家”作为社会性论题与作为哲学性论题也有所不同,本文强调从哲学层面来思考“家”的问题。从外部的哲学批评立场来看,“家”哲学还需应对来自自然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个体主义立场的挑战。在这些问题上,“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家国一理”与“家国殊等”——王船山“理一分殊”视域下的家国关系重构

王船山以“理一分殊”说作为处理家国关系问题的基本视域,对朱子“家国一理”说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家国殊等”说以驳斥阳明学。在船山看来,“理一”仅仅是人道“继善”的倾向性,“分殊”则是抽象的继善倾向的差异化人道实践,“家国殊等”就意味着国-天下层面的政治实践有其独立性,政治秩序的形成需要以“絜矩之道”为原则实现制度构建。船山在继承理学传统强调天人相继的连续性的基础上,申明“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更为着眼于人作为一个群类整体的“人道”秩序的真实。     

道教东派丹法特性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目前学术界有关东派丹法有“双修说”“清修说”“配合说”“改造说”诸说,对东派丹法性质判定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学界对东派丹法产生分歧的根由,是源自西派李涵虚在《圆峤内篇·道窍谈》中有意曲解陆西星以开关展窍为“可鄙”的论说。东派丹法诚属同类阴阳栽接之术,以《参同契》中“欲作服食仙,须求同类者”为圭臬。丹法功夫上乘精醇,层层递进,其中陆氏将凝神之方与凝神之处丹家多为闭秘之说,宣于笔墨,为后世之学正道开眼。东派火候三重论,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丹家“圣人传药不传火”的隐秘困惑。     

论科学的人性观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意义

一、人性论争何时休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以及许许多多的科学都涉及人和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常常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人性。但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强调人性天赋。而对这种天赋的人性,有人主张“人性本善”。例如战国时的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恻(忄急)、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它们是四个“善端”。在后天环境中,只要将这四个“善端”加以扩充。就会形成美好的道德;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四端泯灭,那么人就失去了天性而趋向邪恶。另一些思想家则相反。主张“人性本恶”。例如,稍后于孟子的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追求利、欲、声、色和恶劳的本性。而人之为善,是后天习得的。这些后天习得的东西,苟子称为“伪”。他的基本思想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因此,教化的任务就是改造本性,去恶为善,即“化性起伪”。还有一些思想家认为,人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它像大     

借“光”看宇宙,凭“道”说有无

如果哈姆雷特是一个宇宙学家 ,他大概会提出 :“有限 ,还是无限 ,这是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 (ｐａｒａｄｏｘ ,似是而非的“吊诡”) :如果宇宙在时间空间上没有开端和边界 ,那么此前已经过去了无限 ,宇宙就被设想为完成了的总和 ,但无限不可能过去 ,总体也不可能完成 ;然而 ,如果宇宙有开端和边界 ,那么在开端之前、边界之外必须有一个空无的所在 ,但“无”中又怎么生出“有”来 (康德悖论 ) ?这个悖论还是“说谎者悖论” (被认为是罗素悖论的一个不严格表述 )的一个放大版 ,因为它同时具备了“自指” (ｓｅｌ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魏晋玄学中的“理”

“理”这一语词被思想话语所重视是发生于魏晋时期的事件,但当时仅作为一种“虚位”的语言形式,而非内涵明确的“定名”。《人物志》单辟《才理》篇构建起才质与“理”的对待关系,在统称四种差异之理时将“理”提升为一个与“道”内在相关的语词。这种倾向在王弼那里更为明显：“理”与“道”相类,指向了无形无名的统一者,同时“理”也被用来指称有畛有名者的“自己而然”,这一语词刻画了“道”“物”一体关系的两个维度。郭象将性分的根源、主客冥合的自然状态归结为“至理”。“至理”指称了一种无法被彻底消融掉的根据性,这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对“自生独化”这一郭象哲学的究竟结论进行反思。以“知之所不知”的无限客体作为有限者“不得有穷”的背景,郭象揭示出有限者自生独化充分实现的“自得”,应是其哲学的最终指向。     

伊斯兰教界人士應積极自覺地進行改造

“中国穆斯林”今年第6期所载“伊斯兰教界人士的思想改造不能放松”一文,引起我的很大注意,这里我也想談談个人的看法。現在全国人民正在鼓足干劲建設社会主义,我們每个人的任务是要在积极地学习和劳动的同时,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但最近在伊斯兰教界人士中,一部分人产生了“改造的差不多”、“改造到頂了”的松劲思想,这种自滿情緒对个人是极不利的。例如有的阿洪說:“当阿洪的人从小就唸經,哈坏事也沒干过,还有啥改造头呢!”也有的說:“解放后多少大运动都过来啦,大错没犯过,小錯虽有点儿也已經改正了,現在本身沒大毛病,再改造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嗎?”也有的觉得:“个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作了不     

