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教的思考

纵观儒学整个发展历史,有一个由儒学向儒教发展转化的过程。在孔子言论和思想中,其宗教性处于潜在阶段。董仲舒将儒学神学化,其宗教性处于显性阶段。唐代儒、释、道并称三教,儒学已成为儒教。宋明理学使儒学的宗教天命观思辩论,并且在儒教世俗化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清末民初,一批学者致力从理论上论证儒学为儒教。儒教在争取大众、维持社会平稳安定、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具有比儒学更多的优越性。     

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儒学思想家,他对儒家的伦理纲常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提出了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我们必须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眼光来对之进行评述,方能发掘其思想的理论精髓。     

论董仲舒的“教化成性”说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较大的哲学家之一。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融合百家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臻于成熟完备。而在他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教化成性”说亦即道德人性论又是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学者在探讨其人性思想时,虽论及这一命题,但对其具体内容、实质、意义等专门展开论述的木多。笔者认为,深入地研究和恰当地评价这一命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教化成性”是董仲舒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俄罗斯“白银时代”东正教的神学思想初探

本文分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文化繁荣的"白银时代"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思想家的宗教哲学思想,特别是"神与神人类"、"神权政治和圣灵的王国"等独特的神学思想。     

从宋学、汉学到戴学——中国主流文化近代转型的深层学术背景探析

一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本位思想文化在历史上发生了几次转型,影响较大的有西汉神学化的儒学、宋代理学化的儒学、明代心学化的儒学、清代经学化的儒学和现代西学化的儒学。在这几次大的转型中,西汉董仲舒的儒学本质上是外儒内法,兼涉黄老刑名,实际上是对先秦学术的整合;宋代     

浅析董仲舒眼中的王道

董仲舒的哲学尽管把"天"摆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一切都托付给"天",一切都由"天"决定;但其立论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宣扬.抬高"天"的地位,而是通过把"天"融入其思想中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帝国的社会管理和君王的行政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服务.所以董仲舒的哲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神学以及充满所谓的神秘主义,其实质上仍是一种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孟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论儒学的宗教功能与内在超越

中国儒学非常重视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关系,同时也不乏超越性的宗教感情。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它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而且不断吸收佛、道等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在政治理论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面都显示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发挥了相当的宗教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国儒学的宗教性特征表现出具有不同于西方宗教文化的特点,西方宗教注重人与神之间的宗教信仰关系,追求灵魂不朽的外在超越;中国儒学则以其特有的内在道德的超越形式,以宇宙本体为本原,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反映了一种力求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的意义上超越现世的宗教品格。     

董仲舒的新诠与重估--读《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

如何定位董仲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系统的价值与意义,又会对儒学发展史的分期产生重要的导向。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为儒学争得了官方的认可及主流的地位,也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并深刻影响了其后儒学发展的轨迹。董仲舒作为汉代的群儒之首、儒者之宗,实为与孔子、朱子同等重要的儒学大师。贬之者则从道统论出发,以原始儒学为参照,坚持心性体证的成德之路,将董代表的汉代儒学视为歧出,不是纯正的儒学,更有视之为“儒学一大没落”。无论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思想系统仍具有其当代意义：“董子思想学术给我们的启示是,历史文化具有一种生命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乃表现为历史和经典对每一时代之思想创造的内在参与,并由之而具有切合于当下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之教化的功能。”［1］由此,董仲舒不仅创造了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独具特色思想体系,并对社会生活和个体精神生命展现了自觉的教化功能。刘红卫博士新著《董仲舒与儒家文化的普世化--董仲舒天人思想研究》亦有见于此。此书专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对其天人体系、天人体系下的人性理论、元理论体系、天人感应思想诸问题,探赜索隐,辨微钩玄,做了深湛、细致的研究。天人思想可以说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拱顶石,历来被研究者所熟悉和重视,但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的东西,往往越会被成见所束缚。刘博士不囿于成说,不依傍他见,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这一“老”话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发人深思。此处试图就此书的理论特色,择其大要,略陈管见,以方便大家更好地了解此书的创获。     

儒教论争中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意蕴及其意义——以儒教论争中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诠释为中心

在儒教论争的视域下,董仲舒对于理解儒教(儒学)的基本性质、存在形态与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任继愈的“儒教是教说”、李申的中国儒教史研究,以及反对者提出的质疑与论辩,均对董仲舒进行了重点研究。各方关于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宗教属性,争议不大,甚至可以说存在一种共识。同时,儒教论争中亦广泛存在着对于宗教神学的批判精神以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思想意蕴,这对于儒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调均”看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儒家"均平"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均平"思想的主流,"调均"是其主调。先秦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有"均平"的思想,而儒家最为系统、深刻。董仲舒的"调均"思想使得"均平"思想儒学化,是儒家"均平"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更化、调均、善治,推行并体现仁政德治,是董仲舒政治思想的逻辑和归宿。"调均"思想体现了儒家的公平观,对于防止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践行中道、实现和谐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调均"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     

评海峡两岸的董仲舒思想研究

董仲舒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有汉一代思想文化形态的奠基人。认真研究董仲舒思想,给出科学的评判,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其思想特质和历史作用,而且有利于我们厘清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机制,把握其特质、价值和局限,这对于我们深化文化研究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对同为炎黄子孙而暂时各具不同价值系统的海峡两岸的董仲舒思想研究,作一鸟瞰式的描述和评析,就不仅具有文化建构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沟通两岸学术生命的精神价值。     

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

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历史评价

以复礼为主要宗旨的儒家思想产生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大变革时代。从社会效果看,它的降生有点不合时宜,但因为它植根很深,故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虽历经历史风雨,终于生存下来,至今仍影响我国的民族心理、思想方式、道德伦理规范乃至风俗人情。从先秦直到明清,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神学化,魏晋隋唐的援佛、道入儒,宋元明的儒学哲理化等变化,但这些都是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形态上的更新。至于早期启蒙思想虽然涵着“新的突破旧的”时代精神,却仍然束缚于“死的拖住活的”的桎梏。今天,不能无视儒学存在,更不能简单地抛弃,只能因势利导,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同时博取和融汇外来文化之精华,创建新的文化体系。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天人三策:儒生与帝王的共识与盟约

如何解读董仲舒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是君臣之间的庙堂应对?还是师生之间的传道解惑?其实,还可以将"天人三策"理解为西汉时期儒家士大夫与君王为开启政治合作的协商与对话。从"天人三策"到"《春秋》大义",表达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与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之间在实现政治合作过程中的思想共识与政治盟约,最终推动了中华儒教文明的完成。     

儒学价值观推动政治思想发展作用探析

早期儒学的价值选择重在道德价值建构,从孔子开始,孟、荀继承发展的儒学价值建构影响深远。孔子援"仁"入"礼"确立儒学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孟子的价值选择着重以"义"补"仁",荀子"礼"之为用,重回礼法的价值立场。儒学的价值选择通过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输出价值观念,形成了仁政、德治、民本、礼治、教化的传统政治思想特征。及至当下,儒学价值观的有益部分推动"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以德治国"的施政方针、"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等当代政治思想深入发展,促使中国政治走向更加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