超越“科学”与“玄学”之对立的尝试——论赵纪彬对“实践哲学”的重建

“科玄论战”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系统反思西方科学精神以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尝试,但这场论战也间接导致了“知识”与“行动”的对立。在此背景下,赵纪彬以“行先知后”为理论基石,并由此展开了双向的批判。一方面,他站在与玄学派相近的立场上,批评科学主义对“知”有限性的忽视,只停留于“有限的主观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思想史为抓手,批判了玄学派可能通向的两种错误实践哲学进路,指出其共同的问题是忽视了现代实践和认识得以立足的“有限知识”结构。经过双重的批判,赵纪彬将自己的实践哲学确立为“基于有限知识的实践”,这也为超越“科学”与“玄学”之对立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路。     

评鲍波尔对辩证法批判功能的解释

一、关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的反马克思主义思辨,是和在马列主义哲学中搜寻“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关于人的主观创造性观念、历史的规律性和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改造活动等等之间的“矛盾”。结果我们的批判家们就发现了辩证法的反映-解释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试论如何使道众以庙为家

“以庙为家”是每个道教徒必须具备的思想观念,对于十方丛林中的全真道士来说尤为重要。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在中国道协第六届代表会上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目前少数道教徒信仰淡化、戒律松弛、衣冠不整、道不像道。”①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道教的形象。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少数道人缺乏“以庙为家”的观念。那么到底如何才能使道众做到“以庙为家”呢?对此,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一些不成熟的观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宫观管理者应当加强自身修养十方丛林也就是十方常住,是道众陶融品性、学习道教规法威仪的场所,它应当有…     

站在东西佛教文化走廊上的思考——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双重课题

台湾圣严法师曾在勖勉中华佛学研究所同仁的开示中说过:“要立志做一个宗教家,而不只是一个佛学研究者。但是一位优秀的宗教家,必须有良好的学术背景。”这也就是强调,“佛学研究”与“佛法修持”其实并不冲突。作为佛弟子,不仅要成为一个“佛学的研究者”,更应是“佛法的修持者”。这意味着我们不光要从事佛学研究,更要有担当,成为一位优秀的“佛教宗教家”。本文就是以这样的角度说明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本末体用”互补相资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尝试依留日的修学见闻,尝试探讨中国佛教现代化开展中佛法修持与佛学研究的双重课题…     

老子《道德经》中的返朴归真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众所周知,“在日益紧张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多地憧憬道家的‘返朴归真’思想,回味道学的文化韵味,以改造充实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①道家始祖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中,便蕴含着丰富的“返朴归真”思想。下面,笔者引经据典从“返朴归真”的含义、缘由、途径及意义等方面展开论述。     

应位·有无·心迹——论《周易正义》对玄学的转化

《周易正义》中有一种被忽视的“无应之应”的易例,与“同位有应”不同,“无应之应”体现了玄学对易例的拓展,其理论内涵是以否定性的“无”为基础来建立普遍而本真的相应关系。郭象《庄子注》中大量出现的“无心”被孔疏继承下来,“无应之应”从心性论来讲即“无心感物”。孔疏将郭象“所以迹/无心-迹”这一理解圣人的框架改造为“无心有迹”“心迹俱无”两种形态,“迹”被肯定为积极的“功业”,是“无心之体”的经纶之“用”,这种思想克服了郭象圣人形象的困境,在玄学的基盘上开启了唐宋时期重建政教秩序的历史方向。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看不见的盛宴

离清明还有五六天光景，一大早，手机响了，有短信传来：一杆旗枪，满园清香。 短信脱胎于“清明一杆枪，姑娘采茶忙”，本是龙井村茶谚。“枪”乃“旗枪”之简称。茶家规矩，一芽之茶为“莲蕊”，一芽一叶为“旗枪”，一芽两叶为“雀舌”，茶友巧用茶谚告诉我，新茶上市了。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军事家庭

军长的全家都是军人。孙子，孙女虽然只上小学一年级、但也立志长大当兵，并让全家完全军事化。这天，军长的一位多日不见的老战友来到军长家，明明看到家中有人，可敲了半天门，就是没有人开门，他正在纳闷，屋里传来一个童声：“进首长宿舍必须报告！”老战友只好照办，才得以进屋。老战友相见，寒喧几句便开始参观军长家。各屋门上均挂有小木牌：客厅为“会议室”，孙女的小屋为“女兵宿舍”，孙子的小屋为“男兵宿舍”，餐厅为“食堂”，书房为“首长值班室”，姥姥姥爷的宿舍为“干休所”，老战友心想，军长夫妇的宿舍一定应该是“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